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大事谋略家
和珅在乾隆朝后期当政二十多年，深得乾隆帝重用和赏识。乾隆帝虽然处处维护和珅，毕竟是开创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而不是一个昏君。所以，和珅尽管在当政时期贪污受贿，但是不可能一无是处，也绝非不识军国大事的人；否则，不用等嘉庆，就是乾隆也不答应。
由于和珅是被嘉庆帝赐死的，所以官方可能把对和珅有力的证据都消灭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官方记载及民间传说大都对和珅不利。但从仅存的官方资料中，我们也可看出乾隆朝的数次重大用兵，和珅要么亲临前线作为督军，要么负责整个用兵的后勤供应，即便他不亲自参与其中，他也会给乾隆帝出谋划策，为军事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珅在对内的与各少数民族关系和外交事务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现。
不仅如此，和珅在一些经济事务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例如《清史列传》记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京师米价昂贵，各铺户囤积居奇”。竞相涨价，市民特别是贫民叫苦连天。和珅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立即奏请乾隆下旨，令各粮商存货不得超过五十石，否则问罪，市场秩序很快趋于好转。和珅还主张把查出的六万多石粮食或减价出售，或设粥厂赈济百姓，因此曾引起商人和王公大臣的群起反对，据说只有刘墉支持和珅，而京城百姓则拍手称快，甚至有人称和珅为“和青天”。
和珅当政的二十多年中，为了革除弊政，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做了一系列的变更和革新，这事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在这一点上，和珅可谓是一位军国大事的谋略家。不可否认，他的诸多更改大多是为了自己更加专权，这就为清朝的由盛而衰奠定了基础。
和珅在军机处任职20余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军机处做了大量的调整，等到后来和珅倒台，早已将很多政策融入其中，难以分辨了。
洪亮吉就曾经说过：“十余年来，其更变成例，汲行一已私人，犹未尝平心而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屏除。”
嘉庆赐死和珅后，虽然有心彻查他的党羽，但终因人数过多，法不责众，只好作罢。和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首先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军机处章京人数均有定额的做法，而是规定，“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这样一来，军机处的人事任免权就从皇帝手中转移到了和珅手中。从此可以不经过皇帝就可以决定人选。这有利于和珅排挤与自己不和的人。和珅利用这一机会，将军机处中绝大部分不依附于他的人撤职或调出，肆意安插党羽，使偌大一个军机处完全成了和珅的会议室，使他有机会搞“一言堂”。
和珅还对传统的台谏制度做了变更。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因为制度建设的松散和不健全，主要还是由官员进行“人治”。而弹性极大的“人治”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才设立了所谓的“谏官”制度。谏官起源于汉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称“台谏”之官。谏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操守，有权利直接向皇帝上书报告官员的行为或弹劾官员，而且可以仅凭“风闻”即可采取行动，意在引起皇帝的重视。
这一职位大多选用清正耿直之士来担任。而和珅以年青官员办事不如老年官员持重，多非无稽之谈为由，规定谏官只能任用六十岁以上的官员。其实他这是一种变相的削权，试想人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纪，既没有年轻人的锐气，也早已半截黄土盖身，离告老还乡的日子不远了，谁还肯为了得罪其他官员而毁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从执行这个规定后，台谏官员大多缄口无言，对那些不轨行为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形同虚设。
在军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权，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之外，还曾兼任过兵部尚书，掌握过整个国家的兵权。乾隆后期，甘肃农民起义，和珅曾做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后来台湾起义，又是和珅向乾隆举荐福康安任主帅征讨台湾，而且整个用兵的粮饷、后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
和珅在制度上变更最为重要的是议罪银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由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开始设立，一直延续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其间大约经历了二十年。议罪银由和珅在军机处内部设立的密记处加以管理，收取的银两绝大部分不归入国库，如果官员犯了过失淌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也就是官员交纳银两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皇帝需要银两了，可以很容易地寻找原由，叫官员出钱。因为议罪银采取的是“自愿”交纳的形式，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日后减少麻烦，未雨绸缪，常常不等怪霏就先交上银两，而且从重交纳，以博取皇上欢心，据记载只议罪银一项，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达三十万两左右。
