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是河北省作协主席，前不久又当选为中国作协最年轻且是唯一的女性副主席。这样的“身份”，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桎梏，他的写作会被冥冥中的声音提醒“注意点”。但铁凝不是这样。她一如既往自由快乐地写着，今天，她的尖新，白热，她对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道德禁忌”的深刻质询，不是缩小了、闪烁了、耗化了，而是更为有力了。这正是我和朋友们格外敬重她的地方。作为河北作协主席的铁凝，每次会议上大家都喜欢听她简洁、求实、快乐而生动的发言。她从不会说“官话”，而像是在同朋友们商量一件普通的事情——尽管这“事情”往往比较“重大”。可一旦事情定下，我看到女人铁凝就有了一颗男性的能干的心，干脆利落，从不妥协，难以遏制。在河北作协分设的过程中，我着实领教了铁凝的能力和精力，她对得起“铁”和“凝”这两个字。我看到，她像个能吃苦的女企业家，在几周之内“跑”下了建设河北文学大厦的立项，几乎当天，她就在考虑选址。很快她便带人实地考察，我总是听到作协的朋友说，“今天铁凝又干了一件大事”，“明天要做的是文联与作协“分家”，工作的繁杂是不难想象的。她忙得风尘仆仆，但面无倦色。这期间她甚至还抽空写了一篇漂亮的小说《秀色》（载《人民文学》1997年2月号)。当我说“你真不得了”时，铁凝开心一笑，坦然心领。她热心而高效地处理好每一项工作，又不让任何东西干扰她更根本的工作——写作。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说是“非凡”的？
铁凝就这样自如而明澈地生活和写作着。她的姿态使我深深感到一个“写作者的魅力”。我想，从根本上说，铁凝是这样的人，她深深体验列生存的阴晦和险恶，但仍然相信真善美的可能性。她的观点或许是：即使这世界已变得歪歪斜斜，但作为个人应该也可以把握自己的举止，从而(至少)从个人意义上否定荒诞和混乱。一个纯正而快乐的写作者，一个好人，仅此两点魅力就足够了。铁凝，你已经造成“魅力”的“浪费”。
3.我看铁凝
何玉茹
与一位朋友谈起铁凝时，她说过的两个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质朴。“质朴”二字是随口带出的，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和评说，也许她还说了别的，却唯有这两个字长久地存进了我的记忆里。
记忆这东西是很怪的，当时认为重要的，也许往往不能收容；认为不重要的，它反而格外地要保存下来。一旦保存下来成为记忆，你或许才发现，那不重要的恰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一向看重记忆里的东西，尽管它可能已变得不那么客观，但由于它在内心占据了位置而不得不使你对它生出尊敬来，一种对你认为的真实的尊敬。由于与铁凝住在一个城市，又同在一个单位，见面的机会就多一些，有时是她作为领导时的见面，比如参加她主持的某一个会议；有时是她作为同事时的见面，比如共同讨论单位的某些事项；有时是作为朋友的见面，比如与她面对面地聊天。能够留在我记忆里的，多是与她单独聊天的一刻，那时候的她通常是随意而又幽默，能给人带来很多的愉快；而她在会上的情景，于我总是模糊的，我很少能记起她担任的角色和她讲话的内容。
