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基山北部地区，山火通常是雷电引起的。只要抵达地面，任何雷击都有可能引起山火爆发，但只有带持续负载电流的雷电才能引发火灾。在落基山北部地区，据估计，每25次雷电中，有1次是能够引发火灾的云对地雷击。从云层到地面的初级闪电移动相对较慢，约为光速的二千分之一，但它在返回的过程中，速度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并使里面的气体加热至5万华氏度。这么大的能量击打一棵树，会使树木温度立即上升到燃点以上，有时候，树木直接就发生爆炸。燃烧的木块猛力投掷到森林里面，如果条件适合火情，就会燃成一片。
火是一种化学反应，以光与热的形式释放出能量。在森林火灾中，能量最初是从太阳通过光合作用获取的，并以纤维素和木质素的形式存储在植物里。从已经在燃烧的火或者从雷电中获取的热能，使纤维素和木质素变成可燃烧的气体，这些可燃气体从木头中推挤出来，在称为快速氧化的一个过程中与氧气结合。在任何一种火苗的基部，都有一条清晰的、尚没有点燃的过热气体能带、很薄的一个已燃气体蓝色区，以及很宽的一条遇热发光的黄色碳粒子带。这个过程生成的热量继续驱动可燃气体从更多的燃料中产生，它们燃烧时会生成更多的热量。热能还能推挤出水分，从而加速燃烧过程。只要有足够的空气、燃料和足以引燃更多燃料的热能，火就会保持前进。只要火保持前进，火三角就会保持稳定，并继续形成制造火灾必需的燃烧条件。
热柱型火灾更多情况下称为火风暴，它是同样的一个循环过程，但规模更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火三角的三个角不仅仅提供燃烧的条件，而且还会彼此放大，形成预示未来灾难的反馈环——称为“极度燃烧特性的协同现象”。如同在所有火灾中一样，热能会产生风，风使燃料燃烧更猛烈，生成更大的风。如果高燃料负载被引入这个反馈环，就会使烟雾与气体构成的对流圈活动起来，控制局部风的运动模式。二战期间，盟军轰炸机在德国的汉堡和德累斯顿两个城市故意引发了火风暴，当时，高燃料负载是用数万吨常规燃料点着的密密麻麻地挤作一团的房子。对流引擎启动后，差不多就不可能停下来了。整片林木跟一棵树一样燃烧起来。旋风在风暴的内部扭动。过热的燃料在一种称作“区域燃烧”的现象中发生自动燃烧。这样一种火情可在一天之内将十多万英亩木材像揭膏药布一样揭掉。
另一种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天灾是连续的树冠火。树冠火的发生，是指火苗沿着所谓的梯级燃料爬到树冠，再由疾风横吹到各地。1967年，一场连续树冠火跨过爱达荷州锅柄样的狭长土地，4英里宽的锋面在9小时内把16英里的木材烧成木炭。据计算，桑丹斯大火的燃烧速度是每秒每平方英尺22，500个英热单位。对照而言，500个英热单位是人类能够控制的外层极限，1，000个英热单位可以描述潜在的火风暴条件。桑丹斯大火释放出来的能量，据估计相当于一枚2万吨当量的广岛类型原子弹每隔10分钟爆炸一次。
当然，并非所有大火都是火风暴，也不是所有火风暴都是大火。罗曼大火中的斯迪普克里克爆发有火风暴的特征，但它局限在一定的区域内，福特希尔大火在重型木材区形成了多个对流柱，但后来发展成为因风而起的大火，两天之内烧光了20万英亩的林木，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势之一。在落基山北部，有很多种风推动火势发展：在山区下沉的喷射气流，因气压之差而产生的顺坡而下的切努克气流，一次24小时移动不停的冷锋，当然还有与火本身有关系的不稳定空气。不稳定空气根据大气状况而有所起落，从峡谷呼啸而上的风，在山脊上转向的风，在单棵树木或大石头上转弯，从而形成高达4，000英尺的旋风。如果时机不对，上述任何一种风都有可能引起火势爆发，造成消防队员死亡。正是这个原因，迈克·里塞就站在山脊上观察云彩，而不是在下面的某个峡谷里扑火。
