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继宗在书中陈述道，在现在京城之中，物价的涨幅非常厉害。同样的东西，在这个月卖一贯钱，到下个月可能就变成了五贯。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这全都是豪商巨贾们操纵市场，投机倒把的结果，因此，魏继宗建议政府主动出面，动用钱财，买卖商品，抑制物价。
王安石执政以来，一直想动用百姓，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建议，可是应者寥寥无几，魏继宗的上书使他非常兴奋，尽管他的文采不高，但他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这也正是王安石所思考的。经过一系列的准备，王安石开始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变法之一的“市易法”。
王安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有他自己独特的办法。他命令当时的市易务在京城的御街东边摆了数十个小摊，放置了各种水果，命官监进行贩卖。在他的主持下，市易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官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是鄙视商业的，视农业为本，商业为末，这在传统文人的思想观念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老臣文彦博看到这种情况，便上书皇帝说：“就为了这么一点点蝇头小利，就与商人斤斤计较，这不是有损国体吗？外国使者看到了，会让人家看不起的，而且堂堂的朝廷命官，竟然上街叫卖水果，真乃我大宋王朝的耻辱啊！”
文彦博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朝廷中大多数官员的看法，王安石的这一法令在当时的社会的确有些超前，以至于连皇帝都接受不了，在看了文彦博的奏折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说：“让市易务卖水果，你也太不像话了，确实有伤国体，不要让他们再卖了。”
王安石立刻回答道：“为什么卖其他商品就不伤国体，卖水果就是有伤国体呢？历来政府禁止私盐，卖公盐时不也是一斤斤的卖吗？也没见哪个朝代说朝廷贩卖食盐就有伤国体的！”神宗见王安石说的有些道理，也就没有继续坚持，但此时的神宗已经出现了对变法动摇的苗头了，但他也没有说什么。
宋神宗和王安石经常因为一点小问题而不能取得一致的当属人事问题。王安石认为，为了能让新法顺利彻底地实行，对于一些年老没有心力办事的及一些反对变法的官员全部罢黜，应大力提拔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官员来推行变法。但宋神宗却不能同意王安石的这种做法，反对变法的很多官员都是朝廷元老，名望很高，如果把这些人全部贬出朝廷，未免太不得人心了，仅从这点来看，宋神宗看问题要比王安石全面。司马光、韩琦等几位大臣都是变法的反对者，但他们资历都很深，尤其是韩琦，他是三朝元老。按照王安石的意思，他们反对变法，应把他们全部排斥在外。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是一个态度十分激进的人，王安石的态度可能或多或少的受了他儿子的影响。据说王安石在进行变法的时候，王雱就鼓动父亲以商鞅为榜样，要杀掉几个对变法反对最厉害的大臣，以儆效尤。他认为只有这样，新法才能得以顺利实行。《宋史》载，有一天，王安石正在征求变法派中的其他官员的意见，问新法为何难以推行，王雱没打招呼就蓬头垢面的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一顶妇人的帽子，大声说：“斩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由此可见王雱的性格及态度。
随着时间的流逝，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就不如变法初期那么和睦了。尽管神宗皇帝佩服王安石才能，但他的缺点也令他的优点大打折扣。王安石非常固执，脾气很倔。有时候做事往往就是一意孤行，听不进去任何人的意见，因此得了个绰号“拗相公”。他的这种性格，让他很难与朋友长期相处，这也就成了他致命的弱点。原本跟王安石很好关系的朋友，有的背叛了他，有的远离了他。作为一个实施变法的宰相，这种性格对他而言是可悲的，这种性格导致了他不能团结身边的人，幻想着只靠皇帝的支持和自己的辛劳就能改变庞大的北宋帝国百年以来的积弊，这显然只能是镜中月，雾中花了。虽然朝廷上有很多人都被王安石所看贬，但他却忽略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他没有充分地发挥利用这一点。用今天的话说，王安石缺乏的就是团结协作的精神。
