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荣氏兄弟创立的公司曾经在中国的衣食上占有半壁江山，他们在鼎盛时期非常骄傲地说过一句话：“在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他们一生只做两样东西，穿的和吃的，棉纱和面粉，只做这两样，市场份额占民族企业的50%、60%以上，所以他们有资格说“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郭氏兄弟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创始人，从小到澳洲打工，赚到了第一笔钱到香港、上海创业，成为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创始人。当时南京路上共有四大百货公司：大新、先施、新新和永安，这四大公司的创始人有四个相同之处：一个都是广东省中山县的农村人；二是从小家境贫困到澳洲打工的人；三是都信基督教；四是回到上海创立了有名的百货公司。一直到1949年，这四大百货公司都是上海商业繁荣的象征，就是日本人占领上海，也没有中断他们的事业。
宋棐卿，天津东亚毛纺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山东人，农村里来的基督徒。卢作孚，重庆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一辈子穿平民服、身无分文的老板，一直理小平头的老板，看上去像学徒，但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鼎盛时期比当时官办的轮船招商局还要多一万多吨，民生有5万多吨时，轮船招商局只有37500多万吨，所以，1937—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要撤到四川，就靠他的公司。
陈光甫、张公权，他们是当年中国银行界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个年代的企业家、银行家，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在社会层面从事经济建设，这一条线索是经济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信仰的线索，第二条线索是民营企业、银行的线索，就是经济的线索。
四、社会组织
“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看它的社会组织是否完备”。1921年9月1日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智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我想讲的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看它的社会组织是否完备，就是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健康的社会组织。
今天我想说的就是社会组织力，前面讲过，社会组织力是建设力的核心、内核，是跟破坏力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包括信仰、经济、文化组织。如果社会组织健全，社会组织力就非常强大，整个社会可能变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包括上海等地的教会、商会、大学、报馆、银行公会、律师公会、书业公会，包括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等这些组织，都是当年不同的信仰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它们都属于一种社会组织力，当这些组织都有生存、活动的空间，能在社会中发挥它应有的影响时，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要等待某一个上级、某一个部门给你盖印、批准，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
上海总商会的大厦曾经是上海权力的象征，代表着上海总商会1000多个会员，代表着整个上海的经济实力，会场也很气派，在这里决定的事情，不仅对当时的上海，而且对整个中国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大门前“上海总商会”几个字非常显赫，1902年最初成立时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1912年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一直到1929年，27年中上海总商会对上海都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社会组织，影响了整个中国。今天这幢历经风云变幻的老建筑面临拆掉的威胁。
聂云台（曾国藩的外甥）曾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是最年轻的会长。穆藕初，棉纱大王，曾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的会董。这些人在上海和整个中国发生大变动的过程中，在很多事情上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今天谈论民国时代的历史时，绕不过商会、教会、教育会、报业公会的作用，因为这些社会组织在那个年代都是可以跟政府分庭抗礼的。
1922年，全国商教联席会议代表联合开会决定，次年在上海举行一次国是会议，不是一般的讨论中国的国事，而是制定一部宪法草案，这是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一批教育界的人士、企业界的商人开会讨论制定宪法的问题，讨论国家往何处去的问题，但在1922年、1923年的中国，他们就是那么做的。
再看与民国同步的律师公会。1935年杜重远案发生，杜重远是当时《新生》杂志的发行人，因为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的杂文，里面讽刺了天皇，日本人要求南京政府把这份杂志封闭，最后给杜重远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徒刑。判刑后，二十多个律师联名写信给上海律师公会，要求律师公会提出抗诉。上海律师公会正式向司法院提出抗议，这也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1938年，上海律师公会曾经给国联发电报，要求制裁日本侵略。这些文书还在上海档案馆放着。
上海银行公会，是上海银行业组成的组织，和上海总商会代表一同成为上海民间社会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蒋介石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共商国是，其中包括银行界的各大掌门人，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新六、林康侯；实业界有刘鸿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标；报界有史量才、汪伯奇；出版界有王云五；教育界有刘湛恩、黄炎培。这是他们聚会时的合影，而且这张合影上蒋介石非常意外的没有站立在正中间，正中间的是史量才。那个年代的企业家、银行家、报人、教育家们，可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蒋介石对他们也是礼贤下士。
史量才是当时上海民间社会的代表，连杜月笙都买他的账，在上海的不同社会组织中他被大家公推为会长。他手里掌握着中国当时最大的两个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并投资了五洲大药房介入药业，又投资中华书局介入出版业，在当时的中南银行有股份，介入了金融业，他在上海横跨不同行业，尤其手里掌握着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报纸，有媒体的力量，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对他非常服气，大家在那些社会组织当中公推他为领袖。最早的组织是壬申俱乐部，他为理事长。
