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圆兮缺兮相依
与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相密切关系，“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原型。
《周易·系辞上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八卦”靡所不包，这“太极”乃万物化生之源。“太极”恍惚幽渺，易学史上尝试用一种图形去表现它——这就是圆。宋代朱熹在《太极圆说解》里说：“O者，无极之太极也。”王夫之也在《周易内传发例》中云：“太极，大圆者也。”易学史上曾流传过三种太极图（周子、先天和来氏），均为圆形。这太极之圆乃天地之大本，万物之宗府，因之有古诗曰：“许惟太极圈中妙，不向梅花雪里求。”①① 庄定山：《雪中和赵地官》。
中国哲学认为，太极无形，却含化万物之理，是一团混合的元气，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相摩相荡，万物于是生焉。这种“圆”为生命之源的精神，对中国文学与艺术产生了潜在、深远的影响，如描写要得“浑元之法”，作画寻觅“乾旋坤转”，①① 石涛：《了法章第二》。艺心需要“随处充满，无稍欠缺”①① 朱熹：《四书集注》，《先进·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注。，等等。岂止艺术，连人生都追求圆满具足，从业得“功德圆满”，婚姻得“圆满幸福”，办事得“周全圆足”，实现理想叫“圆梦”，奇妙之境叫“圆神”……“圆”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愿景，一种诗性的境界。
然而，尽管人们有着重视生命与艺术的这份用心，但“圆”兮“缺”兮总是相依。“圆”相对“缺”而言，不“缺”谓之充满，故“圆”有“满”之意。事实上，凡事很难十全十美，长的是“缺”，短的是“圆”，人生总有太多太多的缺憾。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中秋月圆之夜，在欢饮达旦之时，苏东坡在赠弟弟苏辙的题为《水调歌头》的词中写道：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一首千古绝唱。《苕溪渔隐丛话》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此词表面上看是在和月圆对话，实际上是探讨人生。苏东坡对月圆倾注了无上的向往，对人间充满着无限的眷恋，却又慨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和明月都有亏损残缺的时候，世间总有与人为难的遗憾。
就这样，“圆”与“缺”组成了悲欢离合的人生，成为中华文化艺术生命秘密的一个内容。圆缺流动不息，化成了“逝者如斯”的生机。正如刘勰所言：“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①①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亦如清代李修易所云：“发端混仑，逐渐破碎，收拾破碎，复归混仑。”①① 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中华文化人也习惯于从圆缺的事物中品味变动不居的精神，从生于圆、变于缺、归于圆中感受生命。中华民间的四大传说，《牛郎织女》的人神恋情，《孟姜女》的反抗酷政，《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同冢化蝶，《白蛇传》的理想惨遭摧残，也可以说是由圆缺母题所熏染而演化出来。
这种圆缺观念笼罩着漫漫尘寰，也浸淫于海外华文文学的书写中，不论东半球还是西半球的华文文学，都有圆缺母题的艺术呈现。
（二）“东半球”的圆缺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东半球澳大利亚华文作家抗凝的中篇小说《天黑之前回家》。①① 抗凝：《天黑之前回家》，《收获》1998年第2期。
小说开篇，先讲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一个家族仓皇逃难的故事。准备逃难时发生了“我们要到哪里去”的混乱争执。“外婆”无知无识，却作出了决断，于是改变了逃难的路线，也引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作家根据这一决断、这一命运的分叉而展开了整个故事的叙述，旨在说明：人心与人生的聚散离合，不是基于预设（即便是可靠的设计），而是一种无法预知的宿命，命运无常这一亘古的命题，深刻质疑了人们行为结局的可控性。这个家族茫然而无所终的逃难里程，本想“圆”而最终分道扬镳，本想“创业”而最终一无所获，本想“人生如歌”而最终在命运的缺损中离弦走板……人作为文化造物，在动荡的年代漂泊、分裂，在“圆缺”的混杂无解中挣扎不休。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我”作为留学生的故事也穿插了进来。关于这个出国故事，旅澳多年的钱超英博士作了如下精当的述说：
“母亲”一生只为两件事，一是成为一部解剖书的作者，二是强迫“我”始终觉得人体只是一副臭皮囊，不能与宇宙同日而语。“我”开始与“母亲”作对。作对以“我”大获全胜告终。“我”远走悉尼攻读神学，“我”相信，“母亲”折腾一辈子拯救的充其量是人的肉体，而“我”拯救的是人的灵魂。虚无的神学不过是一出对严谨医学的“恶作剧”以及对“走吧，再不走，日子都过完了”的一个随机选择。此后，“我”开始了在澳大利亚折腾……
多少年之后，在“母亲”弥留之际，“我”赶到了“母亲”的病床边。“我”给“母亲”最后捎去只是（只能是）鲜花，“我知道，对于母亲，鲜花与神学一样虚无缥缈”，“母亲”在她生命的尽头，仍然期望“愿望达成”。那一刻，“我”坐在“母亲”床边，一遍一遍向“母亲”解释那些令“母亲”耿耿于怀的恶作剧，“我的执着与母亲的执着一样不可置疑”。“在明明白白的死亡面前，我相信了一切有关‘原罪’的说法”。生命有许多无可挽回的遗憾，“我”终于感悟到自己当年执着于自由选择的“恶作剧”，其实只是证明了人性的偏执和迷误，也由此证明了“我”确有“原罪”，正如人人都有一样。而“我”卷入神学，又似是歪打正着，不意而得之。这使“我”在悲哀之中有了喜剧式的发展。①① 钱超英：《身份与宿命：作为哲学隐喻的小说》，《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第160页，海天出版社2007年7月版。
可以看出，这个“留洋故事”充满了“圆”的虚幻和“缺”的实在。这种圆缺牵出了华文文学中的哲学命题，即关于“圆融境界”的限度。在这里，作家并不是从社会束缚、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抗”那个“圆”的偶然性，而是在对人的行为方式能否作出圆满的解释的层面上，提出了圆缺乃是命运无常的必然性的问题。