虽然神宗和王安石惺惺相惜，但免不了在其他方面出现矛盾。在对宦官程防的任用问题上，神宗和王安石就有很大的争议。
熙宁初年，程防为河北屯田都监。在职期间，他曾多次主次治理黄河，王安石大为赏识。五年，王安石要提升程防为押班，神宗表示反对，说：“虽然此人治河成效显著，但他劳民伤财，骄暴自肆，把这样的人提拔为押班，恐有朝中大臣不服。”
王安石则认为神宗对程防存有偏见，多次在神宗面前替程防说好话，但无论怎样为程防说情，神宗始终不肯答应让程防担任押班。直到熙宁八年，提起此事，王安石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在怎样对待李评的问题上，神宗和王安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李评家世显赫，为皇亲国戚，神宗对他非常信任。熙宁初年，李评曾对变法提出批评，王安石因此非常厌恶他。此后在有关李评的问题上，神宗与王安石一直争论不休。
王安石对李评深恶痛绝，希望神宗能将李评治罪或者外放。两人闹的不可开交，为此，王安石竟提出辞相。神宗没有办法，只好让步。
李评在朝廷内外是一个颇受众人非议的人物，可他偏偏受到神宗的赏识，以至于神宗不惜得罪自己的爱臣王安石来袒护李评。原因很简单，李评久侍神宗，知书达理，熟悉典故和朝廷礼仪，又懂得一点智谋术数之学，这一点少有人及。
在李评这个问题上，神宗既想保护李评，又想留下王安石。用李评是想来拉拉家常，聊聊天，用王安石则为主持大政。一公一私，正好满足了神宗的需求。王安石则认为，这样一个为神宗钟爱却整天在神宗面前说自己坏话的人是最危险的，这也是王安石长期揪住李评辫子不放的根本原因。
在这件事情上，王安石最终胜利了，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胜利的同时，失败也在悄悄地向他逼近。因为这件事使得神宗伤透了心。自此以后，神宗和王安石经常发生争论，对王安石也不像以前那样崇拜了，对他的话也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了，他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了。
熙宁六年正月十五日，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都十分意外的事件。
正月十五元宵之夜，王安石应邀陪同宋神宗到皇宫观赏花灯，地点是皇宫正门宣德门。当年东京开封的宣德门类似于北京的天安门，高大雄伟，巍峨壮丽，是门楼合一的建筑，故也称宣德楼。门前有开阔的广场，国家的重大庆典活动都在此举行。当晚，神宗皇帝就要带领众臣登楼观灯，与民同乐。
此时的王安石因想皇帝所想急皇帝所急，正受着宋神宗特别的恩宠，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当他兴致勃勃乘着高头大马直接驶进宣德门后，不想这个看上去很平常的举动竟惹了麻烦。在这里值守的太监张茂则先是冲他大声叫停，随后示意守门卫士上前揪住为王安石牵马的马夫，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阵拳脚，同时击打王安石的坐骑。马夫骂道：“瞎了狗眼啦，这是王相公的马！”张茂则呵斥道：“相公也是人臣，难道要当胡作非为的王莽吗？”原来，张茂则如此胆大妄为仗的是这样一个理由：王安石进宣德门不下马，属于明显违规。
一个当朝宰相居然遭下人如此侮辱，王安石自然十分窝火，马上找到宋神宗给评理：“陛下，门内下马，并非我王某开的先例，先前随同曾公亮宰相陪皇上进皇宫都这样。”这一提醒，神宗也觉得有理：“是嘛，朕做亲王时，地位可是在宰相之下的，不也是在门内下马吗？今天这事何故如此？”不料一向与王安石不对眼的老臣文彦博却冷冷地甩出一句阴毒的话：“老臣从来只于门外下马。”言外之意这是当臣子的应该懂得的规矩，难道就你王大宰相特殊？
不过宋神宗还是爱护王安石的，他知道要实现理想中的改革目标离不了王安石。但若明着偏袒王安石，又怕落人口实。于是，决定走符合“三公原则”的司法程序，将此案移交开封府审理。
接手宣德门一案的是开封府判官梁彦明、推官陈忱。这俩法官有政治头脑，深知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毫不犹豫将门卫判处杖刑，把两个大胆狂徒打了个屁股开花。
事情至此，本可以画上句号了。但王安石觉得这事并非偶然，不然一个小小的门卫哪来这么大的胆？所以强烈要求神宗皇帝彻查幕后指使。
宣德门一案由此在朝中大臣中引发热议，不少官员也毫不客气地指责王安石的不是，御史蔡确就公开站出来为受冤屈的门卫辩护：“卫士的职责就是拱卫皇上，王宰相不按规矩下马，卫士理应呵止他。而开封府的两判官也不是个玩意儿，就知道仰高官鼻息，不仅不秉公执法，反而对卫士重打板子，从今往后，卫士谁还敢忠于职守？”
神宗一听，深感蔡大人所言亦不无道理，然而要追究王安石的责任，他无论如何也不干，他要维护王宰相的面子，只为自己魂牵梦萦的改革大计。但那两个开封府的官员不能轻饶，也不为别的，只为了平息官员中的不满情绪。于是拿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处理意见：对开封府的两名失职官员各罚铜十斤。这场沸沸扬扬的宣德门事件遂告平息。
