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新村的房子，不但是我家住所，还是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又称第三党）中央机关之所在。许多第三党骨干分子来这里接头工作，开会议事。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请娇小玲珑却能干万分的戴淑婉过来帮着烧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问题，像杨逸棠、郭则沉、张云川这样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邓家去住。
周恩来有要事相商，会跨过三百个台阶到我家。那时的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在一起，说到高兴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烦，他会紧锁浓眉，言至伤心处，他要落泪。在重庆只待了数月、身体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门，态度谦和而礼貌。徐冰（即邢西萍）则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计较，有酒即可。如无，他便要瞪眼，还时不时骂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么又吃又骂？这王八蛋是指谁呀？”母亲问。
邢西萍笑着解释道：“我骂东洋鬼子呢！都是他们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顿好饭菜。”
饭菜做好，父亲就要对母亲说：“快去把老翦叫来。”
在半山新村，父亲创办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刊物《中华论坛》，且自任主编。在发刊词里，他阐明尊重思想言论自由，维护和发扬民主的信念与态度。这份刊物既是第三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又具有面向社会的学术性质。为此，父亲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学者约稿。其中，最踊跃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邻居翦伯赞。他的《南朝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宫廷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学术论文，皆经父亲之手，刊于《中华论坛》。每次交稿，翦伯赞一定要让父亲“审阅”，父亲则必拱手相谢。
每期刊物出来，父亲定拿数册给翦伯赞，请他转送学界朋友。翦伯赞在《中华论坛》还读到邓初民的《历史、历史记载、历史科学》《略论清代的学风与士气及其文化政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条路线》，周谷城的《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英国民主运动之发展》，侯外庐的《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反民主理论》《“五四”文化运动与“孙文学说”的关系》《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答案与世界历史专家商榷》，胡绳的《猛回头“警世钟”及其作者》，施复亮的《扑灭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战后经济民主化管理的我见》，陈家康的《真实与知情》，吴泽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刘伯温论元末》《个人领袖英雄的历史作用论》，石啸冲的《环绕地中海的美苏斗争》《看国际形势》《国会选举的美国政治动向》《评印度局势》，吴晗的《论中文》，夏康农的《正视弥天战火》《论中美商约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关于〈吕梁英雄传〉》，秦牧的《牛羊阵》《西园庵的挂绿》等等。几期下来，《中华论坛》很受知识界中上层人士的欢迎，称它是“民主政治的号角”。
许多史学家，不仅和父亲相识，且为好友。他们发表的新作，在送给翦伯赞的同时，也必送父亲。记得“文革”抄家后，父亲从地板上拣起一本侯外庐的书——《船山学案》，灰色封面上，毛笔楷体写着：“伯钧兄教正”。封底注明：重庆三友书店发行，中华民国33年4月。以后的20年间，这本书连同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送的书，经重庆带到上海，从上海转至香港，由香港运回北京。“文革”中，父亲拿出被抄家红卫兵遗失的这本书，对我说：“人（指侯外庐）看不到了，只有看书。”
“山色入江流不尽，古今一梦莫思量。”我想，父亲定是回想起在重庆李子坝和翦伯赞等朋友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
1944年的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47天的衡阳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桃源沦陷，那是翦伯赞的家乡。26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含泪写下了著名的《常德、桃源沦陷记》：
桃源，这个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静静的沅江，灰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来，也许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这里有近代的装潢，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钟楼，耸立在这个古城的天空——然而，这两个小县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父亲阅后很激动，对翦伯赞说：“把稿子给我吧！把它登在《中华论坛》上。”
在重庆，父亲穿着件旧长衫，白天东奔西跑，搞社会活动，夜里伏案奋笔，写政论文章。凡是由父亲署名的文章，不求他人代笔。
