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短文二篇
袁鹰
也向总理交交心
中国作家协会从1953年9月到2006年11月先后举行了七次代表大会，我有幸都参加了。第一次是作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列席，后六次都作为代表。每次大会，都有中央领导同志致祝词或者作报告。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对文代大会的报告，热情鼓励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建设。第二次是1979年经历了十多年政治运动加上十年大动乱之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祝词中说“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话不多，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多年受屈受辱受残之后顿时有解放感和温暖感。那句关于文艺创作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不要横加干涉的话，更是传诵一时。第三次是1984年底的第四次“作代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作的祝词，再次强调要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批评许多党组织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等错误做法。他的话引起广泛的热烈的欢呼，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春天”。
第四次就是今年这次“作代会”上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了。本来是请温总理向大会作国内经济形势报告的，他却敞开心扉，以相当多的时间，同文学艺术工作者谈心，使到会的几千名代表意外地惊喜，顿时缩短了台上台下、领导人与普通文学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因而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温馨和煦，掌声不断。温家宝总理讲话开始就提到他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和对几位老文艺家的问候。他说曾就一首诗向诗人李瑛同志请教，还问：李瑛先生今天到会了吗？李瑛连忙站起身来向温总理招手，温总理在台上也起立致意，全场上又为这场面热烈鼓掌。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联欢晚会，中央几位领导人应邀出席。我的座位正好在第一排的圆桌边，总理同我握手时，我说了一句“非常感谢您今天下午精彩的讲话”。这是出自内心的，不是客套话。中央领导人对文学艺术界这种有真情实感而又平和亲切的讲话，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
温家宝同志援引了自屈原、司马迁到近代的一连串仁人志士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诗篇和警语，激励文学艺术家们加深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特别使大家受到鼓舞和启迪。讲话中很有针对性地说到他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几点希望，头一条就是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将真善美放在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的第一条，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他说：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他特别指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民去追求真理。”这几句话含意深刻，但是冷静想一想，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当今社会上，包括文坛艺苑，不少地方滋长蔓延着令人民群众厌恶痛恨的歪风邪气：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浮躁成风，斯文扫地，假大空的文字时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上，真正的民声民意遭到漠视和扼杀，真实情况被掩盖、隐瞒、歪曲，遇到这类事，自然就会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慨。文艺工作者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讲真话，就需要坚韧的胆识，需要极大的勇气。凡是有良心、党性强的正直人士，包括报纸电台记者和作家艺术家，对此都会有切身感受。例如，揭露大小官员违犯法纪、贪污腐化、钱权交易、欺凌百姓的种种大案，揭露不断发生、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大多数都会受到重重刁难、打击、恐吓、诬告，甚至暴力。但是他们仍然冲破阻力，冒着危险，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细致地采访、调查、核实，写成通讯、调查报告、报告文学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公之于众。也就是温总理说的“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温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想必是都能了解的。讲真话，反映真实，表现真情，本不该成问题，理所当然而且应该得到帮助、受到保护的事，实践上却要经历千辛万苦。