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由平信徒主催的运动，是首先谋求在属灵经验（圣洁运动、神医运动、千禧年运动）和福音事工（奋兴布道）等层面上分享合作，而非纠缠於教义与礼仪的趋同。这是一个跨宗派甚或超宗派的运动，由一些宗派与堂会以外的新兴机构（如青年会、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所推动，并鼓励信徒以个别身分加盟参与，从而绕过复杂建制组织的重构问题。
真正在合一诉求上产生突破的，是在十九世纪因第三次大奋兴运动而掀起的平信徒运动，特别是由平信徒所推动的青年及传教事工。此两者乃是更正教合一运动的突破点。由此可见，教会不是在真理层面上达成合一乃是藉著事工的合作来达致合一的；并且。这主要还不是宗派与宗派间筹办联合事工，而是在宗派外另立新机构，从事新的工作。一切从头做起便是最简单容易的。
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欧美社会带来急剧转变，许多从前不曾存在的社会问题孳生，对一直依存著农业社会型态的教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青少年是社会风向的指标，他们位处社会的前沿（或说边缘），故受社会风潮影响的幅度一般较成年人为大。青少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最佳写照，而青少年的需要也是社会需要的缩影。由於宗派与堂会向来较为保守，对时代风潮的趋向敏感度较低，反应也相应不够灵活，故回应时代的责任往往便落在少数先知先觉的信徒身上，他们针对客观需要，成立教会建制外的组织，推动各种实验性的新事工。例如，为解决青少年失学的问题，主日学运动应运而生；为挽救青少年道德与灵性的疲惫，青年会与女青年会亦相继成立。传统教会不易承担这些新兴的社会工作，基督徒和社会大众对满足青少年需要的呼吁。反应一般又较为积极；因此，以青年事工作为跨宗派或超宗派运动的切入点，是较易取得教会和信徒的一认同和支持的。
青年事工既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成果，其本身却又是酝酿和发扬超宗派合一精神的温床。一般平信徒大多只认识所属的教会，很少知道自己的宗派或堂会以外的其他教会，他们甚少与别的宗派传统信徒接触往来，遑论有所认识。很多人在进入大专院校就读以後，在校园团契里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基督徒相交，才发现原来存在著许多不同的宗派，并且各自有不同的属灵传统。不过，由於对教会认识未深，青年人大多对自己的宗派传统亦不大了了，甚麽宣道会、信义会，对他们而言，都不过是任意冠上的名称吧！他们不大理会宗派间的任何不同处，反正都是基督教便足够了。他们乐於在生活和事奉层面上，跟不同传统的信徒交往，一起读《圣经》，一起传福音，所有教义与礼仪的分野，都是他们既不关心又无从谈论的。
因此，学生运动是最容易达致跨宗派甚至超宗派合作的。事实上，年轻人总有反建制的倾向，不喜欢依循传统、教义现条行事，背叛师们也是司空见惯的。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基督徒，合一意识一般均较强烈，眼界、胸襟及包容接纳度也相对较大。我们看到，十八与十九世纪好些重要的属灵运动，其异象都是在大学校园里酝酿，其原初的班底亦是在校园里纠集的，最佳的例子有卫斯里约翰所带动的复兴、学生志愿运动等。
学生与青年事工大都带有鲜明的平信徒运动的性质。反教权主义色彩强烈。如前所述，因著真理层面达致合一并不容易，而教职人员基於身分和专业上的拘限，甚难完全无视真理的分歧；如此，合一运动由平信徒推动带领，便是较为简易的安排。慕迪与穆德这两位分别代表十九及二十世纪基督教合一运动的领袖，也是学生运动和青年事工的领袖，他们的共通点便是平信徒的身分。他们之所以广为世界各地不同宗派的人所接受，除了因著人缘极佳，人际关系技巧高明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道信息都没有来雒复杂的神学内容、没有鲜明的宗派色彩，虽倾向保守却又平易近人。他们不需要对任何宗派和神学传统效忠，可以随意将庞杂的信仰大幅还原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之类的信条，成为不同背景的人彼此合一的共同基础。
除了青年事工外，传教运动是另一个普世合一运动的切入点。
