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属于伊斯兰世界，伊朗医学也隶属于阿拉伯医学，此书反映了伊朗对中国医学的推崇与重视，可以看作是中医西传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缩影。《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一书所包括的4部中国医著，经与中国医籍对照，第一部是《王叔和脉经》。其译文完整、准确，翻译水平很高。在翻译方法上别具一格，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歌诀，而是首先音译歌诀，然后在下面解释其意思，有的音译歌诀词的下面还注上了波斯文字。在解释歌诀时有许多《内经》、《难经》以及其它脉学名家的论脉观点被引证。脉诊法是中东地区最为感兴趣的科学，从本书翻译水平和方法可以看出参加翻译的人员不仅精通两国语言文字，而且对中国的脉学也有很深的研究。第二部医书论述人体十二经络，血液循环起止线路，介绍针灸疗法。第三部医书包括两本书，一本书名音译为《部陆和太素》，记述了古代君臣之间围绕草药和治疗疾病的问答对话。另一本书名为《本草》，介绍了《神农本草经》和《唐本草》的一些知识，共分两卷。第一卷叙述草药名称、用途、用法和配制方法，以及如何从矿物、植物、人体和动物中提取药物等；第二卷是由参编人员自行编写的，主要介绍希腊和中国医生的常用药物，分两栏，一栏是中国的常用药物，附有用法和用途说明，另一栏是希腊医生的常用药。第四部医书分两卷叙述各类病因、病理，中医治病的特点、方法和预防疾病的措施。第一卷的书名没有写出，第二卷书名为《泰和论》（音译）。第二卷重点谈保养身体、预防疾病。在这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和伊朗的养生学有相同之处。通过拉施德为该书写的前言，可以了解到参加翻译中国医著的主要是伊朗学者莫拉纳·萨福丁和中国学者沈万西（音译，此人可能是元朝派往伊朗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伊朗编者，名字没有记载，医药世家出身，祖辈迁往中国（时代不明）。他出生在中国，精通两国的语言，对医学很有研究。
同时，该书作为中国医学和古希腊—伊斯兰医学的结合体，其中既有对中国医学的翻译介绍，也包含了对伊斯兰医学对中国医学的吸收运用。拉施德在序言中还说，本书展示了他本人的医学思想和他在中国医学启发下对血液循环的独到认识，比如利用中医“气”的概念，以穆斯林医学典型的烧灼疗法为例，阐发了对侧枝循环修复的创见。这无疑是早期的将中医与希腊——伊斯兰医学结合应用的例证。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千金方》在元初曾全文被翻译到了阿拉伯。而在这之前，《千金方》可能已经对《医典》产生了影响。
（三）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交流
在中阿密切的交流中，中国的药物大量被介绍到阿拉伯地区。据《宋会要》记载，从中国输入阿拉伯地区的药物包括：朱砂、人参、牛黄、茯苓、茯神、附子、水银、白附子、川穹、雄黄、川椒、石钟乳、硫黄、白术、芜荑、山茱萸、茅术、防风、杏仁、五灵脂、黄芪、土牛膝、石斛、使君子、肉桂、天南星、秦皮、桔皮、鳖甲、官桂、桂心、红豆、零陵香、蓬莪术、石决明、乌药、桂皮、姜黄、青椿皮、半夏、常山、远志、桔梗、泽泻、益智子、甘草、荆三棱、草果、松香、滑石、白芷、生姜、黄芩、龙骨、蔓荆子、金毛狗脊、五加皮、菖蒲等。元代中国的几部地理学著作，包括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都记载了中国药物外贸的情况，例如《岛夷志略》载：“曼陀郎：贸易之货用丁香、豆蔻、荜拨……”“甘埋里：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乌爹：贸易之货用金、银……丁香、豆蔻、茅香……”
美国东西交通史专家劳费尔（1874—1934年），在其所著《中国伊朗篇》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中国传入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例如，阿拉伯人称肉桂为达秦尼（dar-chini），意为中国木。伊本·忽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hbih，约820—912年），在所著《道里郡国志》一书中“入中国道里续志”一节所列出的自中国输入的药物中，就有肉桂，另外还有麻醉药、沉香木、麝香等。扎西兹（Aljahiz，776—868年）编撰的《商务观察》中也列示了肉桂和麝香。阿布曼苏尔10世纪时游历各国，受命编撰《药物学大纲》，收录了产自印度、中国的多种药物，有肉桂、生姜（他认为以中国产为最佳）、黄连（可治眼疾）、土茯苓（chubi chini，被认为可以治疗杨梅疮）。阿维森纳《医典》共载药800多种，产于中亚500余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输去的，而有些药明确带有chini词尾，无疑是中国药。如大黄（rawand-chini）、肉桂（dar chini）、花椒（kababa-chini）、黄连（mamuran chini）、中国茴香（badwan-chini）、天竹黄（chop chini）等。第二部书中，阿维森那明确指出有17味草药须从中国进口，其中包括了细辛、姜黄、桂枝、肉桂、中国大黄、中国荔枝、天然樟脑、麝香、芦荟、檀香、玳瑁、莪术、郁金。
