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里面，苏洵一一评价了孟子、韩愈、李翱、陆贽和欧阳修的散文，认为欧阳修文章的优点在于自然流畅，平易从容，让人读起来没有艰难劳苦的感觉。这还真让苏洵说到了点子上。其实，即便是欧阳修所写的政论、史论，读起来也轻松自然，并且一点都不缺乏逻辑性和层次感，《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都是这类体裁中的名篇。至于欧阳修记述游览历程和名胜景观的那些散文，就更有隽永的情趣和飘逸的神采，像《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都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名篇，特别是《醉翁亭记》，常常被选入中学课本，当今的大学生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作者以一种优游、从容又不乏幽默的笔调开启全篇，音调高低错落，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不难体味到轻松自得的心态，仿佛都被醉翁的那股醉态给感染了一般。文中最美的，还要属作者对亭子周围景色在早晚、四时之间的美妙变化的描写：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日出云归，显示着山间的朝暮；春花的幽香、夏木的葱茏，秋日的高洁风霜，还有隆冬的水落石出，体现着四季的鲜明变化。作者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能对山间的朝暮、四时有这样细腻、敏感的体察，这醉翁真是人醉心不醉啊！欧阳修因为犯颜直谏、遭到别人的诬蔑而被贬到滁州，年纪刚届四十，便自号“醉翁”，心情的郁闷和压抑可想而知，但是他没有牢骚，没有抱怨，而是寄情山水，在山水之间忘掉自己的形骸，发现大自然中所包含的种种哲理趣味。这其实就是欧阳修游记的个性，也是比柳宗元等人的游记进步和高明的地方（图2-11）。
越是高明的文字，越是苦心锤炼的结果，欧阳修的散文也不例外。南宋思想家朱熹对欧阳修散文艺术的高超十分佩服，也十分了解作者在构思和写作中所付出的劳苦和艰辛。他曾经对人说：“欧阳修的文字，多半是通过无数次的修改，才达到这样高的艺术水平。有人买到了他的《醉翁亭记》的手稿，为了说明‘滁州四面有山’这层意思，一开始用了几十个字，到了最后确定下来，只有‘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其他都给删掉了。”关于写文章，欧阳修还有一个“三上”的说法，就是枕上、马上、厕上——为了琢磨词句，就连睡觉前后、外出行走和上厕所的时间都不放过，确实是“成如容易却艰辛”，用心之苦、用力之勤实在值得后人钦佩。
四、苏轼：用散文写人生
欧阳修之后，他的学生苏轼充任了文坛盟主的角色，古文运动得以继续健康、平稳地向前推进。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州眉山，苏洵长子。幼年跟随道士张易简学习，又受母亲程氏和父亲教养，学通经史，尤其通晓《庄子》和《汉书》。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充满磨难，但大抵能够泰然处之，豁达乐观，除了个性原因以外，同他烂熟《庄子》有很大的关系。东坡经常给人讲《庄子》里面的故事，或者开导别人，或者安慰自己，可以说明他对这部书，从文字到精神都已经运用自如了，达到了《庄子·养生主》里面所说的“游刃有余”的境界。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否真正能够治天下，恐怕没有人亲自试验过，不过一部书对一个人一生影响之大，通过东坡熟读《庄子》就不难看出来了。
嘉祐元年（1056），苏轼和弟弟苏辙随同父亲一起走出四川，到汴梁参加科举考试，第二年和弟弟中同榜进士，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赏。苏轼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举例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虽然饱读经典，却也不知道这个例子的出处，后来当面问苏轼，苏轼说：“这不过是想当然罢了。道理是这样就行了，何必一定要有实事呢？”欧阳修不但没怪罪，反而对苏轼更加赞赏了，称许说：“这个年轻人真是善读书、善用书，将来文章必然独步天下，名声一定会在我之上！”后来苏轼果然名满天下。可见欧阳修作为文坛盟主，还极富识人的雅量，确实堪称一代宗师。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艺全才，诗、文、词、赋、书、画，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而且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出更为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在苏轼的一生当中，确实没有哪件事是随人俯仰，跟在别人脚跟后面亦步亦趋，他总是要标新立异，充分显示出可贵的探索精神。在饮食、器用方面，就自己发明了东坡肉和东坡帽；他在黄州自己酿造过蜜酒，在定州制作过松醪，在惠州尝试过制作桂花酒；他流放海南的时候还自己烧烟制墨以自给，为此差点把自己的茅屋给烧掉。这种性格，成就了一个艺术领域的奇才、天才，同时也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波折和磨难。