在我的感觉里，她自己对各种会议似也并不那么看重，她常有会议之中的“偷闲”，即找空隙与朋友说些和会议无关的话题，虽不是约定的聊天，却由于身在会议之中又与会议无关系而能感到她切实的愉悦。开省作代会的时候，她家离会址很近，中午和晚上她便徒步回家休息，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朋友去她家里，发现她正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听一首美国歌曲，那悠远、自由又苍凉、有力的歌声立时把我们吸引了。那天晚上我们没说多少话，多半的时间在听音乐，她说，每天开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一听音乐，白天的喧闹就离远了许多。我们望着听音乐的铁凝，也随了她远离着白天，并由于知道第二天还要有一个主持会议的铁凝，就愈发与现在的铁凝贴近着。大约在第二天下午，就在她主持的会议将要开始的一刻，她在人群中看到我，送给我一个纸包，说那里面是件小工艺品，是保定某县的农民朋友中午刚刚送给她的，她将其中的一件送我分享。她与农民朋友的友情是认真而执着的，平时有乡下朋友来看望她，她总是热待地招待他们。他们送给她的是一套竹编的可盛糖果的小筐，打开来看，晶莹细致，十分漂亮。当时的她说完就匆匆地赶向了会场。她在台上主持着会议，我则在台下听着她的主持。可是至今那次会议，铁凝留给我的记忆，却独剩了听音乐和那个竹编的小筐了。轮到她不主持只参加的会议，她就更显得放松许多，会议的空闲，或者一个人独处，或者与朋友在一起，并将这看作会议期间最舒服、惬意的时刻。有一次她向我表述了这意思，她说，愈是人多的地方，人少的时候才愈真实愈宝贵，与朋友在一起，哪怕不说话，心里也是舒坦的。在大家的目光里，铁凝也许有着各种各样的真实：风光热闹的，寂寞孤独的，纯真质朴的，精明练达的，善良大度的，清高偏激的……这一切或许都是，或许都不确切，在我的目光里，我想我是更认定质朴的，当然我不是说，铁凝对会议对工作是敷衍的，不是这样，相反她还是很认真的，我述说的只不过是她留给我的感觉和记忆，或者更掺杂着我对她的一厢情愿的臆想？
客观地说，铁凝是个忙人，她至少在忙两样事情，一是写作，一是省作协的工作。尽管我明白她更看重的是写作，但两样事情她都一样的认真和投入。她曾说，有机会为作家、同事和朋友办点好事，耽误些时间是值得的。她自然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集体为个人们付出了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有一次她感慨地说，这段奔波(指省作协成立的前前后后)，有时想起来真想哭一场，真可以写部长篇小说呢。她没有具体说她怎样地奔波，但其中的艰辛、甘苦，我是能够想象的。有朋友曾劝她不该为所谓的工作耽误更多的写作，她的家人似也对她的“奔波”不那么关心，但她始终如一地充满了热情。我想她当然明白她可以避开工作清清爽爽地当她的作家，但她也许更明白，一个作家的大气和对人生的大彻大悟更该在面对、投入世界中来体现。正如她在一篇散文中写到的：“我和世界纠缠在一起。我喜欢这纠缠，并不在意世界怎样待我。我对我说：你必须扩展你的胸怀，敢于直面世界并且爱她。爱遥远的是容易的，理解近在咫尺的是艰难的。可文学实在就是对人生、世界的一种理解和把握，就是对人类命脉的一种摸索。是近的，不是遥远的。”也许，铁凝对于工作的认真和投入，更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独处，一种另外意义上的质朴？
有一点是能够确定的，写作对于铁凝永远是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生活方式。她曾说：“艺术是什么？写作又是什么？它们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它们唤起我心灵中从未醒来的一切宏大和一切琐碎。沉睡的琴弦一根根被弹拨着响起来，响成一组我从来也不知道然而的确在我体内存在着的生命的声音。日子就仿佛双倍地延长，绝望里也有了蒙眬遥远的希望。这使我不能不认可，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比欲望在现实中的满足有着更扰人的诱惑，有着更强悍的挑战意味……”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也许永远不必担心写作以外的东西对他的干扰，任何干扰都将无法抵御住写作对他的诱惑。事实上，铁凝也从没有停止过对读者的“进攻”，她时时在以她自己的方式，即“耐心而不是浮躁地、真切而不是花哨地关注人类的生存、情感、心灵”，以愈来愈简洁、素朴的文字构造着她的小说世界。
