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最终取得了成功。
20世纪50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5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这位艺术家对于这种学说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战争在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1960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度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1960年11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像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1961年春天，他进行了25次电疗来减轻抑郁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1961年7月2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扳机一齐扣动。
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
——海明威
偏执是件古怪的东西。偏执的人必然绝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克制自己，保持正确思想，正是最能助长这种自以为正确和正直的看法。
——海明威
幽默的雄辩家萧伯纳
乔治·伯纳·萧（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天性胆小怕羞，可他后来竟以自己的风趣幽默倾倒了无数听众，成为当代第一雄辩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他立志要革新英国的戏剧，他的剧本果真改变了19世纪末英国舞台的阴暗状况，他本人也成了戏剧界的革新家，掀开了英国戏剧史的新一页。
萧伯纳于1856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小公务员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个没落贵族，母亲出身于高贵的乡绅世家，从小受过严格的上等教育。
萧伯纳年幼时，研究音乐理论的万达里尔李与他们合租了一幢房子。受这位研究音乐的邻居影响，萧伯纳迷恋上了音乐，13岁时，他就能用口哨吹出许多优秀歌剧的片段。可是由于家里太穷，15岁的萧伯纳便不得不辍学，为了维持生活，他进入都柏林的汤森地产公司当学徒。
1876年，萧伯纳的父母离婚。他告别了年迈的父亲，离开了贫困的故土爱尔兰，随母亲来到伦敦。年轻的萧伯纳没有工作，靠母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十分渴望能找到一份称心的职业。他先在爱迪生电话公司外务股找到一份差事，可是不久这家公司倒闭了。别人给他介绍到《大黄蜂》报撰写音乐评论，可不久这份报刊也停刊了。万般无奈的萧伯纳想以写作谋生，但是并不顺利，他的小说，伦敦和美国的出版商都不屑一顾。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所得的稿酬不过6英镑，其中5英镑还是代写卖药广告的报酬。
文学道路的坎坷并没有使萧伯纳灰心丧气，为了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他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写作，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热心于参加社会活动。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从小怕羞，不敢在大庭广众前说话，有时去拜访朋友也迟迟不敢叩门，这样怎么可能被社会承认呢？为了克服这个缺点，萧伯纳加入了一个叫“考求者学会”的辩论会。由于经常当众与学者们辩论，不久，他便敢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了。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特意留起了讽刺家式的发型，对着镜子练习怎样以潇洒的手势来加强演说效果。不久，他便以爱尔兰式的机智幽默赢得了听众，很快就成了一位令人倾倒的演说家。
这时，他阅读了法文版《资本论》，认为这部著作“是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他兴奋地说：“马克思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到历史和文明的真面目，他给我揭示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
1888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上，萧伯纳结识了马克思的女儿、英国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爱琳娜。后来，爱琳娜邀他参加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演剧活动，演的是挪威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由爱琳娜扮演娜拉，萧伯纳扮演高利贷者柯洛克斯泰。
19世纪英国的戏剧一蹶不振，萧伯纳嘲笑它们是迎合低级趣味的“糖果店”，他认为戏剧应该依赖对立思想的冲突和不同意见的辩论来展开。通过《玩偶之家》的演出，特别是听了剧评家朗诵了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后，他感到：“一刹那间，这位伟大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于是，他开始对戏剧产生浓厚的兴趣，安下心来研究易卜生的剧本，并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书。这部著作是一个即将崛起的大戏剧家对另一个已经誉满全球的戏剧家的理论阐述，在欧洲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易卜生的影响下，萧伯纳看清了戏剧这个武器，它不仅能扫荡英国舞台的污秽，而且能倾诉自己对这个黑暗现实社会的不满。于是，他立志要革新英国的戏剧。
萧伯纳的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接受过柏格森、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又攻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1884年他参加了“费边社”，主张用渐进、点滴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在艺术上，他接受易卜生影响，主张写社会问题，反对奥斯卡·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萧伯纳将自己划归于易卜生流派。他主张摈弃以罗曼蒂克、尖锐情景和血淋淋的结局来构筑情节的旧式悲剧，坚决反对以巧合、误会和离奇的情节耗尽观众注意力的所谓“佳构剧”，提倡剧本的任务是引起观众的思考，情景必须是生活化的。他曾明确提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1892年，萧伯纳正式开始创作剧本，他的第一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集》，其中包括《鳏夫的财产》《华伦夫人的职业》《荡子》三个剧本；第二个戏剧集《愉快的戏剧集》包含《武器与人》等4部剧本；第三个戏剧集《为清教徒而写的戏剧集》包含《魔鬼的门徒》等3个剧本。他的这些作品反映的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可恶可怕的方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伪君子们的种种劣行。无怪乎有的剧本上演后，英国当局便视其为洪水猛兽，慌忙下令禁演，但萧伯纳戏剧的上演已在英国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此时的萧伯纳已经闻名全国了。他的戏剧果真改变了19世纪末英国舞台的阴霾状况，他本人也成为了戏剧界的革新家，掀开了英国戏剧史的新一页。