他在嘉祐二年（1057）中了进士之后，又通过了制科考试，初授凤翔府签书判官，后来又做到判官告院、开封府推官。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推行新法，苏轼根据事实上书，说新法中有些条款给农民带来了损害和不便，搞得当权人物很不高兴，于是苏轼自己要求到地方上去做官，先做杭州通判，后来又做过密州、徐州的知州，很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改任湖州太守不久，御史李定等人诬告苏轼诗歌当中有些词句包藏祸心，诽谤朝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终于把苏轼弄进了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在当时又称乌台，这次事件史称“乌台诗案”，成为北宋王朝最著名的文字狱。苏轼自料必死无疑，又在狱中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因为苏轼名声太大，在太后的干预下，神宗亲自审理此案，赦免了他的死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到了黄州之后，苏轼形同囚犯，在友人给他找到的一块荒地里躬耕，后来就用这块田地的名称——东坡做了自己的号。四年之后，苏轼改贬汝州。北上途中，苏轼经过金陵，拜会了退休后闲居金陵的改革宰相王安石，尽管两人政见有所不同，却保持了极好的私交。像王安石和苏轼这样的真君子，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多见的。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起用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执政，改元元祐，尽废新法。此时苏轼刚到登州知州任上，就被朝廷召回，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这是负责起草朝廷政令的要职，其实就是宰相的副手。苏轼得到如此重用，是因为他在熙宁中反对过新法，被旧党人士视为自己人。可是苏轼性格耿直，说话做事从来都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从党派的私利出发，这回又犯了这个“毛病”。他提出司马光不应该尽废新法，对于新法中合理的成分应该予以保留才是。这下又得罪了旧党，认为他是在为新党说好话。苏轼在朝中无法立足，元祐四年（1089），自己要求出知杭州，两年后又召还，任翰林学士承旨，很快又被人诬陷写诗庆幸神宗之死，于是外任颍州、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意思是要继承神宗未能完成的变法事业。章惇、蔡京等人上台，他们其实并非改革派，而是伪装的变法人士，纯粹通过投机来打击政敌。苏轼被当做元祐旧臣免官降职，从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再贬琼州、儋州（今海南琼州、儋县）。此时的东坡，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投身荒岛，家人离散，陪伴在身边的爱妾朝云，也在流放途中染病身亡。东坡携带最小的儿子苏过，渡过琼州海峡，在海南度过了两年凄凉而坦然的生活。当时的海南可不是今天这样发达的经济特区，而是雨林遍布、虫蛇野兽多有出没的蛮荒之地，居住在岛上的只有为数不多的黎族人民。东坡这时心态已经更加平和，参透了人生，参透了苦难，安心自处，勤政爱民，深受群众爱戴，同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东坡终于被赦免北归，第二年回到常州（今江苏常州）。东坡早已看透了宦海风波和人情冷暖，再也不想回到汴梁那种充满是非的大都会，只希望能够在常州或者颍州安家常住，没想到就此一病不起，七月就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东坡的一生，多半卷在党派斗争的旋涡里面，逆境多而顺境少，但是他坚持操守和良心，从来都是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话、办事，还喜欢用诗歌、散文和其他文艺作品发表见解、抒发情感，这就不可避免地频频触犯官场的大忌，一次次在官场倾轧中碰得头破血流。尽管备受打压和摧残，东坡还是不肯俯仰随人，无论遭到怎样的诬蔑，无论被贬谪到多么荒远的地方，东坡都能够恬然自适，在压抑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苦难中探索人生的美好，善于用佛教和道家思想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塑造出一种坚持雅操、个性鲜明、化苦为乐、圆融无碍的人格境界，引起无数命运坎坷的知识分子的共鸣，成为古今众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偶像。
东坡超然、旷达的情怀在他的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比如他被贬惠州以后，给他的好友参寥和尚写信说：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东坡把自己比做一个苦行僧人，蔬食饮水即能生存。虽然南方瘴气重，容易让人生病，可是北方人难道就不生病吗？当地因为缺乏医药，病死不少人，但是在京师第一流的大夫手里死去的人更多！东坡用这种幽默诙谐的思考方式去安慰挂念他的朋友，也用这种方法给自己宽心。东坡在垂暮之年被贬到海南之后，家破人亡，生活更加孤苦，只有幼子苏过陪在身边，仍然不失达观，而且加深了对哲理的妙悟。他在《在儋耳书》中说：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发一笑。