三、阿拉伯医学对中医成就的吸收
（一）中医医学理论的影响
1.中医平衡理论对阿拉伯医学的影响
中医病理的核心思想来源于阴阳五行理论，治疗的根本思路在于调和体内平衡，以养性、调气、蓄神为日常修行的原则。《内经》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自古医家皆提倡“药食同源”，注重饮食和季节变化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从阿拉伯医学的集大成之作《医典》来看，阿拉伯医学也吸收了中医“平衡”的思想和方法。
一是关于病因的学说。《医典》中将病因分为外部原因（包括热、冷、湿润、干燥的空气、风、雾）、情绪因素（包括怒、惊、忧、恐、喜）和饮食因素（包括饮食过饥、过饱、偏凉、过热），与《黄帝内经》对病因的描述一致。阿维森纳以邪气致病为主要病因（etiological factor），重视人本身的正气是否充足这一影响因素，类似于《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阿维森纳在论述原始病因是指出其“一为外界因素导致即风吹、暴晒、饮食过冷或过热，二为情绪因素导致即引起愤怒、害怕等情绪改变的因素”，与《难经》中“天地之六邪、饮食气味之六邪”的致病因素类似。《儒门事亲·风邪》中提出人之所以生病不外乎“外有八邪之相薄，内有喜怒之相侵，真气内弱，风那袭之”，阿氏也提出是否发病关键在于一是病因的致病力足够强（外邪），二是人的防御机能是足够的（真气），三是时机必须恰当。在病程的划分上，《医典》将疾病划分为四个阶段——发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消退期，发生期是指疾病开始显露的阶段，疾病开始形成；发展期疾病不断加重；成熟期所有特征充分显现；消退期，疾病缓解或转移。与《韩非子》里广为流传的预言故事《扁鹊见蔡桓公》中的“疾在腠理”、“病在肌肤”、“病在肠胃”、“病在骨髓”划分互为异趣。
二是关于季节与健康关系的理论。阿维森纳认为身体的均衡应与季节变化相一致。医典第261条说：“当季节与人体的健康配属相协调一致时，则表现出气候与人体相适应，若果人体明显地偏离季节形态，就可能变得虚弱多病。”这与中医关于季节变化的理论相似。《黄帝内经·素问》第二篇《四气调神大论》讲：“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另外，《医典》第270条说“秋季是夏季遗留下来的疾病的养母”，而《素问》中也提到 “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元末明初医家王安道解释说，“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之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认为受到暑季气候的影响在秋季复感外邪导致疾病。《医典》第272条说季节变化引起人体状态明显改变，故而养生应遵循节气，改变生活规律。《四气调神大论》也讲了四个季节不同的作息要求，“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养生之道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勿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极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
三是关于季节性疾病的防治。《医典》第300—304条说，夏秋季如果都偏湿热则体液过剩，易发咽炎，咯血，咳痰困难，冬季干燥、寒冷则春天易发温病。这与《黄帝内经·素问》第三篇《生气通天论》载“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几乎一致，只不过阿维森纳的理论是建立在体液学说，而内经建立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阿维森那主张根据四时不同季节选用不同食物，以适应季节变迁，孙思邈《孙真人摄养论》亦有对十二月分时养生的论述。阿维森纳还明确划分了食物与药物的寒热属性，《医典》还记载了许多饮食和药物，如肉汁、驴奶、葫芦、蛋黄、葡萄酒、芍药、水蛭、牛黄、蝎毒、莨菪、附子、蛇毒、硫黄等。他认为，药用食物偏于营养，而食用药物偏重药用；他并把药物从性质平和，到效用明显，直至性偏有毒性基本划分为4个等级。这与中医学“药食同源”的观点十分相似。
四是《医典》中还有许多同《千金方》养生理论相似的地方。在餐后保养方面，孙思邈在《千金翼方·退居》中有“食后将息法”， “中食后，……行讫还床偃卧，四展手足，勿睡，顷之气定，便起正坐。量性将理，食饱不得急行。”《千金要方·养性》中“道林养性”一节中记有“饱食即卧，乃生百病，不消成积聚；饱食仰卧，成气痞，作头风”。阿维森那《医典》（第765条）认为餐后小憩有益健康，身上盖毯子并垫高颈部，有助消化。四肢应斜向下，不要抬高。餐后不宜立即睡觉，也不宜大量运动。这是因为运动会扰乱消化器官的气质配属。
2.中国的炼丹术理论对阿拉伯医学的影响
