燕京大学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政界和宗教界。著名校友：雷洁琼、黄昆、侯仁之、孙道临、费孝通、谢婉莹（冰心）、李慎之、周南、赵兰坤、黄笃修、王仲翰、林孟熹、萧乾、唐振常、唐人（严庆澎）、谭文瑞、蒋荫恩、朱启平。
[附文]两位当家人
司徒雷登（1876～1962年），美裔在华教育家。生于中国杭州，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喜欢吃杭帮菜，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一位纯粹的美利坚人；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1904年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为传教士，其实也严格执行着对中国进行西方文化侵略的使命。1908年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4年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京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悄然返回美国，随即退休，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园内，但是直到2008年11月才被安葬到杭州（他还是杭州市的“荣誉市民”）。
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陆志韦（1894～1970年），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长期从事心理学、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教学工作。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读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校长等。建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27年4月，陆志韦应司徒雷登校长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他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该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并引进西方现代心理学，主讲系统心理学课程，成为中国心理学的先驱，与潘光旦并称为“南潘北陆”。1928年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主席，1934年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他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又有很好的人品），做了大量具体的校务工作，直到抗战爆发。他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夏，拒绝参加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抗战初期坚持在“孤岛”继续办学，继续参与校政。1941年与几位教授被日军捕后，仍保持民族气节，绝不投降。1945年重建燕京大学，领导复校工作，再度任燕京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主持行政事务，支持爱国反蒋的学生运动。
13、1917年A：东方曙光
上
蔡元培，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弃官南下，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蔡元培回到浙江家乡，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1902年，同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回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反对清末钦定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而以达到“实体世界”（即观念世界）为最终目的。并认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是造成现世幸福的教育，“世界观教育”是追求实体世界的教育，美感教育则为达到实体世界之手段。并起草《大学令》，确立“学”与“术”的分离，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大学教育宗旨。他这些教育观点，后来成为民国政府制定教育方针的依据。任职期间，曾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制统治，退出内阁。1913年赴法国考察教育，1915年与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7年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民主管理与教授治校，并提出许多措施整顿校风，使经过改造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使北大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文理综合的第一学府。此后10年，北大达到发展的最顶峰。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多方营救北京各大专学校被捕学生。五四运动后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教育。1920年初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
1927年蔡元培回国，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得北大思想解放，学术繁荣。1月9日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上，他对学生提出3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即“培养人格”。
1918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强烈反对工具论的观点，声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陈独秀、李大钊、朱家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沈尹默、刘文典、徐悲鸿、马裕藻、马寅初、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李石曾、朱家骅、周鲠生、陶孟和、陈垣等一批重要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再加上先后来到北大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梁漱溟、马叙伦、顾颉刚、钱穆等，一时大师云集，北大因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北大也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北大教授“南陈北李”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自1935年至1976年去世，长期作为中共实际的领袖人物。
据曾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朱偰回忆：
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胡本是前清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在推尔蒙大学毕业，专门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代理校长。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也有封建文人如黄侃、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捧捧女伶；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异常缺乏。
辜鸿铭（1857～1928年），字汤生，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却终生留长辫，穿旧服，纳妾，爱女人小脚，主张君主立宪，1915年著《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提出中国人兼有深沉、博大、纯朴、灵敏四大优点），并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其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侃、刘师培为代表。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炫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古文。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
蔡元培到了北大，觉得这种学风、文风有改变的必要，遂决心大加改革。1917年初，首先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复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当时北京大学分文、理、法3科）。不久胡适从美国留学归国，又被聘请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了刊物《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向旧派开火。钱玄同又从而和之，刘半农也摇旗呐喊，这是所谓新派。国文研究所（当时还没有设系，相当于后来的中国文学系）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生方面亦创办《新潮》杂志响应《新青年》，声势十分浩大。于是姚仲实、陈石遗等不安于位；黄侃、刘师培也先后去职。北大学风、文风为之一变。这是新派对旧派交锋的第一回合，结果是新派旗开得胜，旧派败下阵来。
《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经陈独秀主编，始改为此名，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经常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当时与《新青年》对立的，在北大有《国故》，在南方有《学衡》杂志，更有林琴南在上海利用《新申报》发表《蠡叟丛谈》，向《新青年》进行攻击。《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得并不出色。教员中只有黄侃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新派而已，但是他向不执笔。刘师培写了一些文章，但是他只谈旧学，却未还击。《学衡》杂志出版较迟，以南京高等师范的柳治谋、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主体。他们代表封建文化，宣扬所谓人文主义，用文言文来批评反驳，不是《新青年》对手。《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采取攻势，锋芒锐利，猛厉无比。其中，以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钱玄同也参加论战，但以发表随感录与通信之类为主，大多短小精悍，像一把尖刀似地插中敌人要害。后来陈独秀于1920年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革命传单，为段祺瑞军阀政府所捕；胡适又分化出来，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青年》不久就就停办了。
蔡元培的另一措施，是取消过去北大的分科制度，改设14个系，后增加到二十几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哲学、教育、法律、史学、政治、经济、中文、天文、心理学、社会学、东方文学、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此外还有预科，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均直接隶属于校长及教务长之下，使北大成为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曾到德国、法国留学，受到欧洲大陆上自由研究风气的影响。所以他做北大校长，便提出“兼容并包”的政策，并做到“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不管属于何种派别，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北大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辜鸿铭，也居然在讲台上高据一席，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在哲学方面，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张颐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并宣扬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北大教授和学生办的刊物，如《每周评论》、《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新生》……层出不穷。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蒋梦麟写道：“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后来是许之衡。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蔡元培也感到校内外责难纷至沓来，不好应付，所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加以解释。
当时北大的自由研究风气，是经过一番斗争而后树立起来的。有人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混乱现象归罪于北大，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政策实为祸首。这是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的妄议。如果没有当年五四运动以后百家争鸣的盛况，就不会取得后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时代北大自由研究风气的发达和兼容并收政策的实施，正是历史发展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的3个代表。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军警当场逮捕学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朱家骅、胡适、鲁迅当时为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京剧》评选“新中国柱石”十佳人选，蔡元培获第一。
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2月，蔡元培曾再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只是时间并不太久。
下
1930年底，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后3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当时北方时局虽然扰攘不定，学校经费虽然时发时欠，然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和言论出版上还是比较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