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义者的品质
喜欢刨根问底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们是很容易走极端的：不是致力于此，就是致力于彼。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一种人能够感知到世界的差异性，他们谙熟事实与表象，并且知道做某些事情的窍门，他们有能力，是实干家。而另一种人则具有信仰，他们懂哲学，是领导者。
这两种人其实都是容易走极端的。普罗提诺只相信哲学家，而弗奈隆则只相信圣徒，拜伦则只相信诗人。我们读一读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的那些作品就可以知道，他们把那些不热衷于哲学的人们统统称之为大大小小的老鼠。蒲柏和斯威夫特的书信则把周围的人都描写成了怪物。歌德和席勒对其他人的刻画也并不客气多少。
事物的存在总是有着自己的哲学，就像不具备一点儿商业知识的人是发不了财的道理是一样的。英国自古以来就是最富庶的国家，比起其他的国家来，英国更重视的是财富的价值，他们轻视个人的才能。一个人如果满足于酒足饭饱，那么他所相信的东西就会很少了，因为对他而言，真理已经丧失了某种魅力。谈论那些扰乱人心、具有煽动性的观念，是被社会上那些殷实可靠的人所唾弃的。生活在一个功利的社会里，一个人会因为他身强力壮、富有兽性而逐渐积累起财富。
悲观的人常常会哀叹道：“我们就像驴一样，被挂在脖子前面的胡萝卜牵引到了市场上，除了那胡萝卜，什么都没有看见。”博林克勋爵就说过：“来到世界上会有很多的麻烦。但是离开这个世界则麻烦会更多，而且还要加上卑鄙。因此，人来世上这么一趟，简直就是不值得的。”我所认识的一个脾气与此相同的哲学家，他更加习惯于简要地概括对人性的认识，他就说：“人类就是该死的无赖。”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世人都是靠欺骗为生的。”
由于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是誓不两立的。那些嘲笑唯心主义的人通常又会表现出唯物主义中最坏的东西，于是也就出现了一个疑问的路线，也就是出现了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者发现二者并不是完全错误，只是他们各执一词，分别走了一个极端。怀疑主义者极力要做一个中间人。他们看到了那些普通人的片面性，他们不愿意做苦工；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智能；他们拥有冷静的头脑。宣扬不要轻率地勤劳，也不要作无益的奉献，不要辛辛苦苦地消耗脑力。他们认为世界其实就是铁板一块，他们是完全在欺骗自己。他们相信自己是稳如磐石的，然而如果我们揭露了知识的最新事实，那么他们就会像灰尘一样旋转着，不知道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他们都被错觉所迷惑了。
怀疑主义是不肯把自己局限于某个人的思想中的，就像他们不肯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一样。
怀疑主义者所坚持的立场就是深思熟虑的立场，而绝不是不相信一切的虚无主义。既不是否认一切的立场，也不是普遍怀疑的立场；尤其不是对美好的事物进行肆意地冷嘲热讽的立场。诸如此类，都不是宗教和哲学的基调。他们做事时深思熟虑，谨小慎微，相信一个人如果树敌过多，那么他们自己就不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活；相信如果给自己创造的优势越多那么就会越好。这就是加强防卫去占据地形险要的阵地，才是比较安全的，也是可以坚守的。就像我们在建造一座房屋时，我们既不应该把它修得太高，也不要太低，既要背风，又要避雨。
我们的哲学其实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哲学。斯多噶主义的立场太顽固，太僵化，我们不再坚持这种哲学。在另一方面，圣约翰的理论和不抵抗主义又似乎太虚幻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件用弹簧织成的特殊外套，它既结实又柔软。我们在大风大浪里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一条非常坚固的船。在狂风暴雨中，一座方方正正的房屋会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也就告诉我们要善于适应，这才是人性的特点。明智的怀疑主义者如果想好好地欣赏一下这个星球上最好的东西，比如艺术和自然，地方和事件，其实归根结底最主要的还是人。人类每一件美好的事物——优美的形体，钢铁的臂膀，富有说服力的嘴巴，聪明机智的头脑——他都要认真仔细地打量一番。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怀疑主义者，那么他就要有一种坚定而明白的生活方式；要有解决人生所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能力；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已经成熟了；要有证据证明他已经表现出能让人亲近、信任和其他一系列的优秀品质。除了对那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人们是不会对小孩子、纨绔子弟推心置腹的；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有见解独到的思想家，所谓的现代文明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都充分地为我所用——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怀疑主义者的称号。
不可战胜的正直
怀疑主义的开山人物蒙田就具备这些品质。
1571年，蒙田在波尔多的司法界任职，父亲去世后，他就来到了自己的庄园。虽然他是一个喜欢寻欢作乐的人，有时候还出入宫廷，但是这时候他却养成了勤学的习惯。他喜欢宁静、安定和自主的乡村生活。他认真地管理经营自己的庄园，使他的庄园兴盛一时。他为人坦率，光明磊落，憎恨欺骗别人，也讨厌被欺骗。他因见识丰富、为人正直而受到当地人的敬重。在内战期间，每一座房屋都被变成了堡垒，而蒙田却敞开他的大门，他的房屋是一概不设防的。各派人物可以自由出入，他因为他的勇气和信誉而受到了普遍的尊重。邻近的贵族和绅士都把珠宝和契约交给他代为保管。
