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积极参政建言的商会领导
李宗坊 赵丹口述 李彦沣 鲜琦整理
1979年12月，在省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李宗坊被选举为省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1979.12～1984.3）副主任。
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是爱国民主人士的职责和义务。作为中国民建的老会员，李宗坊在其所参加的各种会议上，都要积极发言，并对审议议案一丝不苟。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真理，敢于真言，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议案、提案及意见和建议。
1982年，李宗坊担任成都市人大副主任，与市人大主任胡懋洲共事期间，胡懋洲多次对他说：“李老，你是我党亲密合作的益友。”并用毛笔为他题写了“晚霞生辉”四字留念，使其倍感振奋。
1983年6月14日，李宗坊在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时，发言指出：“我国城乡市场确实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大为缓和，凭票供应商品已寥寥可数。但是，我们的市场管理工作还远远跟不上，特别是对集体和个体工商户管理不力，哄抬物价、投机取巧、坑害消费者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情节还很严重。物价有些乱，议价东西太多，有些虽未涨价，但质量下降，等于变相涨价，城乡人民对物价问题反映十分强烈。这个问题事关民生，切不可忽视。”
1992年，李宗坊在担任成都市人大副主任期间，针对公安、政法、工商等有关部门随意将罚款、没收的财产自行处理的现象，由他牵头、6人附议提出了《关于成都市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物管理条例》的议案。这一议案得到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经市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最后发布执行。为此，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见到李宗坊时说：“成都市敢于率先制定这项条例，不简单！如果执行得好的话，将一定是‘功德无量’。”
自199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李宗坊几乎每年都有提案。1996年下半年，李宗坊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在加快国有企业改组和结构调整步伐时，应制定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的制度。”
在199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期间，李宗坊虽因病无法参加会议，但他还是托人将提前写好的三个提案交给大会提案组。这三个提案，一是关于请中央统一安排长江三峡受益地区接受万县地区8万人的移民安置案；二是请求将紫坪铺水库工程建设列入1997年国家年度计划的建议案；三是关于全国政协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料征集工作案。这些提案均被中央立案并采纳实施。
2005年9月21日，李宗坊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出席了“成都商会百年华诞庆典仪式”，并代表原工商界老会员致辞，对成都商会百年华诞表示热烈祝贺。
2007年9月5日，在李宗坊即将年满90岁之前，成都市政协主席黄忠莹，副主席张继海、郭应富、贺大经，秘书长沈有春等，特代表市政协看望慰问了他。期间，黄忠莹握着李老的手说：“作为党外人士，李老多年来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与我们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为民主政治建设、成都市的建设和市政协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2008年4月29日，在成都市政协召开的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60周年座谈会上，本着与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信念与情怀，李宗坊特作了题名为《重温历史肩负使命——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言，表示：“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挥各民主党派作用的方式和方法。搞好政治交接与提高参政党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的能力，构成了新时期民主党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同心同德，开拓奋进，共同创造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光辉未来，共同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同年，当举国惊动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91岁高龄的李宗坊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在第一时间托人捐款1000元，以表示自己对灾区人民的一片爱心。“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说起自己的家庭和妻儿，李宗坊笑意写在脸上，充满了幸福感，并忍不住心潮澎湃地哼唱了起来。
2012年春节前夕，当接受笔者采访、重新回顾工商联的发展历程时，身体健康，并经常外出参加活动的李宗坊很有感触地说：“60多年来，我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厚爱，对我无比关怀、充分信任的结果。我只是做了一些应做的事，而党和人民给予我很多的荣誉，使我受到莫大鼓励。现在，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正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金秋时节，举国同庆。阳光明媚，花木茂盛。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和民建的老会员，我从心底感到十分欣慰！并感谢党和政府对广大工商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大力扶持！”
长期以来，省工商联（商会）历任主要领导均十分重视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工作，除了以上详细写到的李宗坊、彭劭农、童少生、王彦立、罗元俊等之外，陈忠良、朱明亮、王恒丰、何志尧、王勇策、杨安民、钟家霖等继任专职领导，诸多来自民营企业的政协委员等，也将此优良传统继续传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
白纸黑字，见证历史。其中，如钟家霖的《关于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的建议》、《关于省级行政中心南迁的建议》，谢光大的《加强跟踪服务，努力落实西博会签约项目》，以及代表省工商联团体等成百上千的提案、发言，如安治富的《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努力推进“三个转变”》，陈立仁、叶礼贵、潘世伟的《关于促进四川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几点建议》，刘革新的《体系创新、配置优化、政策支撑——构建具有四川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张涌的《参与循环经济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樊建川的《文化产业发展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关系》，张志强的《进一步改善四川省投资环境，激励和支持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地健康发展》等等，均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早在2001年，就在四川省政协《学习参考》2001年第2期上发表《改善投资环境，释放民间投资潜能，促进四川省民营经济跨越式发展》一文的何志尧委员，更是在关注民生、民企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的提案。
何志尧，1941年3月出生于四川盐亭。1957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盐亭县玉龙供销社出纳兼油厂会计、盐亭县高灯供销社主办会计、盐亭县玉龙乡供销社股长、盐亭县供销社财务科科长；1985年4月至1986年3月，参加吉林商业专科学校商业会计函授班学习。1988年10月后，历任绵阳市财政局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所长、主任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绵阳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会长，省工商联副会长、会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3年2月起至2007年3月间，何志尧在参加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1～5次会议期间，累计向大会提交提案、发言稿多达75件。其关注民生、民企等内容的提案、发言稿，不仅以数量取胜，更以质量高而引起诸多媒体记者的关注和采访。
