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行布阴云
同治十年八月（1871年9月），秋高气爽，日丽江阔。曾国藩会集幕友、门生和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文士，兴致勃勃地踏上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的“威靖”号轮船，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军事检阅活动。阅兵之外，他要亲自坐一坐江南制造局新制的轮船，游览一下江南秋景，散散长期郁积在心里的闷气，同时视察江南制造总局。八月十二日，先就近检阅了江宁防军。
第二天乘轮东下，巡视了扬州、清江浦、镇江、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十月七日到达上海，视察了江南制造局各种机器和轮船，十五日改乘“测海”号轮船回江宁。
一路上曾国藩与容闳、徐寿、李善兰、华蘅芳主要谈了办洋务之事。他们介绍说，容闳去美国买的机器是“制器之器”（即母机），买回后交给李鸿章，李通过丁日昌买下上海一美国旗记铁厂，厂主科尔的技术很好，留厂做工程师，开始了江南制造局的成立与制造工作。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要在江南制造局设船坞造船，奏准了造船经费，并把工厂由虹口租界迁至高昌庙，扩大了工厂规模。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建设了船坞和炼钢厂。同治七年（1868年）造出第一艘兵轮“惠吉”号，下水后曾国藩乘该轮试航，表扬该轮“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同时让工厂继续努力，要造出“二十余丈之大舰”。按曾国藩的要求，同治八年（1869年）又造出“操江”、“测海”两艘轮船。这两艘船比“惠吉”号进步在由明轮改成了暗轮，马力由三百九十二匹升高到四百多匹，但其船体反而比“惠吉”号还要小些。“惠吉”是一百八十五尺，“操江”只有一百八十尺，“测海”仅有一百七十五尺长，并没有达到曾国藩所要求的标准。
现在，曾国藩乘坐的“威靖”轮是同治九年（1870年）新制的。一边行驶，曾国藩一边与徐寿等诸匠师参观这艘轮船，一边听他们介绍。该轮也是一艘暗轮，终于达到了曾国藩要求的二十丈长度，是二百零五尺，马力也比前三号大，为六百零五匹，载重由前三号的六百吨增加到一千吨，配炮也几乎增加了一倍，由八一九门增到十五门。
曾国藩高兴地看到江南制造局造船技术的不断改进，回想他在安庆制造的“黄鹄”号，更觉进步之大了，于是不断夸奖着徐寿等人。但是，他突然感到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一点也未变化，曾国藩用脚点了点舱板说：“从黄鹄号到威靖号，都是用木板制的。打起仗来，木板挡不住炮弹，也容易起火燃烧。而洋人能造出铁甲舰，我们为何造不出？”周围的人听了没敢回答他。
船到上海后，曾国藩由上海道兼制造局总办秦世泰陪同参观了制造局各厂，并一一参观了“测海”、“操江”各舰。再次同容闳、徐寿等人说，要他们尽快造出铁甲舰来，并说如果中国能有五十号铁甲大舰，就敢同洋人在大海上争高下了。
第二天，曾国藩宴请制造局里的译员与各匠师，其中有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林乐知，玛高温、科尔等。宴会上，曾国藩一一慰问外国人，感谢他们为汪南制造局做出的努力。曾国藩许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所以宴会显得很轻松、热烈。傅兰雅等外国人由于一时高兴，竞向曾国藩提出他对外国人、对外国传教士的看法。在坐的中国人都为此捏一把汗，生怕触动了曾国藩的伤心之事，惹起他的不愉快。但是，曾国藩却高兴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外国都该是一家，“大同”世界，天下都是兄弟，不该有侵略和欺辱。耶稣教，天主教都劝人做善事，不做坏事，也是好教。真正的外国朋友、外国传教士只会帮助中国人，不会欺压中国人，那些仗势欺人的外国人和传教士，不能代表兄弟国家和真正的传教士。曾国藩的回答博得在坐外人的热烈掌声，大家赞扬他的开明，认为曾国藩比那些“清议派”要高明得多。并表示与中国朋友精诚团结，为制造局真诚效力。