温总理的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但是不知道对那些玩忽职守、漠视民生、损害国家利益以至草菅人命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奸商企业主们是否能得到警示，有所触动，引以为戒，我实在不敢乐观。因为，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依靠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群众举报也许更有效些。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同志，心平气和地同文学艺术家像知心朋友那样说古道今，在当前举国上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特别令人兴奋和欢畅。他开了一个好的头，倡导了一种真诚、团结、宽松、祥和的风气。文艺工作者，像所有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衷心拥护党、衷心愿为国家民族献身尽力的。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漠视；多一点宽容，少一点限制；多一点温暖，少一点冷酷；多一点帮助，少一点棍棒，不是更好吗？在真正的和谐社会里，文学艺术必然会繁荣，人民群众满意的文艺精品和人才也必然会不断涌现，百花齐放的灿烂春天也一定会到来。和谐和谐，“和”字从“禾”从“口”，“谐”字从“言”从“皆”，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能发言。就是要在平等祥和的气氛中发扬民主，尊重和保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真正地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四句话我们听了好多年，说了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年，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亲身体会到的，却常常是知不能言，言不能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如果民主受限制，法制不落实，言论自由成空话，何来和谐的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呢？
温总理讲话的题目是《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也算是对他讲话的一点反馈，向他交交心吧！
“孤岛”岁月最难忘
——《泥河》后记
编完这本四十余年前的旧作，真如从一条灰蒙蒙的泥河中挣扎着上岸，抖落满身污垢尘土，心灵上有一种轻快解脱之感。为了编这本小集子，前前后后花去近两年时间，其中固然需要到图书馆查旧报，翻箱搜箧寻旧稿，也由于常常从一篇东西勾起往事的追忆，因而不免过多地沉湎于悒郁甚至伤感的情愫中。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度过的八年岁月是最难忘的。
卢沟桥上炮响时，我在杭州刚读初中一年级。尽管战火离西湖很遥远，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号角，振奋了我们这些少年的心。“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第二天，杭州人都目睹了中国神鹰奋勇抗击日本空中强盗的辉煌战绩。秋季开学后，大家无心上课，挖防空洞，学防空知识，出壁报，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到课堂上，就央求老师讲时事，讲战局，从老师口中，知道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知道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知道了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战局发展得很快。日寇在金山卫登陆，东战场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快到年底时，杭州也沦陷了，秀丽的六桥三竺黯然蒙尘，我第一次尝到了侵略刺刀下生活的亡国奴滋味。
第二年春天，我随家避难到上海。那时，上海租界已成为被日伪四面包围中的“孤岛”。但是抗日气氛仍然很高涨，“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抗日志士被狙击、遭暗杀的事件时有所闻，爱国与投降的斗争极其剧烈。从敌人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人，到这样的环境里，却已感到如同到了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读书，自由地谈话了。然而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风雨飘摇的小小“孤岛”终于为狂涛恶浪所吞没，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那七八年中，我在上海读完中学，进入大学，有幸接触许多革命书刊，更有幸结识许多良师益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开始了教书、编报纸刊物和写作的生涯。我的人生旅程中重要的一段，正是从“孤岛”时期开始的。上海对我的哺养、教育之恩，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别的先不去说它，这里只记一段自己是怎样同文学结缘的。
说起对文学的兴趣，那是幼年时代就受到它的魔力的吸引了。在家乡跟祖父和老塾师读《古文观止》《诗经》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尽管不甚了然，却也从字句华美、音节铿锵中得到许多趣味。少年时代在杭州，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作品，眼前犹如打开一片新奇的世界，知道在李白、杜甫和唐宋八大家之外，还有冰心、叶绍钧、周作人和朱自清。但由于国民政府在浙江的党化教育和思想统制极为严密，杭州很少能见到近在咫尺的上海出版的许多进步图书，偶然能从学校图书馆里借到《寄小读者》《爱的教育》《稻草人》，就像发现新大陆了。
