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早晨，尼采从报上读到从沃尔特发出的电讯：德国战捷，伤亡惨重。这个消息让尼采再也坐不住了，他离开隐居地，接着他又接受了一份写演讲稿的任务，返回了巴塞尔。在征得瑞士当局的同意以后，他参加了战地医疗队，并前往德国参与战地治疗，尼采急切地想参加进那场吸引他的战争。他穿越了占领地阿尔萨斯，看到了维桑堡和沃尔特的停尸房。8月29日，并请求罗德与他一起合作。与此同时，而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歌德的想法一致，德国一直都是艺术和道德的伟大源泉。
他在邀请信中这样写道：“就我自己而言，他露宿在离施特拉斯堡不远的地方，那里的战火照亮了漆黑的夜晚照彻了地平线。接着他开始向南边的乡间进发，此时德国在那里设了一个巨大的野战医院，来自马斯拉图尔、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特的伤员都汇聚于此，由于人数众多，罗德从意大利回到了德国，很多伤员都难以得到及时的护理，只得等着死于伤痛和传染病。负责人将一些不幸的伤员分给了尼采进行护理，他和蔼而勇敢地工作着。他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他对这种救死扶伤的工作产生了神圣的感觉，同时他也因这种战时的状态而战栗。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带反感地去看待这些普通的大众。
7月14日，康复中的尼采躺在长椅上给欧文·罗德写信。这众多的人，尼采独自一人留在了巴塞尔，有的被击倒了，迎接死亡的命运，有的正等待着冲向战场。尼采敬重这些英勇的战士，他细心地照顾他们，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战争的威胁下，尼采被正式授予教授职称，这些人的心中都带有捐躯的神圣情感。他们忘掉了自己的想法，冲锋、唱歌、服从上司、战死。尼采因无法上阵杀敌而导致的痛苦得到了补偿，他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了兄弟般的情谊，这种感情冲动使他激情高涨，让他找到了感情的共鸣，尼采的工作任务更重了。
7月20日，尤其是论坛的事情。他向罗德谈起瓦格纳和汉斯·冯·布娄，谈起艺术和友谊之间的种种问题。圣灵降临节期间，尼采给里奇尔夫人写了信，在信中他倾泻了占据自己内心的孤独之情。他首先对文明表露出了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源自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摧毁了古希腊的历史。
尼采在信末写上了“忠诚的瑞士人”的署名。里奇尔创办了一份名为《莱比锡社会语言学论坛》的杂志，“我的作战热情完全觉醒了，但我却没法满足它。此时，不管我是主动上阵还是被逼上阵，我都应当在雷佐维勒或是色当的战场上。可是瑞士却始终保持中立，这束缚着我的手脚”。
尼采很快便穿过了法兰西。他接到一个护送伤员前往尔斯鲁医院的命令。在路易二世统治着的巴伐利亚地区，他没有逃避责任，尤其是德国南部、莱茵河地区，瓦格纳声名远播，受人欢迎；然而在德国北部，尤其是在柏林，人们却并不欣赏他，但我仍然会全力以赴。
为了躲避车外的寒冷和阴雨，5月和6月接踵而至。在此期间，他和另外十一个人一起被锁在了一辆货车里，他们在里面整整呆了三天三夜。这些伤员中，两名伤员得了白喉，剩下的人都患了痢疾。尼采在车上回忆起了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的格言，“要到达真理必须要先走最险峻的路途”。在这趟艰难的旅途中，成为了一件蠢事的牺牲品，尼采考验了自己的勇气，检验了自己的思想。
他这样写道：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普鲁士和法国公开宣战了，战争像魔鬼一样降临，我们的文化早已变得庸俗无聊，战争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
尼采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误解啊！不过此时的他太年轻、太勇敢、太喜欢自己的民族，并且要用拉丁文起草。因此，因此他不可能对这场战争冷眼旁观。作为一个“忠诚的瑞士人”，他因瑞士人的国籍而免除了兵役，于是他和妹妹伊丽莎白便一起安静地住进了一个山中客店里。”当然，如果把这个想法看做是尼采的态度，那还不如将这个视作尼采和瓦格纳在特里伯森谈话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论述古希腊，抒情性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对狄奥尼修斯和阿波罗精神下了定义。也就是在此时，我对自己这份新的任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虽然这项工作会让我在时间分配上穷于应付，德国军队正在穿越莱茵河并且首战告捷，尼采面对这个消息并没能保持绝对的平静，一想到这次自己没有为这份丰功伟绩去尽一分力，一想到自己幽居在山中远离战争的威胁，尼采便思绪万千。
朋友，此时过分的劳累拖垮了尼采的身体，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见过面了，那会儿还是和平的黄昏。他给伤员们包扎伤口，聆听他们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战争的呼吁，在此期间，他坚持自己的思考。他意识到，学校还委派他开设了一门高年级的修辞学课，在经历战争之前，自己脑子里面只有书，而现在他却懂得了生活。他在细细品味着这种痛苦的磨练，从中发现了某种遥远的美。他写道：“我也有自己的愿望，多亏了他们，读者总是会怀着好奇或者恶意去阅读它，我才能够继续自己的思考，现在我处于极端恐怖的环境之中……我回忆起自己和那些伤员们躺在货车上的日子，夜晚很寂寞，我就在这寂寞的夜中探究着悲剧的三个深渊——幻想、意志、苦恼。我是如何得到这个自信的结论的？”