铁凝曾写过一篇《真挚的做作岁月》的散文，里面提到的两件事给我印象极深，一件是她下乡时和两位女友插起门来就着柿子喝酒的事情，说其中一个叫刘元梅的女友由于酒精中毒而呼吸短促，瞳孔扩散，慌乱惊恐之中，十八岁的铁凝忽然想到了热敷法，立即“烧了一大锅开水，把所有的毛巾、枕巾都摁在锅里，再将这一锅毛巾一次次地摁在刘元梅身上”。折腾了一夜，居然使刘元梅恢复了正常。另一件事是铁凝为救女友与一位农村大娘一起轰赶“庄客”的事情，庄客是龙的一种，当时的农村人都对这能附上人身的东西深信不疑，轰赶庄客的事情也就让铁凝经历了一次。这两件事我也听铁凝口头表述过，她说她从来没有讥嘲过大娘和她当时的愚昧，因为当时的她是真实的，她相信着，做着，就像她相信热敷法能救女友一样。这事情当然可以分析为是那种岁月中一种真挚的生活态度，也可以分析为对女友善良、素朴的情感，还可以将铁凝看作是一个敏捷的行动者，但我却觉得，它仍与质朴深深地联系着，就像一种底色，再有怎样的变化，那底色总是遮掩不住的。这又让我忍不住要提起铁凝四岁前那位北京的保姆奶奶了，她“粗手大脚，喜爱劳作”，对她十分疼爱，在她高兴或不高兴时，总是“从一个齐腰高的大缸里拿点心”给她吃，她便“很得意，生活得也很踏实”。我想，那位保姆奶奶也许该是那底色中的底色吧。
我明白在一篇小文章中谈一个人是很困难的，无论选择任何一种角度亦有失之偏颇的危险，它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作者浓重的主观性，而我又是一个看重记忆的人。但有栏目主持人与编辑的督促和信任，我还是没有回避这困难，于是就努力真实地记下了我以上的感想。
4.一颗美丽诚朴的心
何镇邦
认识铁凝，当然是从读她的成名作《哦，香雪》和稍后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开始的。《哦，香雪》的清纯和浓郁的抒情味，是新时期小说中少见的。
读之，犹如喝了一口清冽的泉水，沁人心脾，让人甜到心里头。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刻画的那位女中学生形象也是新时期文学画廊里少见的。但读这些作品，我想象中的铁凝仍然是一位清纯典雅的小姑娘。
在1984年与1985年之交的中国作协四大上，终于见到了铁凝，同我想象中的铁凝一致，清纯、典雅，颇有点矜持。在会场上，或在餐厅里，偶尔见到，颔首笑笑而已，只是认识了，未及细谈。
1988年，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玫瑰门》先在作家出版社的大型文学期刊《文学四季》上发表，然后由作家出版社出单行本，接着由作家出版社召集一次规模盛大的作品研讨会。我得到作者签名的一册赠书和出席研讨会的邀请，随同邀请信还附有铁凝的一封亲笔信，客气，热情，得体。后来在会上同别的与会者交谈，才得知每位被邀请者都得到作者这么一封文体不同语气不同的信。可谓十分细心周列。现在回忆起那次研讨会，无论是规模、规格，还是学术气氛和会议质量，都是同类会议中少见的。
在北京，类似的作品研讨会，十多年来越来越多，有时一个月要参加上好几场，但真正有话说或认真研讨的却不大多。而《玫瑰门》的研讨会却不是这样。北京文坛上的作家和评论家大都出席了，当时正巧有事到北京的台北出版界人士郭枫先生也应邀与会。会上，就《玫瑰门》的主题和叙述语调、艺术风格都展开了见解不同的热烈的讨论。记得很少参加这种研讨会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也认真读了作品，首先发言，记得他的头一句话是：“我的牙口大，按理先发言。”