人人都知道，突击队员总在抱怨内务操作组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因为内务操作组的人弄不好就是在拿别人的生命冒险。不仅如此，突击队员相信，内务操作组的人从来都没有真正动手灭火，因此不能够完全指望他们来做生死决定。有时候，事情的确是这样的。无可避免的，总会有突击队员说“不，我们不想去那个峡谷”或“不，我们不想守在这个山脊上”。但是，更多时候，指挥小组的成员，比如里塞，是一年一年从底层一步步升到权威职位上来的，有的还在底层干了几十年。里塞灭火有差不多20年经验，有两次是死里逃生（他跟我谈过）。有一次，他跟小组其他成员砍了一夜的树之后睡着了，结果差点烧死。另一次，他困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处灌木丛大火里。灌木丛火灾是最反复无常的一种，因为，很显然，灌木丛是极干燥的燃料，山坡又陡，风大得吓人：桑塔安纳风的风速为每小时70英里，一连刮几天不息。那是1979年，里塞还是个二类灭火员，他说，当时他差不多违反了书中所有的安全注意事项。
“我们在一个山脊2／3处的一条公路上做回烧工作，”他说，“因为有海洋气团侵入，我们无法把火烧起来。我们做了两班轮班倒，一直干到第二天，结果遇上了极大的桑塔安纳风，火势一下子就爆发起来。我们当时正在一个峡谷里，峡谷就像天然的烟囱，火焰锋面10分钟就冲到我们跟前了。”
在那10分钟里，队员们想办法跳进一辆油罐卡车里面，开到了一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是两条土路的交叉处。地方不够大，不能够说是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但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他们停好车，蹲在卡车与土路上一段塌陷处之间的地方。队员们吓得发抖，竟然在那里看避火篷上用西班牙语写的使用说明，却并不理解其中的一个字。一伙人在那里猜想说明书的意思的时候，大火正呼啸而过。
“山火经过的声音极大，我们彼此喊话都听不见，”里塞说，“当时并不是热得无法忍受，真正难受的是烟雾。我们调来灭火飞机，听到飞机在半英里外就把水泼下来了。这可真是吓人，因为我们意识到，烟雾已经浓到了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的程度。这是一种失控情形，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过去做过很多值得怀疑的决策的人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经历过更糟糕的山火，但我总能够在局势真正发展到严重程度之前将队员们撤出现场。他们说：‘啊，我们本可以守住阵脚的。’之后他们就看到事情失去了控制。”
1871年，一场森林大火横扫威斯康星州佩什迪哥镇，烧死1，500多人。同一天，芝加哥的一场大火又烧死了300人，那就是著名的“芝加哥大火”。佩什迪哥悲剧却没有以任何名义为人们所知。火是一波一波扑来的，或者跟别的灾难事件一起发生，而佩什迪哥和芝加哥悲剧只是当年一大片山火的一部分，当年的山火从俄亥俄州一直烧到高平原。自1900年以来，美国有700多人死于山火——准确的数字无人知晓，其中大部分人是受雇或自愿充当灭火者的。大规模的悲剧事件多是早期发生的，当时，还没有无线电设备，也没有避火篷，更没有飞机，也没有准确的天气预报。佩什迪哥之后，接下来的一场大火就是1910年的“比格大爆发”。85名扑火队员死于山火，其中一些人是看到隔离带被火跨越后产生严重恐慌而自杀的。国家乐队为棺木吹响丧葬号，在山坡上为他们举行了集体安葬仪式。那只是战争的这一面。
最后，500万英亩森林在1910年燃烧，被火苗烧过的树木为再燃烧循环提供了燃料，结果那场大火一直持续到了30年代。再燃烧会传播到没有火灾的木材区，最后使损失的林木面积翻一番。森林服务处面临木材短缺的可能性，因而也处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结果把灭火列为必须优先处理的紧急事项。国会拨出了专款，消防队伍组织起来了，瞭望台也建立起来了，木材公司修筑了通往山区的道路，电话替代了跑步送信者和马上信使。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消防终于进入了它的英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