翦伯赞很佩服，对母亲说：“伯钧是个干大事的人。”
那时还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党、三派以及社会贤达（即今日之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酝酿筹建期中，针对同盟的纲领、章程、领导人选等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沟通、调停，甚至妥协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程里，父亲是个中坚力量。每遇难题，常和翦伯赞研究、商量。而翦伯赞在应对现实政治方面，表现出燮理阴阳的智慧。父亲非常佩服，叹道：“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
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38人。民盟由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9人组成代表团。父亲与罗隆基两人是宪法草案组成员，他还担任国民大会成员。在22天的会议期间，工作量大，要动脑筋的事情也多，急需建立一条和中共的联络渠道，于是，身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政协的顾问。此议立即获得通过。在1月10日给他发了聘书。
（作者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已退休。此文摘自章诒和撰写的《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章立凡主编《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回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周竞波
青年工作委员会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中央在重庆时，我记得负宣传和组织责任的是严信民、郭则沉。1944年下半年，王深林来半山新村后，严、郭负责宣传，王负责组织。1945年4月，罗任一离开北碚皮革厂，协助中央搞一些工作。我回城后，除继续干《中华论坛》发行工作外，他和我常去枇杷山刘某家，参加海员工会小组活动和联系工作。郭则沉任纺织机器厂厂长后，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就完全由则沉负责。我参加《中华论坛》和纺织机器厂工作，都是他根据组织决定派我去的。
1946年3月，郭则沉将工厂移交工作办完后，回到中央。一天，我到半山新村与他会见时，他谈了工厂移交情况后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但斗争很艰巨，我们要加强发展组织工作，增强组织力量，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要团结青年参加组织，才能增强组织活力。因此，中央决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他要我写《青年工作委员会章程》，宗旨是联系青年，促进团结，互学互励，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1946年5月，在半山新村3号举行了一次青年工作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我、郭仲衡、吴春选、章培毅、张明远等。会议由则沉主持，他谈了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宗旨和意义后，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联系团结和发展青年，增强组织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还请庄明远一起聚餐。在大革命时，庄明远、罗任一、唐午园担任邓演达秘书。同志们请庄明元谈邓先生的革命事迹。他说：“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人，只有叶希夷（**）和邓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认为邓先生才华出众，文武兼备，坚持革命斗争，无私无畏，他那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我们听了这些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成立四川省党部
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政治中心随之转移，各民主党派亦先后离渝东下，在离渝之前，相继成立地方组织。
罗任一、黄朋豪与通惠公司负责人有关系（黄与邹昌麟是亲戚，罗与刘佛航认识），为了找一商业作基地，筹集组织经费，便由罗、黄介绍通惠公司负责人黄守谦（总经理）、刘佛航（副总经理）、邹昌麟（业务经理）、周海寰（财务经理）、李慧根参加了解放行动委员会。黄朋豪还担任该公司董事。记得王永久（开封银行经理）、周则恂（一煤炭公司经理）、侯立观（一玻璃厂经理）都先后进入通惠公司。
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6年5月初（章伯钧8日离重庆前几天）在白象街通惠公司举行四川省党部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章伯钧、严信民、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黄朋豪、李如苍，还有我、章培毅、唐万延、张明泛、彭伯通、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杨子朴、戴天民、王永久、刘子驿、何芝、侯立观等共40余人。当时黄守谦在上海未参加大会。大会由章伯钧主持，他谈了当时的形势和成立省党部的意义后，便宣布由我、黄朋豪、李如苍、彭伯通、黄守谦、刘佛航、邹昌麟、周海寰、王永久等9人组成四川省党部。他说中央离开重庆后，四川组织工作就由省党部负责了，并要求积极发展组织，加强组织力量，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奋斗。会后聚了餐，共五席，大家相互交谈，气氛活跃。这是在重庆的一次空前盛会。