如果说《天黑之前回家》属于哲学隐喻式的小说，那么，泰国华文作家温晓云在他的通俗小说《水灯之恋》①① 参见《2004年全球华人文学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中，叙述的是又一个关于圆缺的故事。在一个充满五光十色的水灯节之夜，“我”邂逅了到泰国打工的北京小伙子阿强，一见钟情，度过了难忘的夜晚。而另一位老板的儿子、潇洒干练的小伙子阿龙，也同时创造各种机会接近与追求“我”。两个男孩也是好朋友，他俩的丘比特箭同时射中了“我”。噩运突然到来，“我”的父亲患上了胰腺癌，医药费相当昂贵。为了能延长父亲的寿命，善良的阿强处心积虑地希望“我”得到经济实力雄厚的阿龙的帮助，而放弃了心中所爱，最终“我”与阿龙结为伉俪。父亲并没有因为有了足够的金钱而留下，走得匆忙而凄凉。但“我”和阿强的“水灯之恋”难以忘怀，阿强在临回北京前，给“我”唱的歌是：“当我背上行囊卸下那份拥有／只能让眼泪心里流／当我踏上征程从此一个人走／只能深深祝福着／最亲爱的朋友／一路顺风”。“我”望着阿强的背影，被带走的是深深的人生遗憾。这就应了俗话所说的：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圆与缺，留给年轻恋人们的也是一生品味不尽的风景！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心灵都像水灯一样透亮，恋情像水灯一般纯洁，没有情敌之恨，只有圆缺之憾。
（三）“西半球”的圆缺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半球华文作品中的圆缺母题的叙事。
在这里，我们以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创作为中心，来加以考察。
自从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大陆上演并一炮打响之后，新移民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多地受到内地读者的关注。作为在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移民作家，其主体身份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作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多元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使他们的作品不仅刻下了深深的本土印迹，同时也附着了浓厚的异域风采。有时我们甚至很难界定他们到底属于移民作家还是乡土作家。张翎就是这样一位将异域与乡土融合在自己作品中的海外移民作家。
张翎出生在中国浙江的温州，上大学之前曾经当过小学老师和车床操作工。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部委机关担任英文翻译工作，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1988年获得加拿大卡尔加利大学英文文学硕士。1993年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在一间医院主管听力诊所，并勤力于小说创作。
张翎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中短篇小说集《尘世》、《盲约》等。《盲约》收集了张翎近10年创作的11部中短篇小说，内容大多与移民生活有关，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人在突变的生存环境中经历的疼痛和无奈。其中尤以爱情的圆缺、受挫于婚姻失败的故事感人至深。
丰富的生活经历，厚实的文化积淀以及特殊的职业实践，使张翎对东西方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生活的人民都有着较为直接的感悟和理解。地理位置的阻隔使她能够有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可以用更开阔的视野审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虽然离开了本土的生活环境，到了一个全新的异域，但张翎的视线始终未离开那片故土，她的创作总是徘徊在新地与故土之间，这就构成了张翎创作最重要的文本语境。
张翎擅长在滚滚“风云”中叙述“风月”。但历史在张翎笔下并非是她关注的主体，她更多地将广阔深重的历史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与背景，让主人公的命运同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捆绑起来，从而演绎出一段段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的人生悲喜剧。
对残缺的悲悯是张翎所钟情的。通过历史书写人性是张翎小说的一大特点。小说《花事了》和《江南篇》让我们见证了这种历史对个人命运的穿透力。
《花事了》讲述了花家两姐妹与文家二公子文暄之间一段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文暄原来花文家的二小姐吟云相好，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是一场偶然的戏剧演出却改变了戏迷吟云的一生，并最终促使她离家出走。吟月在父母的压力下临时取代妹妹下嫁给文暄，从此开始了一段在时代变迁与三角恋情相互纠缠下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时局的动荡拆散了文暄和吟月，大陆与台湾之间一湾浅浅的海水阻断了夫妻的联系，他们一别三十年，在漫长的等待中，吟月独立把儿女拉扯长大，而文暄却在台湾另立了家室。终于盼到重逢的一天，然而久别后的重逢并没有迎来家庭的团圆，反而给彼此的心灵带来了二度的创伤。历史已经完全改变了一切。原来那个还算完整的婚姻和家庭已被岁月彻底击碎，覆水难收，破镜难圆。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当文暄回返台湾后不久，吟月就像一盏熬干了最后一滴油的油灯，在无望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小说揭示了历史变迁给家庭和婚姻造成的巨大创伤，它是导致吟月与文暄婚姻破碎的直接原因。但是张翎在叙述时代风云的强大力量的同时，继续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人性中最原始的状态。从人心本身寻找原因。作者试图告诉我们，时空距离并不是阻隔心灵联系的元凶，吟月与文暄分离三十年，岁月并没有扑灭吟月心中等待与丈夫团圆的希望。她等到了重逢的那一天，但她等来的却是已经另有家室的文暄。当她意识到相逢却不能团圆的无奈现实时，生命的支柱顿时被抽空，她最后所坚守的信念也终于彻底崩溃了。在小说中，张翎用近乎冷漠的笔调向我们叙述一个破碎的婚姻爱情悲剧，虽然她并没有用道德的尺度对文暄的背信进行谴责，而更多地是给予他同情与怜悯。但故事本身所蕴藏的震撼力却是刻骨铭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