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宿命》的姐妹篇《原罪》中，全身瘫痪的残疾人十叔，多年躺在豆腐房里，给阿冬阿夏两个孩子讲童话故事。十叔请人在墙上挂了七面镜子，用潜望镜的办法看外面零零散散的世界，他认为一个老是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唱歌的人，是个王子般俊秀的豪杰人物。孩子们把十叔装在一个小车里，推到镜子窥看到的那个巷子，发现那个唱歌的人，不仅矮小瘦弱，而且是个瞎子。
原罪，就是我们的欲望，试图用想象，或者用科学，理解我们经验之外的神秘存在，并由此解释我们自己的存在。可惜我们的想象或科学所及，都是极端零碎。这种突破孤独的欲望，是非分之想。因此我们需要救赎，救赎的目的，是在神性与庸常之间搭起一座桥。这篇小说所显示的，是救赎之难。不用镜子或小车，十叔的想象，反而更美好一些。有了企及的工具，反而走向失望，因为世界的荒谬立即无情地显示出来。
工具，无论是逻辑的还是物质的，都是功利性的，神性并非任何工具所能企及，因为工具所能取得的实利，并非救赎。迷信于工具的人类，得到的只是生存之荒谬。用逻辑来推演神性，只会发现神性矛盾百出。逻辑的推演，只能说明上帝即使存在，也对人类怀有恶意。他的神性，也就成了魔性。
四、悖论中的神性
史铁生写《务虚笔记》，用了整整四年，从1991到1995年。史铁生并不是在写这本书时，才找到理解神性的钥匙。80年代后期的某些作品中，上帝靠悖论存在这一命题，已经络绎出现。但是《务虚笔记》这部长篇小说，史铁生把在先前创作生涯中曾经探讨过的所有命题，甚至一些场面、意象和人物，都组织到这一部毕生力作之中。
这部小说写一批男女朋友互相交叉重叠的命运，他们的友谊爱情，悲欢离合，希望与等待。这些人物，和史铁生一样，都是50年代初出生，在“文革”中长大，而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要对自己的一生下判语。
小说开场，是画家Z的妻子，女教师O的自杀。围绕O的自杀，有一连串的谜无法解开，要到最后，在一连串其他人物的故事讲完之后，这些人物各自用自己的想法解释O的自杀，但是没有一个合一的答案。
尽管有这样一个贯穿悬疑，《务虚笔记》并没有讲一个情节严密的故事，许多片断，形散而神不散地松懈连接，而且有大量的思考和讨论，也有许多诗意的段落，就体例风格而言，《务虚笔记》在现代小说中极为特殊，没有可以比拟的中国或外国的例子。我的感觉上，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朝基尔克郭德的《非此即彼》方向再推一些，或许接近此部长篇的风格。
在史铁生先前作品中再三出现过的“家庭出身”问题，在好几个人物的生平故事中再现：WR的父亲是新闻界要人，新中国成立前离国，要搭乘的船沉入海底，生死不明。WR高考成绩优异，因为“出身可疑”不被录取。他说了几句激愤之言，成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劳改多年。N的作家父亲，成为“右派”，热恋着他的青年F不得不看着他远走大西北。
只不过在《务虚笔记》中，出身不好所受的罪，不能保证这些人对世人苦难的同情，相反，常使他们把他对社会的怨恨变成“战胜俗世”的复仇性动力。WR“文革”后从劳改地回来，一心走当官之路，娶了一个他不爱的高官之女，作为向上爬的资本，变成“跨世纪接班人”。
看到WR因“白专”而劳改的例子，同样“出身不好”的Z，下决心每门课只考60分，把所有时间用来自学美术。他最后成为一个迥出流辈的画家，但是卑微的家庭，贫穷的童年，对世界的怨愤，长期的个人奋斗，把他变成一个性格傲岸睥睨世界的“征服者”式人物。O对她崇拜的男人之失望，至少是她自杀的一个浅层次的原因。
L尚是青年学子时，初恋情书被女方交给革命委员会，公布示众，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后来L成为诗人，就不珍重爱情，而是从滥情演化成乱性。“被牺牲”不一定会自动地变得崇高：迫害也能使受害者堕落。把史铁生的理解，与所谓“伤痕文学”对比一下，就可以明白，史铁生在原罪的普遍性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具有超越意义的领悟。
