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女阿五》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是从幼年到23岁以前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在全书的开头，就描写了主人公玉雪如何在严格的中国式礼节氛围中长大的情境：
在玉雪五岁之前，她几乎都在中国人之间生活，因为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里，黄家。生活虽然无忧无虑，但却墨守成规；虽然庄重严肃，却也适得其乐。她所碰到的几个问题都是些中国小女孩的行为举止是否得当的问题。
年龄这么小，她已经懂得纪律的意义，尽管不明白其必要性。小女孩绝对不许质疑父母的话，除非她想挨揍。她不许直呼长者的名字……只有父母和父母辈的叔叔、阿姨才能直呼他们的名字……总而言之，小女孩对长者随便不得，即使递东西时也要用双手，以示尊敬。
小女孩生活中的主要词语是尊敬与长幼次序等，自己的想法却无关紧要，因为她没有说出来……
尽管父母很疼她，但是她还得小心谨慎，稍有不慎，马上招来严厉的惩罚。教育与鞭打几乎是同义词……鞭打所带来的羞辱远远大于所带来的疼痛。
正是在这种教育背景下，玉雪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总是十分敏感。及至长大，她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作为华裔女性，如何面对来自家庭内部的中国文化（等级观念，长幼有序，忽视个人，男尊女卑，父母威权等等）和外部世界的美国文化（开放、自由、尊重个性，崇尚创造力等等）？而且，作为弱势族裔的女性，又如何在白人男性控制的主流社会获得成功？
女主人公的奋斗，是在努力找回自我的同时也追寻自由与平等。在成长过程中，她认识到无法轻易地抛却她的华文文化背景及所得到的滋养，正如作者在1989年版的导语中所言，“中国文化既是她力量的源泉也是她的长处”；她也很快发现白人思想中自由平等、尊重个性的长处之外，还有种种不足。于是，她在两种文化的拉力中保持平衡，采取了中庸的自适之道。玉雪深知，在白人男性主流社会中，她受限于女性身份，且受制于种族歧视。尽管在她成长过程中曾经受到许多白人朋友的帮助，但她仍然感受到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偏见。上七年级时，白人男孩理查德恶骂她是“中国鬼”、“凭票取衣”的中国佬。这个男孩不仅成绩无法和她比，而且家庭教养也乏善可陈。但玉雪的中国教养使她避开了白人男孩的挑衅。中国人“忍为贵”的意识和“有容乃大”的襟怀，也使她懂得人毕竟生下来各不相同，不应该对别人指手画脚，因为人人各有长处。中国文化精神，使她漠视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她相信：“世人皆知，中国拥有优秀灿烂的文化。她的祖先创造了伟大的艺术遗产，发明了对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其他许多重要发明”①① 黄玉雪：《华女阿五》，第61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年少的玉雪知道如何善用中国文化的积极部分，为自己赢得面对白人的不卑不亢的信心和勇气。她到白人家里干活，决心要靠自己的汗水去独立完成学业。进入米尔斯学院后，又悉心挖掘自我潜能，养成对音乐和制陶艺术的兴趣。毕业以后，就业办公室人员曾建议她到华人的公司里找工作，提醒她作为华裔在美国会受到种族偏见。偏见再次激怒了她。玉雪认为身为华裔有许多有利因素，基因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她下定决心坚持自己的追求和信条，一定要在白人的公司里找到自适的位置。终于，她不仅在美国人的红十字会和造船厂找到了工作，还成为自由号舰下水仪式的主持人。她用自己的勤勉和才智，证明其中国血统和女性身份没有成为人生的障碍，并在旷工问题的征文比赛中获胜，为家族和整个唐人街增添了光彩。
《华女阿五》的“自适”之道，在于通过中美两种文化比较之间找到平衡点，汲取东方人的智慧，利用西方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在白人男性的主流社会中找到了自适，挣脱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带给她的限制，从而“放心于物外”，心适行适，保证了自己审美人生的自由性和纯洁性，产生真正的生命愉悦感和自我满足感。
“自适”之适性由于与功名利欲区分开来，去掉那些传统的或现代的陈规俗见，除却一切损人的或损己的贪婪迷误，使人在现实的种种无序中，在显示华人世界的厄运、困顿、不完满的遭际中，可以经过清理、拷问，与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相遇，获得一种照亮后的提升和彻悟。例如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多有与“爱”相关的话题。倘若以“自适”之适性，去对“爱”的存在加以追问，对“爱”的真实慢慢亲近，对“爱”的责任把持承担与怜悯，对“爱”的虚空祛除浮泛之物并悉心抚摩人性，那么，你就有可能像旅美作家刘墉所展示的：
假使心有扉，这心扉是随着年龄而更换的。
十几岁的心扉是玻璃的，脆弱而且透明，虽然关着，但是里面的人不向外张望，外面的人也能窥视门内。
二十几岁的心扉是木头的，材料讲究，而且装饰漂亮，虽然里外隔绝，但只要是爱情的火焰，就能将之烧穿。
三十几岁的心扉是防火的铁门，冷硬而结实，虽然热情的火不易烧开，柔情的水却能渗透。
四十几岁的心扉是保险金库的钢门，重逾千斤且密不透风，既耐得住火烧，也不怕水浸，只有那知道密码、备有钥匙的人，或了不得的神偷，才能打得开。①① 刘墉：《一生能有多少爱》，参见《2006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第3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在这里，作者并未实写那些刻骨铭心的爱，而是从“心扉”切入“自适”，叙说了对心灵与年龄俱进的唤醒，其实也是一个爱的发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自适”也是一种“心适”，于爱如此，于世间一切事物也都是如此。
（三）“忘适”之适性：陶然至乐
中华文化中，除了有“适人”之告诫、“自适”之悟道，还有“忘适”之至乐。