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东坡在严酷的逆境中能够随手拈起《庄子》中的哲理故事，加以发挥，为自己开解心怀。世界之大，真是无限大，世界之小又无限小，人若是只把眼光放在眼前的得失利害上面，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心境都要随着这点得失利害去周旋；如果从中超脱出来看，人的生命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小米罢了。海南岛是个岛，难道中原就不是个岛吗？东坡的时代还不知道人是生存在地球上，可是东坡所领会的道理完全一样。试想整个宇宙多么大，地球不过是里面微乎其微的一粒尘埃，何况宇宙之外更有宇宙呢！东坡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能将典籍中的哲理故事略加点染，化成他散文创作中的一种豁达，一种情趣。
无论哪一种体裁，东坡都十分擅长，政论、史论、书序、题跋、杂记，甚至随笔小品无所不精，多能达到出神入化、巧夺天工的艺术境界。篇幅所限，我们只举出《放鹤亭记》中的一段文字来略加欣赏：
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这段文字，乍看上去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有几分相似，也是写“亭”，也是从城郡周围所环绕的山说起，同样说到了四时景致和风雨晦明。仔细玩味，就不难发现两篇文章实际上各有千秋。《醉翁亭记》的笔触乃是从山写到溪水，从溪水写到泉，又从泉水引到亭子，进而再写建造亭子的人，最后说到亭子命名的原因，然后才有了对山间朝暮、四时之景的细致描绘。《放鹤亭记》则略有变化：从山直接说到亭子，进而把四季景观的变化一笔带过，然后多用了几笔描写鹤或翔或立的飘逸姿态，最后归结到命名原因。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方式，前者是层层递进的单线式，后者则是从外围过渡到中心的方式；《醉翁亭记》句尾频频使用“也”字，显得迂回婉转，《放鹤亭记》则几乎没用句尾助词，语气干净利落，全靠短句之间音调的高低变化，来表现轻快的节奏。两篇文章共有的妙处，就是把空间景物放在时间的变化中去描绘，又把文章的重心——亭子放在时空交错中来突显，人物的情感则在不知不觉中寄托在描绘的语言当中，整体上显得浑然、飘逸。
在东坡生前，他的包括散文在内的作品就闻名遐迩，甚至在边疆地区和辽国、朝鲜等地都广为流传。他去世之后，因为北宋的党派斗争，他的作品曾经一度遭到禁毁，不许阅读和流传，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毕竟不会遭到埋没，到了南宋高宗的时候，苏轼的文章再次盛行。陆游曾经说，当时大家学习苏文的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俗语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到了孝宗的时候，更形成了“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郎晔专门编辑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进呈给孝宗皇帝。后来明代公安派倡导小品文，东坡的随笔、小品就是他们学习的典范之一。
东坡像他的老师欧阳修一样，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能够影响、带动很多人去投入文学创作和研究。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另外加上陈师道和李廌，称为“苏门六君子”，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一千年以来，从各个方面受到东坡影响的文人又不知道有多少。东坡是大家，更是大师；不仅是一时一代的大师，更是影响千古的大师。他的影响，当然首先在于散文、诗歌、词、赋等文体的艺术成就，还在于他超凡脱俗、风雅旷达的气质品格，人格魅力的影响大概更广泛、更深刻。
东坡说自己的文章就像是“万斛泉源”般随处可以喷薄而出，就像是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在欧阳修文学主张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进一步发展，是散文艺术上极高的境界。
苏洵、苏轼、苏辙，一家父子三人都是后人景仰的文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后人为了纪念苏氏父子，在他们的故乡立起了三苏祠，今天还有很多人陆续到四川眉山去凭吊。在三苏祠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叫做“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是说他们家不仅父子三人个个是文坛上的奇才，苏轼还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并称“韩柳欧苏”，他们是文体改革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成就最为卓越的大师（图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