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锦泉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曾是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中最受欢迎和最活跃的两种商品。它们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同时，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水平。丝绸是在西汉时期由西域经西亚传至欧洲的；在陆运商业和内海贸易的中世纪，易碎的华瓷限制了由陆路大量外销的可能性，海路的运销也仅限于周邻海区，瓷器只是辗转而零散地传入欧洲。随着东方航路的开通，远洋贸易时代的到来，中国瓷器大量地销往欧洲，如同陆上丝绸外销而形成了“丝绸之路”，华瓷外销亦形成相对稳定的海上“瓷器之路”。考察华瓷运销欧洲的途径、方式及其特征，有助于对中世纪以后东西方交通史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估以华瓷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一
唐代以降，中国瓷器主要通过“广州通海夷道”西运，即经我国南部海域绕马来半岛穿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再经由这里，或沿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溯两河流域运销西亚；或径直西行入亚丁湾在阿拉伯半岛或红海西部的非洲沿岸乃至开罗附近的苏伊士湾卸货。9世纪出口的华瓷，多为玉绿色的青瓷（Celadon ware），在西亚、北非行销并流往东部地中海的广大地区。9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萨马拉，以及埃及的伏斯泰特（即旧开罗）遗址中都有唐代华瓷的残品出土。开罗曾是中国青瓷的收藏中心，其中一些后来被土耳其人运至其首都，使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殿拥有1300多件青瓷的巨大藏量，成为世界上青瓷最杰出的收藏中心之一，有些藏品甚至中国都没有。冈珀茨1958年出版的《中国的青瓷器》一书对中国的出口青瓷有专题论述。14世纪，中国早期青花瓷器被大量卖到中东，除托普卡普收藏中心瓷器品种增加以外，德黑兰的阿得比尔博物馆更多地收藏了这一阶段的出口华瓷。中世纪西亚的商人、旅行家和作家，从9世纪的苏莱曼·塔吉尔到14世纪的伊本·伯图泰留下的对中国瓷器不同角度的描述，提供了西亚人认识华瓷即从青瓷到青花瓷器逐渐演变的珍贵资料。
11世纪以前，华瓷还多滞留于西亚、北非一带，欧洲对华瓷的初步认识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东侵的欧洲十字军在近东地区见到了中国瓷器，将其作为珍贵的战利品运回欧洲，其中的几件保留迄今。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傲慢矜夸的君主，还是蛮悍凶顽的武夫，无论是清心寡欲的僧人，还是老于世故的商贾，没有不被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打动的。13世纪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不顾千里迢迢贩运之烦难，带回华瓷。意大利圣·马克陈列的一只中国瓷瓶和一座香炉，据称就是马可·波罗于1295年带回威尼斯的。可见，华瓷备受当时欧人的珍视。欧洲商人，特别是意大利商人利用上流社会达官贵人对少量流往欧洲华瓷的追捧逐利远近。“13世纪以后，从热那亚和威尼斯来的商人已有瓷器销售”，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也出现了瓷器的修补行业。16世纪的传记作家G. 瓦萨里在他修编的《意大利绘画、雕刻和建筑名家列传》中提到13世纪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契马布埃曾在该市的瓷器修补店作过壁画。14世纪以前，某些负笈远游到过西亚、印度以远的欧人业已确信：中国是造瓷业的故乡，最美丽的瓷器出自中国。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商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中国瓷器大量舶往欧洲。中国瓷器遂成为中世纪远洋贸易中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宽、影响最大的商品。