谏官唐炯大闹宫廷一事几乎使得王安石的名誉扫地，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唐炯是一个年轻气盛，想急于向上攀爬而胸无城府之人。熙宁初年，他就给神宗皇帝上书，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赞赏。在变法之初，他对变法时大力支持的，这使得王安石非常高兴，于是就在神宗面前大力推荐他的才华，唐炯得到了赐进士出身，为崇文殿校书。但过了不久神宗就看出此人思想太过于片面，会有后患，就令其知钱塘县。王安石也逐渐认识到此人做事太过草率，没有责任感，因此就不同意提升他的职位。
唐炯心怀记恨，认为自己不能升迁全是因为王安石从中作梗，在神宗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他决定要狠狠地参王安石一本。熙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当大臣们准备退朝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说有本要奏，唐炯此举令众大臣皆惊，神宗告诉唐炯有事明日再说，唐炯不肯，血气方刚的他不顾众人的反对，执意的展开奏疏，盯着王安石厉声喝道：“王安石，你也靠前听听吧！”唐炯这一招真厉害，王安石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因此不知是进是退，平时思路敏捷言语流利的他竟憋得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得意忘形的唐炯步步紧逼，迫不及待的大声宣读，内容全都是在攻击王安石。没等唐炯念完，神宗立刻制止，但唐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毫不退缩。
唐炯念完后，大殿里的气氛非常的紧张，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安静的似乎能听到大臣们急促的呼吸声，神宗也不知说什么好，场面十分的尴尬。唐炯完成此惊人之举后，自己乘马直奔东门永宁院待罪。等唐炯走出大殿，神宗问众大臣，为何唐炯敢这么做？王安石只能自我叹息的说：“此人疯狂，又被小人所指使，也没什么奇怪的。”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久久不能释怀，唐炯当着众人之面羞辱他，任他王安石再怎么心胸豁达，也不可能对此毫不在乎。
唐炯此举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他的举动没有让他飞黄腾达，然而，王安石却因为这件事情名誉扫地，颜面全无，并且动摇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王安石的辞职。
§§§第四节用人不当，可恨惠卿
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随即就开始了一系列名垂千古的变法。变法在刚刚起步的时候，便遭到了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一些大豪族及一些大官僚开始群起反对，就连原来主张和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革新派人士也起而反对，甚至连早年有着很号私交的好友司马光也成了他的政敌，而且是成为了头号政敌。起初最推崇他的文彦博以及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都成了他的反对派。与他有着深厚感情的的苏东坡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就包括他自己亲自挑选的进行革新的集团中的任务程颢和苏辙也背叛了他，进入了反对党的阵营里，革新集团中的中坚力量吕惠卿以及章惇等人，也只是在看到王安石受到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后，想借助他的力量获得更多更高的权利而已。因此说，王安石在进行变法时，选人是他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很多人并非想真心进行变法，只是打着变法的幌子攫取各自的利益而已。在变法的这条路上，除了神宗皇帝的支持外，王安石几乎可谓是单枪匹马，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失败了，为什么在他失势后新法的大部分会在一夜间全部废除，虽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也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忽视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