和珅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变革，在嘉庆亲政后随着他的倒台大多被废除，但是，毕竟对乾隆统治后期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官员贪污成性等等社会的混乱局面。
皇帝的理财高手
乾隆之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和珅善于敛财。他总是运用各种方式，为乾隆聚敛财富供他挥霍和制造大场面，尤其是皇族的盛大节日，耗费总是大得惊人。因此，乾隆是无法离开给他搜刮财富的和珅的。
乾隆统治时期，清朝社会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库也不再捉襟见肘。乾隆因此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非常满意，时不时喜欢听大臣们称颂一番。况且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乾隆，很难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迫切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和珅恰巧就是这样的人，他一出现立即就成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视做国之栋梁。
和珅的信条就是，他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只要能使皇帝高兴，他就会扑上去做。哪管他正确与否、是否对人民有利。
为了满足乾隆的奢侈排场的需求，他的广开财路，其实就是巧立名目，利用权力命令官员和商人将财富进贡到乾隆和他那里而已。但是，为了保证不让皇帝背上“乱收费”的黑锅，这些钱都要名正言顺，让乾隆用得心安理得。为此，他打着“皇恩浩荡”的旗号，让各地官员以向皇帝谢恩的名义“自愿”进贡，以示忠心。他的这个理由既充分也无懈可击，下面的官员谁敢不听？如果不贡献财物，岂不是皇帝的恩泽没有惠及到你，而你也无法向皇帝表达忠心了？因此，这个大旗一竖起来，无论是朝中的官员，还是各地的地方官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贡献朝廷，让皇帝知道自己的忠心。乾隆见全国各地的官员纷纷向自己表达忠心并对皇恩感恩戴德，心中的那份自豪感越发膨胀，对和珅更是言听计从。
和珅还利用官员犯了贪污等罪名后，实行抄家罚没，或者代以“议罪银”，让罪行不是很大的官员向内廷交纳数千两至数万两的银子，作为一种赎罪的表现。按乾隆帝的说法是： “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罚”。这些罚没的钱财85%上缴内务府，供皇帝及其内廷使用，只有少量上缴户部或用于国家财政，这就为皇帝找到了名正言顺的财源。
再者就是加强税收管理。和珅为了弄到银两，雷厉风行地清理各盐区拖欠税课，加强各税关征税力度，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快点儿见到钱，但毕竟为政府做了好事，算是为皇帝办事的时候顺便为人民做了善事。他还长期把持京师税务局——崇文门监督一职的权力，亲自抓京师税收，并想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甚至在崇文门按照进京官员的品级大小进行收费，幸亏有乾隆帝的袒护，否则差点被别人告倒。
另外，和珅还对工程用款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乾隆中后期的工程大都由和珅参与财务监督，和珅对工程款的使用精打细算，常常为减少花费而费尽心思，他经手的工程大多比预算花费少许多，如北京城中轴线上的青石路，和珅就向乾隆建议尽量利用旧材料，因此节省了不少银子。乾隆因此夸他肯为国家着想，并将剩余的银两大部分划归自己的内务府，少部分赏赐和珅，和珅因此更加被乾隆看重，将一切维修重建事宜交由和珅全权处理。
皇帝除了处理国家大事，他也有私事要办。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有些是公事，如架桥修路等，有些是私事，如个人出游、皇族生日摆宴等。公事由户部出钱，私事则是内务府出钱。皇帝的个人开支，费用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而乾隆又喜欢把私事搞得很隆重，这样一来，内务府就渐渐入不敷出了。内务府的钱不够花，于是只好向户部尚书“借”一点，虽说户部不得不答应，但次数多了，毕竟皇帝面子上不好看。
正是由于和珅天资聪颖，善于理财，才使乾隆的内务府“扭亏为盈”，所以，和珅受到乾隆帝的异常信任，后来干脆把军政大权也放心地交给和打理。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和善于理财的本领得到了乾隆、嘉庆帝的认可，成为大清国不可替代的理财高手。
出色的“民族事务家”
和珅除了善于理财之外，还是一个出色的民族事务家和翻译家，他从小精通汉、满、蒙、藏五种语言，这为他圆满处理各民族事务提供了方便。
整个清朝时期同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交往都非常频繁，国家对外交人材的需求也日益加大。而中国传统化的训练对这方面人材的培养，无疑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和珅凭借着他的语言优势脱颖而出，成为乾隆时期最为出色的民族事务家。