有一次，瘦削的萧伯纳遇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商人。商人想借机奚落他，便说：“人们看见你，就知道世界上现在正在闹饥荒。”萧伯纳不慌不忙地予以回击，说：“人们看见你，就知道闹饥荒的原因了。”虽然他只是在别人的原话里加上几个字，但经过这样的改动之后，谁都能读出话中对商人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奸诈狡猾的无情揭露与针砭意味。这样的“妙答”真是大快人心。
又有一次，有一个资本家想在众人面前羞辱萧伯纳。他大声宣告说：“人们说，伟大的戏剧家都是白痴。”萧伯纳笑着说道：“先生，我看此时此刻你就是最伟大的戏剧家。”想羞辱别人反而自取其辱，这个人脸都气绿了。
在一次宴会上，萧伯纳恰好与某纺织厂经理的太太并座。“亲爱的萧伯纳先生，”这位身体肥胖、娇声娇气的阔太太问道，“你是否知道哪种减肥药最有效？”
萧伯纳注视了一下这位邻座，装出一副正经的神态，用手持着长须答道：“我倒是知道有一种药，但是，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这个药名，因为劳动和运动这两个词对您来说是地道的外国字。”
1896年，40岁的萧伯纳结婚了，婚姻改变了萧伯纳的一些生活习惯。不过，他并没有沉溺于温柔乡里，他仍然勤奋地耕耘着，写出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巴巴拉少校》《皮格多利翁》《伤心之家》《圣女贞德》等大量优秀的作品。
1925年，萧伯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把这笔约合8000英镑的奖金捐给了瑞典的穷作家们。
萧伯纳不仅在戏剧上硕果累累，在社会活动上也颇有建树。他对一切新的、进步的事物，对于世界上伟大的社会变革及政治时事非常关注。他写下了大量捍卫世界和平、维护正义的文章。1931年，75岁高龄的萧伯纳应邀访问苏联，这是他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莫斯科人民热烈欢迎了这位“欧洲最勇敢的思想家”。
1933年2月，萧伯纳和他的夫人夏洛蒂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中，曾经到过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访问了上海和北平。在上海时，他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中国文化界人士，并且还曾应邀去宋庆龄家做客。
1950年11月2日，萧伯纳在赫特福德郡埃奥特圣劳伦斯寓所因病逝世，终年94岁。萧伯纳毕生创造幽默，他的墓志铭虽只有一句话，但极体现了萧伯纳的风格：“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每个不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两个女人。
——萧伯纳
有人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帮助别人的，倘若此话非虚，那么请问，别人来到这个世界又是干什么的？
——萧伯纳
“文坛火枪手”大仲马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称大仲马，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被别林斯基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的各种著作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大仲马信守共和政见，反对君主专政。由于他是黑白混血人的身份，其一生都受种族主义的困扰。
1802年7月24日，被法国人称为“文坛火枪手”的大仲马在巴黎东北方向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镇维莱科特雷诞生。
大仲马的祖父戴维·佩莱苔利原本是圣多明哥岛上的一个充满激情而好色的贵族，家里有一大群黑人奴仆，其中一个名叫露易·仲马的女黑奴给他生了一个混血儿，这便是大仲马的父亲托马斯·亚历山大。
托马斯成人后想去参加拿破仑的军队，可爸爸却不允许他使用自己的姓氏报名参军，这个傲慢的老贵族认为一个混血儿士兵使用自己的贵族姓氏，是有辱门庭的。托马斯只好用母亲的姓氏参加了拿破仑军队。
由于他作战勇敢，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就由一名士兵升为一名将军。拿破仑开始独裁统治之后，由于托马斯是个激烈的共和党人，被解除了军职。托马斯郁闷而死时，大仲马才3岁半。接着，祖父又破了产，大仲马的家境一下子陷入困顿之中。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后，大仲马已经13岁，他的母亲想重振家业，便让他做出抉择，是采用佩莱苔利这个古老而又尊严的贵族姓氏呢，还是保留黑奴的姓氏仲马呢？这两个姓氏的高低贵贱，以及哪一个对自己的命运影响大，少年仲马心里非常清楚，但他还是坚定地对母亲说：“我保留亚历山大·仲马的名字！”
大仲马20岁那年准备闯荡巴黎，但他身无分文，无法成行。偶尔的一天晚上，他来到酒店里与人赌弹子，凭借在乡间游逛时练就的高超的弹子技术，他赢了满满一口袋钱，当夜便告别母亲，狂喜地奔向巴黎。
到巴黎之后，大仲马幸运地遇到了父亲的旧友福阿将军，经福阿将军举荐，他当上奥尔良公爵府上的公务员。生活稳定之后，大仲马把母亲也接到了巴黎。为了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大仲马在当差之余，经常替法兰西剧院誊写剧本，以增加收入。许多精妙的剧本让他深为着迷，常常忍不住放下誊写的剧本，动手写自己的剧本。
有一天他来到法兰西剧院，径直走进当时著名的悲剧演员塔玛的化妆室，张口就说：“先生，我想成为一个剧作家，你能用手碰碰我的额头，给我带来好运气吗？”塔玛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说：“我以莎士比亚和席勒的名义特此为你这个诗人洗礼！”大仲马一点儿也没在意这位大演员善意的玩笑，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在你和全世界人面前证实我能做到！”
然而，大仲马花了三年时间写出的大量剧本，没有一个被剧院接受并上演。直到1928年2月11日傍晚，法兰西剧院才给他送来一张便条：“亚历山大·仲马先生，你的剧作《亨利三世》将于今晚在本院演出。”大仲马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时，才发现自己没有体面的硬领，他连忙用硬纸剪了个硬领，套在脖子上便飞奔剧院。
但是到了剧院他却无法靠近舞台，因为连座席间的通道上都站满了观众。直到演出幕落以后，剧院主持人请剧作家上台时，大仲马才得以出现在台前，顿时，暴风雨般的喝彩声响彻剧场。当时的报纸如此描述他：“他的头昂得那么高，蓬乱的头发仿佛要碰到星星似的。”这个带着硬纸领子的混血儿一举成名，一夜之间成了巴黎戏剧舞台上的新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