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革命文学的大本营，真像进入了汪洋恣肆、波澜壮阔的大海，又真像到了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几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丁玲和一大批左翼作家的作品，又读到邹韬奋编著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走进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宝库。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无所不读。也不管懂不懂，都囫囵吞枣地往脑子里塞。课余时间，除了少数必要的作业外，几乎全部用于埋头阅读，既是生活中的乐趣，也成为生活中的需求了。那数不清的新文学作品教育了我，也鼓舞和激励我学习写作的志趣，编织起从事文学生涯的幻梦。
开始动笔，只能从周围生活中找寻题材。我住的弄堂里，有一所私立小学，校长去世了，由妻子继任，学生仍称她师母。师母不善于办学，却热心于打麻将，输了钱就在学生和当教师的儿子头上出气，为邻里传为笑谈。我写了一篇人物素描，题目就叫《师母》，鼓起勇气寄到《申报》去。时隔不久，忽然看到它居然变成铅字，在副刊《自由读》上登了出来，这大约就算是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吧。喜出望外之余，又不免暗自担忧，因为真人真事的成分太多，还用了师母不少原话，怕她探出底细，上门问罪。担了几天心，总算没有发生，可能她根本不看报，而且我也未署真名。我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怕被斥责为不务正业(学业)，惹是生非。只是自己来了兴致，继续悄悄地写，悄悄地投稿。对好朋友是不保密的，二三知己，互相鼓励，互相评说，拿到微薄的稿费，就一起上街吃一碗鸡血汤或牛肉面，自得其乐，什么匡时济世的宏大志愿是没有的。
倒是由于蛰居“孤岛”，又住在租界与所谓“中国地界”接壤处的曹家渡，是邪恶、犯罪、堕落、污秽的渊薮。每天耳闻目睹，感受很深。经年累月，总觉得有些愤激之情，郁结在心内，不吐不快。读了高尔基、茅盾等大师指导写作的书，懂得要“接触生活”，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就多以所见所闻所感作为题材，也就是反映“孤岛”的现实生活吧。但毕竟刚刚学步，只看到一点点皮毛，提笔就写，既不会观察得准确、清晰，也不懂得深入生活，剖析本质，文字水平又低，幼稚、粗糙和肤浅，是不待言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完全占领了上海旧租界，“孤岛”的特殊环境也随之结束，在铁蹄下过窒息似的亡国奴生活，生计又极其艰难困顿，虽然也相信抗日战争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但又觉得十分遥远。于是，时常为郁闷、悲愤和苦恼所缠绕，很想远走高飞，离开上海那个鬼地方，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但都未能如愿。偶尔听到一些远方的消息，就为之神往不已。天空中疾飞的小鸟，也能引起一阵渴望自由的遐思。“袁鹰”这个名字，就在那时候开始用的。袁，是效法鲁迅先生，用母亲的姓氏；鹰，则向往于一飞冲天，振翼千里。四十多年来用过的笔名不下三十个，有的只用过一两次，早已淡忘，“袁鹰”是最常用的，就成了正式的名字。那几年所写的，大体是两类题材，一是中下层市民的辛酸生活，二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乱离时代动荡生活的浪沫，既不能算重大题材，也未敢直面人生。黯淡的情怀郁结难遣时，也写过些伤感、低沉的散文。有一个时期非常喜爱《画梦录》《黄昏之献》《竹刀》里弥漫的淡淡的哀愁所织成的氛围，刻意模仿。但自己远没有何其芳、丽尼、陆蠡诸家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自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现在，将这些青少年时(十六七岁到二十岁)的习作辑为一集，不由得思绪如麻，百感交集。我倒并没有“悔其少作”，恨不得将它们付之一炬；也觉得不必如衣冠楚楚时看到穿开裆裤时的照片那样脸红。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言语(包括真话和假话)和行动(包括做对的和做错的)写成的。文学的路程也是如此。能有机会出一本自己步入文学之门最早几年的幼稚作品，我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这套“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在我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编者容许我这些粗浅的东西混迹其中，殊觉汗颜。更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使它得以问世。我谨用它来献给哺养我、教育我成长的上海人民和上海党的组织，也献给引导我、帮助我在人生长途上步步向前的许多师友，使人长怀哀戚的，是他们之中有好几位已先我离开人世，我只能用一瓣心香，默默地表达缅怀和感激之忱了。
2.耕耘散文——致袁鹰
何为
袁鹰兄：
沪上握别，忽忽逾两月，翘首北望，深以兄等为念也。
大概两年前，某次我在信中提及，拟用书简形式试谈对你的散文若干印象，那是我一闪而过的意念，焉知你竟认真起来。这项“讨来的差使”由于种种原因稽迟迄今，时间愈久，负疚愈重。不论从哪方面来说，与其我斗胆乱谈你的作品，不如请你评论我更为恰当。无奈你是这般谦逊，对我又是如此信赖和宽容，我乃信笔所至姑妄言之，借以抛砖引玉如何？
我不记得是先读了署名袁鹰的作品才认识作者本人，抑或是先认识了袁鹰才注意其发表的作品，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你曾具体而微地提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似乎在1943年或1944年，在上海南阳路某小学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你实在是个有心人，居然还记得我当时的模样，这使我很感动，尽管我对你的印象有些重叠了。不知怎么那些情景我苦苦回忆总是记不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