而叛徒与自杀者，再次成为小说的焦点。这些人物的上一代，一样苦难重重。“情窦初开时，革命来临”。在这个长篇中，叛变之不可避免，得到最复杂的悖论说明：一对革命者被敌人包围，只能分别突围。两人说好今后回到此地留地址的方法。女人为救此男人，有意吸引敌人注意而被捕，在刑拷下她却成为叛徒。此后，此男人是掌权的“革命干部”，而她半个世纪作为叛徒被批斗，受辱到老。最后她回到原处，在向日葵叶子上写下“我是叛徒，你不要再等”九字。男人也回到此地时，叶子已经错乱。这九个字竟然可以排成意义完全不同的六句话，而最后两句竟然是“你我是叛徒，不要再等”，但也可以是“你我不是叛徒，要再等”。
青年F后来成为医生，但依然热恋着“文革”后成为导演的N。他最后一次见到N并下决心不再相见后，一夜间白了少年头。N最后在拍摄的电影镜头背景上看到F的影子，明白了一生失之交臂的幸福。她赶回北京找F，F却已经去世，留下几十年每天给她写的，却从来没有寄出的信。F用这种超常的忍耐，来完成他的爱情。
爱情是精神的升华，史铁生笔下的女性美丽，男性刚毅，而他们的爱情，却不顾社会习俗伦常——因为至爱本身是对庸常实践的超越，“死的诱惑，与至爱相同”。已婚的女教师O遇到画家Z，为他的艺术和人格所震撼，即使丈夫没有什么使她不满的地方，她也毅然离婚，嫁给Z；女导演N爱上WR，却甘愿做他的情妇；F医生结了婚，却依然爱恋着N，只是不愿表白。
如果爱情的实现有如天堂，那么这个天堂极端不稳定。“信誓旦旦，恰恰说明危险无时不在。”L诗人写爱情的长诗，“所有诗人爱恋着的女人，都要离开长诗已经完成的部分”。要使被爱者能进入这首诗，诗人对她们的爱必须结束。那么，为了让爱情的确具有超越性，就必须让爱情始终处于恋爱之中。所以，当诗人L看到医生F如此痛苦地爱着N，劝他去找她，F却说：“有一天你发现一件东西，只要你一碰它就没了，它就不再是它，那时候你才懂得什么是美的位置。”天堂应当只是个希望，而不是诺言。这个希望不能也不应当实现，这就是为什么人生充满痛苦，反而印证了神性的存在。列维纳斯对上帝异常精辟的定义正可用于此处。。
史铁生早期的小说，还在偶然性与上帝是否全善之间痛苦地徘徊，到了《中篇1或短篇4》，一对情侣妨碍了巡道人发现桥崩塌，造成交通断绝，从而使“叛徒”自杀后的幽灵，与他心爱的女子有机会见面。这是偶然，但是死与救赎，靠至爱成为必然——她找他“找了一万年”。
而到了《务虚笔记》中，必然性已经不依靠转世的神秘，而是靠无可逃避的悖论：母亲苦苦等待远走海外的丈夫，在耄耋之年，母亲终于等到了多年失踪的父亲的信。信中说：“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使我曾经没有上那条船……如果你们活着，或许你们终于能看到这封信，但那时我肯定已不在人间。这样，那个偶然的缘故就等于零了，我曾经还是上了那条船。”
满头白发等了一辈子的母亲，在晨露中看信，明白了那“等于零的偶然性”实际上也不存在：“当我看到了这封信时，那个偶然的原因才发生，才使你没有上那条船，才使你仍然活着，而在此之前，你已葬身海底几十年。”母亲此时才决定办离婚手续。
这一段读来像文字游戏，实际上是全书许多苦恋的支持性悖论：导致苦难的事件是偶然的，生存的苦难却是必然的，那样，偶然性就没有影响命运的意义。
这部长篇每个人物名字只有一个字母，有的连字母都没有，因此人物的命运可以交换，的确在交换。这个到老年才彻悟必然的母亲，“可以是那段历史中任何母亲”。
在苦难的大海中，O的自杀，使她成为整部小说中唯一得到解脱的人物。自杀作为解脱升华，在史铁生先前的作品中只是作为一种不可能之可能出现，一种生存的两难之境之结束，而在这部小说中，自杀是高尚道德的圆满化。在中国文学中，自杀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壮美的描写。
O是用心灵去感应神性，而F医生，正如史铁生本人，想用理性证明神性的存在。他的医学论文“离题越来越远，甚至离医学也越来越远”：他原是脑神经专家，却想求证灵魂的存在。因此，他的职称级别永远没有提升。追求多年后，F医生明白推理方法不可能，他开始对特异功能感兴趣，认为可能企及人类感官无法感知的维度。O听到他的希冀，一句话点明其虚妄：“就算那是天堂，又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