“忘适之适”的概念也是庄子所首创。他说：“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而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腰），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①① 见《庄子·达生》。庄子还以“至乐无乐”对“忘适之适”做了另一种表述：“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知之乐也，亦未知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①① 《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可见，在庄子心目中，真正的快适是对“适人”“适己”的超越，真正的快乐是对快乐的超越，难怪庄子栩然化蝶，要欢呼“自喻适志”；若是化为鸡，也会因心与物化而满足于鸡的快乐。这种由“既适”到“忘适”的愉悦境界，诚如李白诗云：“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①① 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人“得意忘形”，心与酒俱，歌声与松风交响，欢乐至极而沧桑淡定，心存高远，一切的一切都与世无争了。
这种“忘适”的人生与艺术境界，对于身处鸿NFDA5溟NFDA6的海外华文作家创作来说，往往别有一番滋味。诚然，要“适人”，要“自适”，要直面人生之真和直取性情之真，要描绘现实的境相和掘发人性的深度，就得有精深的写实笔法；但艺术毕竟还需要从深不可测、复杂多变的生存体验中升华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并以一种超越的姿态，达到杜甫所形容的“精微穿溟NFDA6，飞动摧霹雳”①① 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读爱而有作》。，有大气盘旋的创造。此时，“忘适”往往成为使具象飞舞、使静照飞动的动力源。优秀的海外华文诗歌在这方面成为艺术精神的先驱，赋予“忘适”以形象和生命，也给“适性”以深度和灵魂。
美国加州大学对圣迭哥分校的教授暨诗人叶维廉，曾坦言自己关于中华文化母题的诗作，受到王维诗歌的启悟。他写道：“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王维的诗中，寂、空、静、虚的境特别多，我们听到的声音往往来自‘大寂’，来自语言世界以外‘无言独化’的万物万象中，是天理的律动，所以无需演绎，无需费词，每一物象展露出其原有的时空关系，明彻如画。”①① ［美］叶维廉：《三十年诗：回顾与感想》，参见《三十年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他深知，诗人个人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印迹，既有“大寂之音”，又具有一种亲切如挚友的声音同另一个心灵相通的共看“忘适”的胜景。他写过一首题为《追寻》的诗，潜在的知性旨在表达“所有的浪游都是一个圆，都要回到一个纯真的起点”，推演的是一个“在春天”的场景，那“忘适”的声音来自“大寂”，来自冥合万有又不为“有”囚的契道空间：
每次你说：等待太久了
便把心的窗子打开
空气突然充满了土地的温柔
那幸福的一刻仿佛已经来到
鸟儿像一束束的光
喷泉似的从树中爆散开来
你奔前去拥抱它
而急急停住
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参与了这一刻的融汇
然后呢，是分离与死……
永久的幸福是
永久的追迹，依着
痛苦的翅翼
在涌动的春天
在清沏的河水里
两岸桃花的影子间
有一些逡巡，有一些召唤①① 叶维廉：《追寻》，见诗集《惊驰》，远景出版社1982年版。
显然，诗人并非采取“以心驭物”的方式，而让抒情主体（自我）虚位，从宰制或被宰制的位置撤退，忘却纷扰，使素朴的天机回复其本貌，主体与客体、意识与自然景象互渗互补，互认互显，共时兴现。这样，也就可以在虚虚实实、来来回回的空之“环中”冥思听静，真是一种“忘适”的、却又是意义浮动的缪斯空间。
为求一种“忘适”，为了一个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华文诗歌还需要了解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争战的磁场上的互相颠覆。这样，“忘适”之诗，长处就在于全然解囚开放，还自然之为自然，还本色之为本色，还原真之为原真，找回那个未变形、未被玷污的境界。侨居澳大利亚的诗人庄伟杰写到一次意外的旅行，邂逅一个“微笑的酒窝”，化成一串音符而在变幻的时空里来来去去，诗人说：
把我视为一个意外的旅客吧
当你站在曲径通幽的回廊上
穿着那件牛奶般质白的泡泡袖风衣
留着古典时代流行长到耳际的秀发
看到走向远方的我走向远方
尽情地挥一挥你的衣袖
就像传说故事里的白雪公主
在依依惜别中
揉春为酒剪雪成诗①① 庄伟杰：《意外的旅客》，原载2006年6月22日《澳洲新报》。
不为浮云遮望眼，好一个“揉春为酒”、“剪雪成诗”！在惊鸿一瞥中兴现审美的跃动，一下子把境界提升起来。此时此刻，诗人犹如醉入天地，其乐陶陶，渺然不觉，只因为“心”与“物”化，恰似飞蓬一般，游弋一个“空”，一个“白”，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美妙天地。
这一切使我们自然想起白居易所言的从“适人”、“自适”到“忘适”的审美悦适。白居易有诗云：“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①① 白居易：《隐几》，《白居易集》卷六，闲适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同样，当今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人生与情思，既可以从“适人”、“自适”中感受到适性的愉悦，也可以因“既适又忘适”而达到“不知吾是谁”的至乐无乐的境界。人们或许会问：此时到底“吾是谁”？我们说，这是一个得至美而远游于异邦他乡的人，是一个在生存困境中拆框解囚的人，是一个要追回文学艺术未变形、未被玷污的人，是一个破名利之限而复归于素朴的人，是一个抗拒现行社会“工具化、隔离化”而寻求人生审美化和审美人生化的人——而这，也成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海外华文作家及其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