在中国的医学史上，炼丹术与中医密不可分，炼丹家和医生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著名的炼丹术士大多是声誉卓著的医家，其不但精于天文历法，能诗擅赋，还往往精通医学，并以炼丹著称。其中以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为代表。炼丹术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以自然界的某些物质为原料，经过化学加工，制造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药剂，人服了后可以长生不死，甚至羽化成仙。这种药剂就是“神丹”，“神丹”一旦练成，既可服饵长生，又可点化金银。这种方术虽然看似荒诞不经，但其宗旨是利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元素锻炼出医治百病、长生不老的丹药，故而不自觉地成为了近代药物学的前身。
中国炼丹术对阿拉伯医学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为其带来了“长生不老”和炼金以治病的思想。中国的炼丹术与古希腊炼金术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寻求长生不老药和利用矿物治疗疾病，而后者旨在伪造贵金属。早期的炼金术士都是纯粹的工艺家，他们没有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指导，也没有加入鬼魅的占星术和魔术。公元700年左右伊斯兰文明地区开始出现了有关“长生不老药”的记述。关于长生不老药的端倪见于《巴林那斯》，自此之后，诸如此类的传说就纷至沓来，在公元800—950年间贾比尔（Jabir）流派和其他阿拉伯炼丹家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记载。荷兰杜斯（Hollandus）在其所著《农神的工作》（Opus Saturni）中说“若以麦粒大小的哲人石放入酒中，可以渗入心脏并放散至全身体液之中。病人在发汗之后即可痊愈，并较之以前更强壮愉快。每九日一服即可羽化登仙，九日之中若置身天堂，以仙果为食。”所罗门·特里斯莫辛（Solomon Trismosin）在其著作中称：“老人吞下哲人石即可返老还童，黄皱之皮可以变得白润，面颊变红，灰发变黑，驼背变直。”
这种治疗百病、长生不老的思想经由阿拉伯炼金师居中传递最终流传到了欧洲。当仅做点金术用的“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一词增添了“药物”的内涵后，就为欧洲16世纪的帕拉塞尔斯（Paracelsus）为首掀起的药物化学运动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帕氏最著名的理论就是：“炼丹之术志不在炼金，而在炼制治疗人类疾病的良药。”中国长生不老的炼丹思想改变了阿拉伯和西欧炼金术的目的。它以延年益寿、使身心返老还童、使人能长寿为出发点和归宿，使用化学的方法研制长寿药，强调化学可以促使长寿。这在后来英国人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年）的著作中阐发得淋漓尽致。罗杰·培根称“炼金术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贱金属转变为贵金属，要实现这一过程需要一种能够除去贱金属劣点的物质（即哲人石），而这种物质同时也有治疗疾病的功效”。1550年，路易吉·科尔纳罗（Luigi Cornaro）发表了他的《论摄生》（Discorsi Della vitta Sob ria），也遵循了中国道教养生思想的教导，很重视避免心理紧张与纵情声色。1614年莱修士（Lessius）的《卫生学》与1670年邓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论健康与长寿的文章，以及1796年胡费兰（Christopher Hufeland）的《论延年益寿术》（The Art of Prolonging Life），都能找到长生不老药术的痕迹。
《西巴伦集》（Ciba Symposia）中得出结论：“中国炼丹术的基本思想，经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向西推进的结果，传遍了整个欧洲。葛洪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术语，在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普遍被这些国家的炼丹家所采用……如果我们承认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前驱，那么中国炼丹术原有的理论便可看作制药化学最早的规范。”无怪乎李约瑟推断，“化学”（Chemistry）一词词根“chem”起源于中国的炼丹术“chin”（金）。
（二）中医诊治方法的影响
1.内治法
在内治法上，阿拉伯医生主要采用了中医八法的汗法、下法和吐法。
中医非常重视汗法的应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讲“其在皮者，汗而发之”，认为其有退热、透疹、消水肿、祛风湿等作用，主要适用于外感表证及具有表证的痈肿、麻疹。其中的蒸法、熏法、洗浴法、熨法、烙法、按摩法为阿维森纳所用。
下法指运用具有泻下作用的药物，通泻大便，逐邪外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中医下法多用于通便、排滞、除湿热、攻寒积以及祛痰湿、瘀血。《医典》广泛使用的下法，即其所谓的排泄疗法，适用症状与中医相仿，也用于各种阻塞、梗阻、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消化系统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