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有许多方法、取各种角度对一个时期或一个作家的小说进行概括或描述。这是需要评论家们动脑子的事情。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依据不能忽视：得看一个时期或一个作家的小说创作为读者提供了多少个独特的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
这是一个简单的量度，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至于是什么样的手法、风格，都行。用新的方法写，并不能给你保证你的人物全都是新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重复的形象，某种观念的化身。一九八六年的短篇小说，佳作甚多。成就如何有待评论家发表高见。而仅就这一年短篇创作提供的新的文学人物多少来看，我以为是颇感遗憾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觉得苗月的《男人之间》不同凡响。手法是有些老旧、结构是稍觉粗疏，大约因这两点，虽然发表较早却未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它不具备当今时装换季那样的“流行色”。但它远比那些故作高深的小说深刻得多。作者显然不屑于去抄袭哲人的语句、或演绎别人的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从生活中有所发现，有所思索。这些发现和思索体现在艺术的表现上，便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别的小说不曾写过的、具有强烈时代特点和个性特色的人物——一个异化的典型。
研究生、三十五，刚提拔的处级干部。带着妻子和儿子住在父亲家中。自他当了副处长以后，在家里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俨然以家长自居，变得话也少了，变得全家人都得小心翼翼看他的脸色。他批评某些离休干部“一离任就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一语道破他的心声：当了官的他，已不再是普通老百姓，他不相信“女人会有观点”。他干涉父亲的晚年生活，训斥弟弟“把你们的现代派思想收敛一下”，他像个“老地主”似地计算着向母亲交伙食费，他在干涉妹妹的爱情生活方面更表现出他的“权力和魄力”：他那已过而立之年的妹妹好不容易有了个钟情的对象，却叫作为“家长”、具有“终审权”的他，给否决了，理由很简单，那个人从前做过造反派的小报编辑……
我们常说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男人之间》令人信服而又令人震惊地给我指出这个问题的尖锐性、现实性和紧迫性。感谢作者没有故作惊人之状或夸张的概念化的说教，而是通过对现实一隅的深刻而生动地描写，完成了一个颇有新意的文学人物的塑造，透过这一典型形象、引发读者思考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我们的改革大业需要大批年富力强的新干部，但如何杜绝产生新的官僚，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恼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