2004年7月9日，何志尧在《人民日报》第十三版发表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一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农民劳动力素质偏低。从全国来看，外出务工的农民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23.5％，在农业户口的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他们大多数只能从事脏、累、苦的简单劳动，收入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其就业的稳定性很差。其次，对农民工的培训与就业需求脱节，大多数农民外出就业前基本上没有参加专业性的技能培训。再次，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低，既不利于农民外出就业，也不利于其就业地对外来就业农民的管理，更不利于外出务工农民自身权利的保护。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实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农民进军市场的本领，是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和亟待解决的任务。”
2007年3月初，在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期间，何志尧向大会提交的《从业人员和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一卡通》提案中建议：“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就业人员和农民工，也应该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福祉。社会养老保险是为全体劳动者而不只是部分劳动者谋福利的制度，如何使这项制度尽可能地照顾到每一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由国家投资建立全国县级(含县级)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收缴和支付平台，像银行一样，在此地把钱存在自己的账户上，凭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账户和密码，到了能够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年龄在全国各地的县级社会保险部门都可以按月足额领取自己的社会养老保险金。目的是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从业人员和农民工的保费一旦缴纳就随人流动，终身拥有，全国通用。”在会议进行工商联界别小组讨论时，何志尧就《物权法》的出台，发表讲话称：“财产权保护的主要问题，应是私有财产保护。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物权法》，是三次修宪后的一部重要法律法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对于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对私有财产、个人财产不尊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保护个人的财产，社会创业的积极性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2008年3月12日，何志尧在接受《中国税务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鉴证类中介组织中，律师是维护法律秩序的，而注册会计师维护的是经济秩序。目前，有个别部门和人员违规指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业务操作，从而干预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条规定，委托人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办理业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但在现实中，个别部门和人员违规干预会计师事务所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何志克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组织了对《律师法》的执法检查，我认为也有必要在全国开展一次《注册会计师法》的执法检查，以解决该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既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又可消除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不利因素。”
赵丹（四川省工商联副处级秘书）
$合理建议惠及全国的胡子昂
鲜琦 鲜翔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文革”浩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带来了春风。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虽已是八旬老人，但他依然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老而弥笃，奋进不息。
在邓小平请“五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吃“火锅宴”期间，就当时的国际贸易、如何发挥工商业者作用等问题，胡子昂告诉邓小平：“在刚结束的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会议上，我公开说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就难以消除顾虑。”
宴后不久，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下，经国务院批准，由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厥文和古耕虞共同参加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商）成立。
1979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和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联合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上，胡子昂受委托，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并被选为全国工商联主任，连任到1988年的第五届。
从此，胡子昂以巨大的热情，不顾年老体弱，经常出现在各地民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
一次到上海，在几天时间里，他组织召开了近30次座谈会，经常是上午一个会，下午又一个会，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正值盛夏酷暑，望着胡子昂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胡子昂就经济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胡厥文、季方等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如1981年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1982年提出的《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1983年6月所拟的《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等，其中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
此后至1991年，胡子昂又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82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了胡子昂和胡愈之等工商界人士。
20世纪80年代中期，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想致力于残疾人的福利事业，便几次找到胡子昂洽谈此事。为此，胡子昂一次性从全国工商联的互助资金中拿出100万交给了邓朴方，从而解决了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大问题。
几乎是同时，胡子昂作为发起人之一，他与全国10位著名老人一齐上书中央，提出了开发黄山、把黄山办成世界公园的著名建议，从而极大力量地推动了祖国旅游业的开发和发展；他和全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一起，在全国人大等会议上提出扶持中医事业和开发祖国中草药的著名提案，并获得通过。
1986年夏季，胡子昂与胡厥文联名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的意见》。同年，在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30周年座谈会上，胡子昂发言，希望互相监督从内容到形式、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有所发展，并逐步制度化，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尽管身为“京官”，但作为一名四川人，他依然如故地关心、热爱着自己的家乡。
1985年初的一天，胡子昂收到老友陈叔敬（旧中国重庆国货公司经理、重庆牛奶场场主、著名“牛奶大王”，新中国成立后任民建重庆市常委、四川省人大常委等职）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专函和部分知识青年联名所写的一份申诉书，要求国家能将下乡插队的时间算作工龄。胡子昂看了后，便将申诉书交给全国政协办公厅，让他们商请有关部门酌处。不久，此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于是，在诸多下乡知识青年的工资袋里，便有了自己在乡下务农那一段时间的工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