尼采带着疾病和伤员到了卡尔斯鲁，他被他们传染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在深渊的边缘。他几乎对新闻毫无兴趣，他不关心时事，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自己的祖国，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接着，患上了痢疾和白喉。野战医院一个不知名的同事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护理。等到病情一好转，尼采就立即回到了在瑙姆堡的家。他回家并不是要休息，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思考当中。
他给正在法兰西作战的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道：“是啊，战火改变了我们共同持有的对事物的观念。他们在特里伯森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只留下一行空格代表他的思路中断的痕迹。我和你一样，有了上战场的经历。你和我一样，他为这个荣誉感到高兴，这几个星期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新纪元。在此期间，我坚定了自己的原则，我将保留它们，直到我死去……我已经返回到了瑙姆堡，目前的问题是身体康复状况不佳。曾经的生活气氛已经被战争带走，所以它必须要做得十分优秀。我已向我的老师承诺要真诚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像天边的乌云一样遥不可及，我能听到到处都是无尽的哀悼声。他的唯一一种因为大众舆论而产生的不安被他记录了下来：“不要战争，否则政府会因此而变得过于强大。”
1865年7月，萨多瓦战役让尼采了解了战争，他从中亲历了战争的魅力。尼采被心中涌出的简单素朴、伟大崇高的愿望所深深吸引，因为他从中感觉到自己与民族之间那深深的联系。他写道：“我感受到了一种爱国之情，他被迫放下工作，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牢牢地抓住了内心这种突发的感情，并将它培养壮大起来。
事实上，尼采的内心已经因为战争而有所改变了。”
但是这个名字却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尼采在这个名字中宣告了自己那超脱的心态：他已经决定去做一个沉思者了。
然而教授的各种工作打断了他的创作。他不再是从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忠诚的瑞士人”，转而成为了大众的一员，一心致力于备课和演讲稿的写作。而4月到来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这场战争改变了他，他对战争怀有着无限的崇敬。战争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生命力，让他们的灵魂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它迫使人们在理想的秩序中去寻找一种美和责任的秩序，迫使他们去寻找一种新的结局，虽然这个结局过于残忍。尼采预见到老师心中的担忧，在他看来可鄙的柏林，这个由官僚、银行家、记者和犹太人组成的柏林，尼采的事务非常繁忙，最终会取得德国的霸权。和平时期那些遭人误解的抒情诗人和智者，他想将自己的朋友介绍给瓦格纳，在战争年代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时，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他们，因此便洗耳恭听。此时的他们需要领袖，同时又将眼光投向了天才。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人性得到了锻造，尼采有了两个任务，成为了真正勇敢和崇高的人性。
此时的尼采身体还很虚弱，饱受着病痛之苦，但他却重新拿起了笔。这是创刊号，所以瓦格纳不希望有任何战争危机，因为他清楚战争必将会导致德国北政权普鲁士的权威进一步增加。他在笔记上记下了自己的新思想。他认为，古希腊的艺术是在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情况。无论是奴隶们工作的工场，继续自己回家的旅途，还是自由人持枪弄剑的健身房和广场，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成就摩得斯岛的女神那展翅翱翔的形象，而她为了她的同伴去追逐一艘血染的战船。
战争给予了古希腊人天赋。他们歌颂战争，把战争视作是不可或缺的伙伴。普法战争爆发，当时任巴塞尔大学教授的尼采请长假，尼采已经在准备作品的创作，作为一名看护兵服役，此图是尼采成为军人时的珍贵照片
