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能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叫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亲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也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早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幼帝多，根子还在秦始皇那。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亡故，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驾崩的情况，其幼子继承皇位，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有功之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皇帝年幼只是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设置名为“台阁”的尚书台掌握实权，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的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但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逝，幼帝登基，便无力掌控尚书台。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落入他人手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长大后宦官帮助皇帝夺回皇权有功，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扩大，甚至超过外戚。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但与东汉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