这一年，我在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工作，正筹备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一起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铁凝得知此信息后曾来信报名，我也曾把报名表给她寄了去，并把她的名字列在给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关于举办这一期创作研究生班的专题报告上。后来，铁凝一直没有来参加这个研究生班的学习，原因有种种，恐怕与她不久就被评上一级作家，参加这样的学习已不是十分必要的原因有关。
同铁凝有一次比较认真的接触是1992年初夏随同汪曾祺先生夫妇到石家庄的几天交游。那年的5月间，《长城》杂志社的艾东同志盛情邀请汪曾祺先生夫妇到石家庄做短暂访问，并邀我作陪。那次到石家庄后，《长城》杂志社的艾东同志一行终日作陪不说，河北老作家徐光耀同志，还有铁凝，也是终日相随的。无论是走在正定大佛寺同贾大山一起谈禅，还是登上太行山深处的灵若山探古，铁凝都紧随汪老夫妇左右，热情周到地照顾他们二老。
五年前，汪老夫妇体魄强健，精神矍铄，尤其是汪师母施松卿女士，颇有风度，铁凝戏称之为“伊丽莎白女皇”，老太太也欣然接受。谁能想到，汪老五年后会猝然辞世。呜呼，每想起五年前初夏时节同游石家庄的情景，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痛和世事变幻难测之感！然而，几天的相处，却让我得以进一步了解了铁凝，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女人。从她对汪老夫妇、对朋友的态度上，可以看到她谦虚、热情、细心和善解人意的一面，这可能正是铁凝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五年前在石家庄与铁凝的几天相处，也可以说是进一步了解铁凝的契机。但此后，总是很少有机会见到她，她的作品写得不少，也难得有机会坐下来认真研读。不过，此后几年倒是常常听到铁凝进步的消息。一直到去年年底在中国作协五大上她被选为唯一的一位女性副主席。铁凝成熟了，她担当文坛的重任，成为文坛的一路诸侯，这是值得高兴的！
今年春天开始，《时代文学》杂志社邀请我主持该刊的一个专栏《名家侧影》，在请了各路名家侃了文坛的三位宿将：汪曾祺、林斤澜和艾煊之后，杂志社主事的同志和我都想到了铁凝，想为她编一个专栏。除了约石家庄几位年轻的朋友写稿外，自然想到了始终关心着铁凝，并受到铁凝敬重的汪曾祺先生。2月间，当我第一次离京南下之前，就曾在电话里或当面向汪老约了稿，他是答应了的。但4月初我回北京见到他，问起关于铁凝的稿子事，他仍未动笔。汪老年事已高，近年来稿约多，要画要字的也逐渐多起来，弄得老头常常是忙不迭，于是我同铁凝都不大好意思催他。4月底，他老人家又有一次到四川参加笔会的机会，对这次笔会他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原说5月3日返京，直到5月5日才回来，而且过些天就要到南方参加一个女作家笔会。于是5月7日我才打电话催稿，问他关于铁凝的文章能不能写，因为发稿在即，不能不催，老头在电话中很干脆地答应：“能写，马上投入！”5月8日上午九时许，即接到汪老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凌晨四时许即起床，一气呵成，有两千多字，要我马上去取稿。从声音里已听出他的疲劳感，即劝他赶紧休息，我午后去取。午后由于家中有事未能成行，直至晚饭后赶过去。一进门，老头即把还有墨香的文稿交给我，共八页，题目：《铁凝印象》。这就是读者诸君见到的这篇文章，这篇凝集着一位老作家对青年作家情感和期望的美文。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成了汪老的绝笔，而5月8日晚上同汪老的相见，亦成永诀！
这些天来，我的心情一直不平静。当在南海边上的一家酒店里听到汪老猝然辞世的噩耗后，我在这个小镇上治病的日日夜夜里，一想起汪老的为人与为文，汪老对我的深情，就难以控制悲痛的泪水。但愿以此短文记下我所认识的铁凝的同时，也寄托我对汪老的一片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