蒙田是所有的作家中最坦白、最诚实的一个。他的那法国式的坦白常常显得有些粗俗。他已经预料到会有种种的非难，于是他首先尽量承认。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书籍几乎全部是用拉丁文写作的，是男人的专利。因此在作为消闲的作品里，有一些非常露骨的陈述倒也没有什么，而现在的文学作品是为男女两性写作的，所以，我们是不允许这种现象再出现的。虽然《圣经》式的坦白加上最不合教规的轻浮，也许会使许多敏感的读者不屑于一读。他自称身上存在着很多种恶行，如果说还有什么德性的话，那么也是微乎其微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该绞死五六次的。他知道，尽管这种坦白显得有些多余，但是在每个读者的心目中却形成了这样的看法：蒙田具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正直。
“当我在作最严格、最虔诚的忏悔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德性中也有一点是邪恶的；恐怕即使是柏拉图，用他最纯洁的美德进行反思，把耳朵贴近他自己，他也会听到自己内心的某种刺耳的杂音；只不过是有些微弱和遥远，只有他自己才能觉察到罢了。”
蒙田不能容忍任何的虚情假意。他在宫廷里任职很久，因此，他对那些表面文章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倒更愿意由着性子来行事。在空闲的时候，他更愿意跟水手和吉卜赛人聊天，使用黑话和唱着市井歌谣。他已经在室内待烦了，所以要到户外去走走。穿长袍的绅士他见得太多了，所以他对魔鬼倒是十分向往。不自然的生活让他的神经过分紧张，所以他认为人越是野蛮越好。在他的名片上面，他画的图案是一架天平，下面写着：“我一无所知。”当我注视着他的著作中扉页上的肖像时，我仿佛听见他在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人生当成演戏，你可以去抱怨别人。但是即使把欧洲的所有国家、教会、岁月和名誉都给我，我也不愿意把所看见的枯燥的事实吹得天花乱坠；我宁肯一五一十地讲我所知道的东西——我的房屋和马棚、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我的光头、我的刀叉、我吃什么肉、爱喝什么酒、以及同样可笑的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也不愿意用一枝精美的羽毛笔来书写一部华而不实的传奇。”
蒙田说：“我喜欢灰色的日子，秋冬的天气。我自己就是灰溜溜的，老气横秋的。我们做人的处境是岌岌可危的。如果一个人刚要对自己的命运有点把握，那么他马上就会被抛进某种可怜或可笑的困境中去。我为什么要自我吹嘘，装成一个哲学家呢？至少我在适当的范围内生活，做好了行动的准备，最终总会体面地闯过难关。如果是那样一种生活那么还有什么滑稽之处呢？那就不能怪我了，应该怪的是命运和自然法则。”
蒙田的《随笔集》是用一种有趣的形式来写成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处理每一件事情都是随随便便的，但是却有着一种清醒的意识。有的人的洞察力是非常深刻的，然而，我们要说，思想如此丰富的人却是不多见的。他从来都不沉闷，从来都不虚伪。他是一个天才，能够让读者喜欢他所喜欢的一切。
在蒙田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充溢着诚挚与宁静。它们都是用日常谈话所用的语言写成的。这些词语是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人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就像我们听到人们在说有关自己工作的一些非讲不可的话那样。
蒙田的谈话是非常机敏的，他了解世界，了解书本，了解自己。他用词精当朴实，他不喜欢耸人听闻，既不想卖弄，也不想超越时空。他强壮而坚定，认真地享受着生活中的每一天。他喜欢痛苦，因为痛苦使他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使他意识到万事万物，就像我们掐自己一把，就会感觉到我们是醒着的一样，他喜欢脚踏实地，很少上山下海，总是待在平地上。他的作品没有热情，没有雄心，只是表现出了一种满足、自尊和中庸之道。不过只有一个例外——在描写苏格拉底时，他顿时会情绪激动，在笔下洋溢出激情。
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它是经得起考验，战无不胜的，什么也不能够包围它。人可以用全面的概括来帮助自己。人生的教训实际上就是经验；就是一种经验之谈；就是看穿世界的普遍意义。事物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而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的。外表可能是不道德的，但结果却是道德的。世风似乎在趋于下降，似乎在证明恶棍和贤人可以共存于社会，他们都在从事着自己的“事业”。虽然政客有时在政治斗争中会占据上风，虽然文明的进步也同样存在着罪恶的行径，然而，社会的趋势还是进步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事件，它们似乎阻碍或逆转了各个时代的文明。然而人类的精神就像是一名游泳健将，他不畏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通过每个人的共同努力，通过点点滴滴的琐事，一种伟大、仁慈的力量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奔流。
让一个人学会在短暂中寻找永恒，让他学会容忍他所一贯敬重的事物逐渐消逝，同时又仍然不失敬重之情。还要让他知道：虽然深渊的下面还是深渊，真理之后还有真理，然而万事万物最终还是包含在“永恒的法则”中——
“如果小船沉没了，那只是漂到了另一个大海，法则之船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