1932年日本攻打闸北，战争爆发，上海的社会组织在危机关头站出来，而且运作得非常好，比政府运作好多了。这些民间组织一夜之间冒出来，在不同岗位上，你负责给前线送粮食，他去前线照顾伤兵，他负责后勤保障，他负责治安，整个上海秩序井然，就是靠了史量才这批人发挥的作用。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他们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推史量才为会长，以后改组为上海市民协会，他仍然当会长。官方的上海参议会成立，会长还是史量才，一直到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所以30年代初，上海都是以史量才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精英（银行家、企业家、报人、出版家、教育家）掌管着整个社会，他们有各自背后的组织，江苏省教育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些组织都是我们说的社会组织，它们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正面影响都非常大。
1938年当中国的重工业、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大量的器材设备、机器运到宜昌，准备往重庆撤时，长江的枯水期只剩下40天就要到了。卢作孚动员了民生公司的全部力量，天才地把原本需要1年时间运完的东西用40天运完，这是一个奇迹。所以晏阳初称之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天上有飞机轰炸，特别紧张，他们昼夜不停地运转。2007年春天我到这个地方看时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对面山如金字塔”，这是当年叶圣陶通过这条水路逃亡四川时留下的一句诗，今天去看，对面山还是如金字塔，但长江三峡已经不再有激流了。
梁漱溟搞乡村建设，在河南、广西，特别是在山东所搞的乡村建设实验，持续了二十多年，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他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他创造的一个社会组织。1953年他为农民说了几句话：“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被毛泽东批为用“笔杆子杀人”，从此以后他退出历史舞台有几十年，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机会说话。刚才我们讲到对中国抗战有巨大的贡献的、完成宜昌大撤退的企业家卢作孚，在1953年就吃安眠药自杀了。这些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建设力，最具有建设力的人要么流亡了（晏阳初），要么沉默了（梁漱溟），要么自杀了（卢作孚），要么被杀了（史量才），没有一个继续发挥他的建设力。但从晚清到民国50多年间，这些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建设力，所以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有生机、有活力的生态。
在民国年代，这些人有机会从事自己的乡村建设，有机会搞自己的社会组织，有机会追求自己的信仰、传播自己的信仰，有机会按自己的方式去推动中国，我称之为“深水静流”。
有些人觉得民国是一个乱世，认为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内战和动荡。毋庸置疑，民国当然有这些，但就在这样一个年代里，这些人仍然有机会从事自己的乡村建设，仍然有机会搞自己的社会组织，仍然有机会追求自己的信仰、传播自己的信仰，仍然有机会按自己的方式去推动中国，即使它是乱世，难道我们就否定他们这些人的作为吗？
在这些人、这些画面的背后，用一个词来概括——深水静流，看上去不过瘾，不刺激，没有汹涌澎湃，没有大刀阔斧，没有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一切都很平常，只是一批怀着平常心的人，怀着不平常的理想，在社会层面做踏踏实实的努力，他们深水静流，润物无声，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得寸进寸的工作，不是得寸进尺的工作，更不是得寸进丈的工作。我们说要在地上建立天堂，那是乌托邦，是得寸进丈的幻想，是在地上要造通天塔的工作。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个民族在地上造了通天塔，中国也不会例外。
这些深水静流的线索，大变动时代背后的线索，同样是通向未来的，因为他们所做的并没有成为过去。今天我们把这些资源重新挖掘出来，就会看到他们所做的其实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帝王来写的，往往写成了帝王的家谱，他爸、他儿子、孙子、子子孙孙，帝王家谱常常成为中国历史。另外一种写法，是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来写，按照那些真正改变历史、改变民族命运者的所作所为来写，这些深水静流者的行为都会载入历史，他们的历史可能会更长远、更深刻地影响未来。
一个王朝的生命，长的也许有几百年，比如唐代、明代、清代都有几百年。短的只有13年，比如秦朝，隋朝也只有十几年，还有98年的元朝。有人计算过一个政党的生命，要成为百年老党很难，国民党算是百年老党，之所以能跨越百年，是因为它和平地交出了政权，所以在漫长的岁月里活下来，变成一个普通政党，成功的从一个垄断的革命党转型成一个可持续的普通政党。
这件事宋教仁在一百年前就做过，当同盟会成功以后，最有名的一句口号是“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章太炎提出），章士钊写了一篇评论，后面很多人谈这个事。20多年前，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写给张思之等律师的信中说，“当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并不为制度或暂时的缺陷过于担心，这些可以通过决策或立法在几天内解决，我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的沦丧”。在更深处的人心层面如果败坏了，一代人、两代人是无法挽回的。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变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能支撑起一个美好制度的问题，没有好的社会撑不起好的制度。百年前民国初造，就是一个新的制度，当一个制度从天而降时，社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把这个新制度支撑起来，最后还必须用破坏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所以最后是暴力革命决胜负，又一次以暴力轮回。但在暴力决胜负之前，上帝给了中国人几十年时间，让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在社会层面做努力，所以才产生了满天星斗一样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宗教家、知识分子，他们润物无声，得寸进寸，深水静流，在中国布下了今天看起来还不大起眼的线索。
1917年，梅光迪在美国留学时跟胡适之有一个争论，相信进化论的胡适认为今天必胜昨天，历史是进化的。但梅光迪不相信，不认为历史一定是今天必胜昨天的。我认同梅光迪的说法，他说：“历史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什么是不变价值，哪一些价值是不变的？人类不变的价值只有真善美，其他东西都在改变，美的东西、真的东西、善的东西过一千年也不会改变，善的就是善的，美的就是美的。所以，人类的历史不过是追求不变价值的记录。他接着说，“我们必须理解和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
把几条线索简单的回顾一下，一条是信仰的线索，一条是实业救国的线索，一条是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广泛地展开各自努力的线索。其实，这些线索合在一块就是一条线索：社会组织力。只要社会组织力能充分发挥出来，前面就是顺畅、宽阔的道路，路会越走越宽。
（作者简介：傅国涌，1967年出生，浙江乐清人，自由撰稿人。1999年至今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并出版多部著作。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中国知识分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