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一、未能定案的“公案”
胡适的糖尿病，作为其对待中医的态度的一个典型案例，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桩文化公案。事情原本很简单，胡适早年所患的肾病（有可能是早期糖尿病），经中医名医陆仲安治愈，有胡适本人的日记、题记及其弟子友人的忆述作证，可以说是确证无疑的事。
胡适在1921年时，为一幅描绘陆仲安研读医书的画像题跋，明确证实了传统中医的疗效与他本人的感激之情。在这幅原本是大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病症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之上，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以一贯严谨的“实证精神”，写下了他对中医疗效的真实感受，他写道：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份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胡适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当时西医给出的诊断亦是不明确的；而擅用芪参治疗疑难杂症的陆仲安，其实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病理说明。胡适的感激之情，在上面这个长篇题跋中表露无遗，但始终也没有说清楚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过题跋中提到与胡适患有同样症状的马幼渔之弟马廉（字隅卿），15年后倒的确是死于心脏病诱发的脑溢血。41年后，胡适也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如果不是巧合的话，胡适在陆仲安那里诊疗的“怪病”，倒的确可能有心脏病的因素掺杂其中。
一桩1920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病的大好事，如果是普通患者，这原本应是喜形于色的口碑美谈。却因为患者胡适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身份，更因为胡适在中医就诊之前、就诊之后以及后来的忆述中态度的突变，进而引发了后世从学术史角度、文化史角度来探讨这一桩原本普通的医疗事件。各种意见与评判莫衷一是，各种第一手或第二手的文献资料也层出不穷的引证了出来；说胡适相信中医的是一边，说胡适压根就不相信中医的又是一边，甚至于还出现了说胡适是中西医都不信的“实用主义”者等等，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白吉庵所著《胡适传》，以及华蓓苓所撰的《大剂芪参治消渴——记陆仲安太老师治愈胡适糖尿病案例》一文中，均详述了这桩“公案”始末，这桩“公案”大致有了可以摸索的轮廓。文中写道，1920年夏天，胡适经常患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到1920年秋，胡适请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仅尽人事而已，另嘱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劫数难逃”。周围朋友纷纷劝他不妨延请中医一治。胡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束手。”然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由马幼渔介绍就诊于北京名医陆仲安。
胡适的弟子、历史学家罗尔纲，后来也详细忆述了这次重要的就诊经过。他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中写道：“关于陆仲安医治胡适的经过，当时著名的西医俞凤宾曾有简明扼要的记载，郭若定编著《汉药新觉》上集第五篇记黄芪后，附录其全文如下：‘附录俞凤宾博士《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中云：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症，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处方如下：生绵芪四两，潞党参三两，炒于术六钱，杭白芍三钱，山萸肉六钱，川牛膝三钱，法半夏三钱，酒炒苓三钱，云伏苓三钱，福泽泻三钱，宣木瓜三钱，生姜二片，炙甘草二钱。此系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止之药方。’（《中药季刊》五卷三号九二页）”
这个药方，作为一副为胡适治愈顽疾的“验方”，当然名噪一时，也被当时正在为西医所排挤和打压的中医界人士奉为法宝。另一方面，这个药方的出现，也将胡适的这种“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的顽疾，正式定格为“糖尿病”。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中也提到了这个著名药方，“陆仲安的药方为：‘生芪四两，云苓三钱，泽泻三钱，木瓜三钱，西党三两，酒苓三钱，法夏三钱，杭芍四钱，炒于术六钱，山萸六钱，参七三钱，甘草二钱，生姜二片。’……西医俞鸿宝（即俞凤宾）抄出全部药方，刊登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
不过，到了胡适晚年，这桩医案的认定却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变。同样是在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记述了胡适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在1958年的一封信中，胡适写道：“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懂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这样看来，无论胡适当年是否真的得过糖尿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向中医求助诊治，并且得到治愈本是无可争论的事实。然而，胡适晚年否认其患糖尿病的事实，又让这一事件的文化背景与学术立场复杂化了。有的研究者据此认为，这是胡适根本不相信中医的表现，他在半信半疑之间选择中医本属无奈之举；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表明其一贯尊崇西方科学精神的立场，胡适晚年的矢口否认属言不由衷之举。所有这些揣测，站在研究者各自的立场上，均给出了看似合理的细节推敲与定性分析；但据此断定胡适完全不相信中医，或实际上非常信服中医，似乎都还缺乏足够的理据与说服力。
二、公案之外公共话题
依赖所谓的“医师案例”、“师门回忆录”、“晚年谈话录”等转述资料，来判断胡适生涯种种，诚然会有不那么“铁证”的诸多客观因素存在。而即使是通过胡适本人的某些书信、日记、文章等第一手资料，来看待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也并非是可以“一以贯之”的定论。
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推崇“科学”精神，治学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所谓“科学方法”。在这样一种治学理念中，中医与西医的比较研究、实证分析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与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各个专题一样，当然不会是一日一时的心血来潮；即或是有“截断众流”式的阶段性假设前提，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完全有继续修正与改判，甚至推翻的可能。因此，对胡适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某种学术立场及治学结论而言，绝不可以点代面，绝不可用其六十岁时的言论代言其三十岁时的观念；甚至于还不能就其晚年种种言行反推出某种看似客观必然的规律，再以这样的“规律”去串联其一生的学术生涯，得出所谓的“盖棺定论”。
如法炮制，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要么抓住其早年的《秋室研经图》题跋不放，认定其相信甚至推崇中医；要么抓住其晚年谈话灵的只言片语，认定其从不相信甚至敌视中医；围绕这两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搜采各种证据加以论证，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须知这样来理解胡适，这样来论证胡适对待中医的态度，乃是把活生生的胡适当作了钉死的靶子，无论用手枪还是冲锋枪去瞄准，枪林弹雨之下，早已体无完肤。任何一方阵营，或精巧或粗糙的“枪法”，都会总有击中靶子的概率，都总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甚至于还有凯旋之后的那种得意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