成立大会的第二天，在通惠轮船公司召开了四川省党部第一次会议，黄朋豪主持，主要讨论分工问题，推选黄朋豪为主任委员，邹昌麟为组织委员，周海寰为宣传委员，我为秘书，并讨论发展组织问题。此后召开了两三次委员会议，讨论进一步发展组织和筹集经费问题。
章伯钧离渝前夕，召集罗任一、黄朋豪和我谈话后，王永久也来了，他是来送伯钧去沪的经费的。罗任一引他去见章伯钧，王出来后，对我们说，现在银根很紧，筹集得不多。
四川省党部成立后，以通惠轮船公司为据点，常与郭则沉、罗任一联系，研究问题，开展工作。不久罗任一去南京任民盟中央总务工作。在发展组织方面，由刘佛航、黄守谦先后介绍了李慧根、汤玉池、钱德新、刘映湘、曾介立、李维馨、杨坤义、吕一苇、周癯仙、田东波参加农工党。
黄守谦曾告诉我，他与杨烈宇在上海时，曾几次与章伯钧会面，并委他们两人为农工党中央财务委员。黄朋豪参加通惠轮船公司工作，因生意折本，也没有为组织筹得经费。我听黄朋豪说，郭则沉在1947年上半年离重庆前，要他筹集旅费也没有办到，过后，还是由庄明远设法筹办的。
（作者周竞波，已故，原系农工党重庆市委顾问。本文成文于1990年）
$李正清同志二三事
刘重来
李正清先生是我的良师，是我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介绍人。我们是一个系的同事，还是茶友。他生平的一大嗜好是坐茶馆，这也许是他解放前做统战工作，广交朋友养成的一个习惯。在品茗中，他常常向我讲起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追求进步奔赴延安
1917年6月，李正清出生于四川忠县。他先后毕业于忠县明新小学、忠县县立初中、万县师范、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的侵略面前一败涂地，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李正清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又改编为八路军，正在沦陷区和日寇进行浴血战斗，并取得了节节胜利，还发表了《八一宣言》。他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坚持抗战到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个人也才有前途。当时，到延安去、到革命的圣地去接受教育和锻炼，成了有志青年最向往的道路。于是，李正清和爱人陶顺文商量，准备一起去延安，接受革命的洗礼。正在此时，李正清的青年朋友肖道履也来约他一道去延安。然而不巧的是，正当他们要上路时，李正清突然胃大出血，住进了成都肖氏兄弟医院。肖道履见他病情严重，卧床不起，只好一个人先走了。李正清心里更着急了，还未等病完全好，就急着要出院去延安。他找到同乡秦德君，由他转托郭春涛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信给周恩来，一封信给林伯渠。林伯渠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凡是要到延安的人，必须经西安办事处办手续。
约10月底，李正清和陶顺文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延安之行。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很快办完了手续。当时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山川，他俩无钱坐汽车，全凭两条腿，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但他们下了决心，再困难也要去延安。在路上，他们碰到了不少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延安。
难忘的“抗大”生活
延安高昂的抗战精神，团结民主的气氛，使李正清耳目一新，这里的一切像磁石般地把他深深吸引住了。经过口试、笔试，李正清被录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成了第三期学员，陶顺文被录取进了陕北公学，两校相距不远。从此，他们开始了军事化的学校生活。
当时抗大学员编为三个大队，一个是军事大队，一个是政治大队，一个是女生队。李正清被分到政治大队，政治大队的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形势教育、民众运动等；军事课程有战略学问题、游击战术、军队政治工作等。教员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从大后方来的知识分子。李正清那一期是毛主席讲政治形势，艾思奇讲哲学，任白戈讲政治经济学，滕代远讲战略学，罗瑞卿讲军队政治工作。上课都是在露天，有时站着听，有时席地而坐，用膝盖当课桌记笔记。虽然已是天寒地冻，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给他们作形势报告。毛主席穿着朴素，修长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睿智的大眼，吸引着全场的几百名学员。他对抗战形势精辟的分析，生动的比喻，加上有力的手势，震动着大家的心，学员们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全场鸦雀无声，讲到精彩处，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整个操场都沸腾了。一次，毛主席正给大家上大课，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气温骤降。毛主席停下来，环视了一下操场上的学员，大声说：“同志们，怕不怕冷呀？”学员们齐声回答：“不怕冷！”毛主席点头微笑着说：“不怕就好，我们前面的路，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只要我们不怕，下决心去克服，那么，出现一个困难，我们就克服一个，出现多少，我们就克服多少，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大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看到了光明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除了上课外，学校更多的是组织自学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收获就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