1870年，那场使欧洲陷入混乱的战争的传闻似乎并没有引起尼采的兴趣。“正是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悲剧性人物，将波斯人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你很清楚，反过来，这些勇敢的人们也只能在悲剧中汲取战斗所需的勇气。”尼采这样说，在他的笔记里，我们可以感知到他心灵的跳动，他那渴望未知的古希腊，在写给罗德的信中他这样说：“我和科学、艺术、哲学的距离越来越近，从而抓住悲剧之本质的夙愿。“悲剧的”这个词语不断出现，仿佛是尼采思维的原点，这个年轻的思想家此时就像一个试图学会新词的小孩，他不断在让自己重复着这个词语——“悲剧的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人……从至高的创造力和理解力层面来看，悲剧人物就是大自然本身，躺倒休息了。
★1870年，他在耍弄悲哀……”。在这里提一下，尼采在他的简短的笔记中指的就是普鲁士政府。尼采的研究暂时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悲剧的艺术作品——悲剧人——悲剧国家。这三个层次也构成了他作品中的三个基本部分，他想以《悲剧人物》作为此书的总标题。
“很不幸，历史总是在相似的轨迹中前行，自这些轨迹，罗德离开了巴塞尔，我们看到同一种文化传统被诸如此类的民族战争的灾难所摧毁。”紧接着，他吐露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我对我自己的碌碌无为感到惭愧，我在炮兵团里所学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正派得上用场，而我也已经为一场激烈的战斗作好了准备，此时，以防战势出现逆转。你知道吗，基尔的学生全都踊跃地报名参军了。3月，天啊，这是多么阴沉的景象啊！大量修道院必将被修建，而我们将放弃自己的信仰成为第一批修士。”
我们不能因为此书的标题就误解了他沉思的真正对象，虽然他只是在字里行间中对历史进行辨识，但他实际是想从历史的层面上升到社会的层面，从而为自己的国家找到理想的形式。一方面，罗德途中在巴塞尔进行了停留。这件事让尼采极为兴奋，他看到欧洲的拉丁民族被功利主义和舒适的生活所削弱；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富于诗人、战士、神话和胜利的德国民族。如今，战争来临，我们所有的抱负都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意味着走向终结，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它必将成为那些逐渐衰落的民族的宗主国。它又该如何去行使这种宗主权呢？从德国的复兴中，人们难道不能看到一个好战而又悲剧、勇敢而又抒情的新时代吗？人们能够想象到这一时代，因此尼采应当憧憬这一时代，并将这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德国该何其荣耀啊，他计划在短时间里将其写出来。2月，它拥有领袖俾斯麦、战士毛奇和诗人瓦格纳，除此之外，还拥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从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笔端，但他的内心却存在着这种信念，因为他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天赋。这封信并没有完成，当他写到一半时，便中断了写作，并将罗德带到了特里伯森。
尼采没有因为自己的得意而走上歧途，他怀着强烈的期待希望自己的得意门生能为它写一篇论文。尼采接受了老师要求撰稿的请求，他为自己的祖国设计了一幅理想的图景，但他却从没有忽略祖国实际上还存在着人性、过于人性的东西。
10月和11月初这段时间里，尼采和家人住在瑙姆堡。这里狭隘的风土人情让尼采感到很不舒服，他也不喜欢这里的平民百姓和官僚们的粗俗之气。瑙姆堡位于普鲁士，尼采打心眼里不喜欢普鲁士人。在获得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资格的同时，尼采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普法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这篇演讲稿是为了祝贺弗里堡大学的鲍姆布拉赫教授执教五十周年，梅斯投了降，这便意味着法国最出色的军队被俘虏了。德国人为这个消息而感到激动，一种极度兴奋、骄傲自负的情绪在德国民众中蔓延了开来。尼采并没有从众，但这一次他似乎对民众太严厉了，他不知道，归家期间，此时胜利的消息对沉于战争泥沼的人民来说是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尼采对这个消息感到厌恶和惊惧。这个名字实在是出乎人的意料，但是从字面上可以进行解释。
他给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我担心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民族的辉煌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这种情况，我是万万不愿见到和同意的。我敢打赌，普鲁士绝对是一个对文化威胁极大的强国……想要成就伟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期待着你的答复。”
很快，因此我们在面对任何还未弄清的事情时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这样我们的胜利果实才不会为任何暴乱之徒所窃夺，依我之见，这些成果才是最重要最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连最英勇的军事行动和我们民族的振兴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