传教运动是十九世纪属灵觉醒运动的重要产物，无数基督徒在运动中醒觉起来，积极投身海外布道工作，期望在这世代中将福音传到地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从十九至二十世纪，有超过二十万位来自英语国家的传教士被差到世界各地，彻底改变了过去更正教在传教事工上停滞不前的面貌，影响非常深远。
与青年事工一样，传教运动既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一个表现，但它同时又是超宗派合作精神的培育所。
近代更正教的传教运动首先以超宗派的面貌出现。一些立志将福音带到未得之民中间的先觉者，纠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信徒，迳自在宗派外成立组织，便开始海外传教工作。十九世纪最早期的差会，无论是英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抑或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或是美国的美部会，都是信徒自行组织的差会。虽然它们的组成分子都有强烈的宗派一致性，譬如伦敦会与美部会的负责人有公理宗的背景，而教会传道会则有圣公会背景；但是，它们却是宗派建制外的组织，不是所谓官方的差传机构。宗派差会要在这些[非宗派] 差会初见成效以後，才相继成立。所以，传教运动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成果。
与此同时，传教运动对合一运动精神的发扬，却也有极大的帮助。在传教工场里，基督徒容易缔造宗派间的合作。一方面，特别在开拓一个新工场的初期，同一宗派差来的人员有限，传教士多数须忍受一段孤军作战的日子，放在工场内，同样来自欧美但隶属不同宗派的传教士，往往乐於走在一起，互相合作和支持，他们中间不存在宗派藩篱。二方面，在传教工作开始时，传教士大多只宣讲简单的福音，主持简单的崇拜聚会，不可能突显其宗派的教义和礼仪传统；在传教工场上，基督教大都以较原始朴素的形态存在，宗派主义并不显著。三方面，工场上不同宗派的传教士所面对的跨文化和社会的冲击，往往较宗派间的歧异来得迫切：浸信会与宣道会间的差异，远比浸信会与儒家思想的分别为少吧！传教士面对相同困难，必须携手合作协力解决，这个实际需要盖过了他们对自身礼仪、教义的坚持。
甚少有一个宗派的差会可以独力承担差传工作，将基督教全盘移植到工场，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系统所需的庞大开支，这间接促使他们将信仰还原为几个简单元素，作为信仰的最大公因数，与别的宗派传统合作，分享资源。事实上，传教工场上人力与资源缺乏，令一切的斤斤计较都变得过分奢侈。举例言，在二十世纪初，广西南宁只有三个宗派在进行传教活动，就是安息日会、圣公会及宣道会。其时在华传教士达成协议，划定地盘，南宁以南地方归安息日会照管，宣道会则负责南宁以北的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基要派岂不是一贯视安息日会为[异端]吗（我可不同意这个看法）？怎么会在福音工作上达成协议呢？不过，要是我们了解传教力量的薄弱，客观需要的无边无际，便知道在今天看为不可能的东西，在资源匮乏的传教工场里都是可能的。
在传教工场中，宗派间的纷争是最少的，跨宗派的合作非常普遍。没有一个宗派可以独立承担由小学、中学、大学到神学院的教育建设，成立自给自足的系统，而不须考虑跟别的宗派所主办的学校相嫁接。他们在各自兴办学校的同时，总要在学制的衔接、教学材料的翻译，及译名的统一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否则便意味著他们不能与他人分享资源。以中国为例，来华传教士很早便成立教科书翻译和出版的统筹组织，入虎藉以支援教育事业的推展。在《圣经》翻译、属灵书刊与传教工具的刊行，乃至所有传教事工上，跨宗派的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传教工场累积了多年合作经验後，1910年，才有第一次超宗派的普世传教会议在爱丁堡召开，即前文已提及的爱丁堡传教会议。这次会议对普世合一运动意义深远。会议议决加强宗派间在传教及其他事工的合作，集中资源，践行传教使命，而与会者皆认同藉传教来促进基督教普世合作的切入点。会後成立续行委办会，旨在继续推动普世传教合作及教会合一运动，由穆德充任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