曾国藩说，他向江南制造局容闳、徐寿他们下个死命令，要他们一定造出铁甲舰来，希望外国朋友们献智献力。美国人科尔当即表示可以造得出，他还表示论技术“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只要经费、材料能供应上。曾国藩听了非常高兴。举杯表示对他的谢意。
然而，当曾国藩进一步了解江南制造局的情况时，他的情绪又黯然了。
科尔、傅兰雅等人告诉他，江南制造局效率太低，浪费太大。他们说，局中工人一千多，设备也齐全，经费也充足，如果在外国，这样的条件，工作效率最少还能提高三倍。而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枪炮武器，成本又要比国外工厂多七成，造一支枪炮比买一支外国的枪炮用钱还要多得多。造轮船虽没有造枪炮这么明显的浪费，但不会比买船节省经费。他们认为，中国有一天还得走上买船的道路。曾国藩同他们探讨，中国的工厂为什么效率会这么低？浪费会这么大？他们干脆回答：这是个经营体制的问题。外国人办工厂，都是厂方自己经营管理，经费自己出，造出的产品，包括枪炮、弹药、军舰，都是作为商品按价出售，以盈利为目的，办厂者才有兴趣，也不会让工厂浪费，‘会极力提高效率。而中国正好相反，江南制造局全由公款生产，产品又全部直接调拨给军营、炮台，工厂收不回一文钱，也不用替谁负责任，质量好坏都能交差，更不要讲求盈利和效益。这个办厂的路子，决定了工厂的前景，这个体制不改变，工厂总有一天要停办。
曾国藩听了他们的话，脸色阴沉了。这个办工厂的体制，尤其是办军工厂的路子，怕是谁也变不了。军队要枪炮、轮船为朝廷打仗，国家不出钱办厂能由谁出？国家出钱办厂，产品又如何能拿出去卖？然而这么办下去，造武器不如买武器省钱，买的武器质量又好，那办这个工厂不是自找苦吃吗？
然而中国不设厂自造武器，一切都靠买外国的，中国哪还有自强的一天！自强必得独立，造武器为的是抵抗外国侵略，但武器一定要向外国购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哪有既要准备同人打仗，又要花钱买对方的拳头、棍子的！
曾国藩越想越苦恼，几天来制造铁甲舰的兴奋劲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他只觉得浑身乏力，赶紧乘轮回到了南京。
留遗训悒郁辞世
曾国藩的身体并不强健。早在京师任官时，才三十出头便有轻度耳鸣症。与他终生相伴的癣疾，虽然对身体无大妨碍，但却时时令他睡眠不佳，间接损害身体。自率湘军作战以来，戎马金戈，无一时之闲暇。每日早早起床，半夜方睡，又要处理军政要事，又要读书、应酬，他过着非常刻板的生活。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损害他的健康的话，那么，兴兵以来的种种不顺则令他最为心烦。人事的纠葛，与地方官的矛盾，特别是他训练湘军，本是为大清王朝卖命，可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时常不信任他，而宁可信任那些打仗不行、干正事不行，偏偏却整人有方的酒囊饭袋。自上海返回南京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很悒郁，什么原因自己也想不清楚。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72年1月2日），由李鸿章、马新贻规划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经过五年的建设落成了。督衙在原洪秀全的天王府的基础上修建，其规模无法与先前的天王府相比，但比起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要阔绰、豪华多了。总督搬进新署（原于盐道衙门办公）应该是一件大的喜庆之事，庆祝、摆宴自不能少，但曾国藩却一点也提不起精神。贺宴上他只是反复说：“太奢了！天道忌奢！天道忌奢！”他再三嘱咐总管要在署东开出菜地来，种上蔬菜，他要亲自劳作，以抵几分奢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