二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涉足远东的西方殖民者先驱。特别是葡萄牙人，1517年开始与中国通商，他们将香料带到中国，又从中国运走瓷器等物，1522年被驱逐之前，一直在广州购买瓷器，以后转道澳门等地，并于1557年窃居澳门，直到1578年在广州直接通商的恢复。葡萄牙人运回的华瓷主要在首都里斯本销售，也时常出现在欧洲一些大市场或定期集市上，法国的圣日耳曼和圣洛朗市场就曾出现过早期的葡萄牙人在那里出售从中国运回的瓷器。15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腓力二世决定关闭里斯本港对荷兰船只的通航。荷兰人无法从伊比利亚半岛得到包括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遂决定与中国直接通商。他们以招聘葡萄牙航海者的方式获得东方贸易航线的秘密。1600年以后，荷兰船初航中国成功，并很快建起了一条与东方贸易的海上通道。
荷兰人根据以往在欧洲经营华瓷的感觉和经验，一俟与中国建立联系，便十分重视瓷器的贩销。世界在近代化的初期，尚未摆脱交通不便、封闭自守的落后状态，仅凭距离就可以使某一种商品生出高额利润，更何况名冠天下的中国瓷器。17世纪上半期，即使在亚洲地区贩运华瓷，也时常获得成倍的赢利。1641年4月，澳门预定的一批瓷货运至苏拉特出售，利润达到100％；1643—1644年，北也门穆哈一份售出的商品目录披露，成本3738佛罗林的一船瓷器在这里卖了9700佛罗林，赢利更高。从一些商务档案的购销情况看，距离与收益似乎呈正比状态。将华瓷贩往欧洲虽成本提高、风险增大、周期延长，但销价明显高出亚洲市场，实际获利并不低于亚洲国家之间的贩销。否则，庞坦纳斯不会在1614年发这样的感慨：“东印度贸易已将大量瓷器带到尼德兰。”沃尔克尔估计，早在新航路开辟之初，葡萄牙人将华瓷运销欧洲就可能与在亚洲销售同样利厚。沃尔克尔先生的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事实证明，华瓷在欧洲曾是获利丰厚且久销不衰的商品，虽因影响购销的诸多因素或贩运的无计划性导致价格涨跌不定悬殊颇大，但直到18世纪60年代，利润仍相当可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份18世纪直接运往荷兰的瓷器购销价格统计表明：60年代以前（含60年代），每年贩销的毛利平均高达121％。
继荷兰之后，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等国也先后趋利而至，到东方营运和贩销华瓷，造成世界历史上华瓷西运空前的声势。
为了垄断华瓷贸易，最初，荷兰在通往东方的“瓷器之路”上遍设据点，封锁航线，掳获西、葡等国偷运船只，不让其染指。1602年，荷兰截获一艘返航西班牙的帆船，将船上瓷器运至阿姆斯特丹拍卖，获纯利500万盾以上。同年秋，另一艘被截获的葡萄牙大帆船“圣亚哥”号上的华瓷连同其他中国商品在米德尔堡出售亦牟暴利。1604年，“圣凯特里拉号”又被截获，据说约60吨各种类型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人们从西欧各地纷至沓来，争相购置，英王也在购买者之列。尽管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在东方势力范围的划定、各东印度公司的先后成立以及与中国通商权益的取得，荷兰垄断航路的海盗式贸易局面未能长久维持，但是，欧洲对瓷器的大量需求和丰厚的收益强烈地刺激了荷兰人加速发展远洋航运业的欲望，并把贩运瓷器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有效手段。T. 沃尔克尔研究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开始的80年历史，指出1682年以前，瓷器一直被该公司列入贩运的众商品之首。A. 乔格先生又考察了1730年以后的60年历史，认为与前80年相比，数量成倍扩大。事实上，从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荷兰人始终操执全欧的华瓷贩销之牛耳。虽然英国海上力量发展起来之后，一度遭到伦敦公司的竞争，终由荷兰人以不时在中国定做新图样和品种的瓷器而赢得稳定的欧洲市场。当18世纪后期英国取代荷兰已成定局之时，日趋利薄的华瓷贩运已无关宏旨了。至于其他西方国家诸如法国、丹麦等，直到17世纪末也只配备了临时船只，做一些七零八碎的运销而已。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