西藏自唐朝文成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后，就一直和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西藏地区佛教鼎盛，藏民都信奉佛教的分支喇嘛教，宗教领袖同时也是西藏的政治领袖。明朝万历年间，喇嘛教领袖南嘉措被尊为达赖喇嘛，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第一位西藏本土的首领。雍正年间，西藏内部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而出现了两个达赖六世，准噶尔部的头目策旺阿拉布坦趁机攻入拉萨，囚禁了达赖六世。清政府派兵前往救援，经过一系列征伐，驱逐了准噶尔兵，重新拥立青海所立的达赖六世登上宝座，举行了隆重的宝床大典。从此，西藏在清政府的管理下，安定了下来。
乾隆四十五年，西藏六世班禅飞马急送一封书信给朝廷。信是用藏文写成的，朝中无人能识。和珅趁机向乾隆表明自己的能力，他拿起书信朗声念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之恩，不胜尽数，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无以极称，虽然每日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金莲座亿万年牢固，并让众喇嘛等诵经祈祷，但仍时时企望觐见文殊菩萨大皇帝。庚子年为大皇帝七旬万万寿，欲往称祝，特致书大皇帝膝前，以达敝意。”读罢，垂手肃立一旁，举目四望，心中不免得意洋洋。
乾隆向来喜欢这种场面上的事，听罢更是欢喜非常。于是命和珅拟诏，和珅用满、藏、汉三种文字拟定了诏书。诏书中说：“昔据章加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朕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或身子尚生，不便令活佛远涉。今活佛亲自修书，致达尊愿，实属吉祥之事，特允所请，是年朕万寿月，即驰热河，外藩毕集，班禅额尔德尼及若于彼时到热河，最为便宜。”
另外，乾隆为了显示自己对班禅此行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展现大清帝国的强大，特命在热河为班禅择地建庙。乾隆之所以这么安排，因为早在康熙年间，五世达赖进京陛见的时候，康熙就曾在热河特意为他建造黄寺，以供停驻下榻之用。所以乾隆此举是遵循先例而为。
和珅这一次表现得极为出色，乾隆就把为班禅建造庙宇的事交给他全权处理。自康熙年间五世达赖进京面圣之后，还没有哪一位西藏的领袖走出过雪域高原。这次六世班禅进京，乾隆自然极为重视，所以为班禅建造的庙宇一定要富丽堂皇，体现出皇恩浩荡。和珅知道这件事有关国体，不敢丝毫懈怠。于是他亲往热河，勘测地形，反复修改图纸，并特意强调体现出西藏本地特色。
不久，和珅就把设计好的图样呈进到北京，请乾隆御览，乾隆大悦，命加紧督造。庙按原有名称称为“须弥福寿之庙”。在普陀东乘三庙东侧建造，计划共占地三万七千九百平方米。整个建筑建造在山麓之上，寺院分为前中后三个组成部分，前部建有碑亭，后部建琉璃万寿塔，依循山势，逐次升高，庙的前部建筑由五孔石桥、石狮子、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组成。周围建有围墙环绕，左右建有东西掖门，上面按照中式宫城的格局建有楼台。整座庙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红台与东红台、吉祥法喜殿相毗连，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给人一种辉煌庄严的感觉。
为了支持这一建筑尽早完工，乾隆对和珅表示财力、人才悉听他调用。历时不到一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开光，和珅因督造有功获得封赏。
通过这件事，和珅展示出了他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对外事务的能力，被乾隆任命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事务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理藩院首长尚书历来由满族王公担任，实际地位高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首长。和珅担当此职后，多次帮助乾隆帝处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并负责接待过六世班禅到内地觐见乾隆帝等事务。
智慧的“外交家”
乾隆时期是世界大发展的时期，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一个国家的进展再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独立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乾隆时期，各国经济交往增多，各国的使节也纷纷进入京城，希望向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逻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尤其乾隆时英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务，几乎是交由和珅全权处理的，他凭借机智与语言天赋，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事务，并给各国使者传达乾隆帝的谕旨。
另外，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他陪同乾隆帝到东北拜谒祖陵时，就以吏部侍郎申身份与朝鲜使臣李澈接触过。李澈还做了相关记载：“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坐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朝鲜使臣乎？’有一衣黄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