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杰
14—17世纪，东方地理学理论在西方的世界观念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逐步演变为“新的全球性的世界观念”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西方地理学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中世纪的西方，以“T-O”式地图为代表的平面盘形大地观在人们的世界观念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大地球体观并没有湮没，星星之火，仍在闪烁。
15世纪初期，印度人在古希腊的大地球体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艾林”理论，通过阿拉伯学者回传到欧洲；另外，10世纪的穆斯林学者阿尔弗腊甘（Alfraganus or al-Farghani）公布的地球周长数据，也为15世纪的欧洲人所熟悉。它们一起成为哥伦布拟定西航计划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穆斯林海员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中古时期的穆斯林学者正确地提出了非洲南端被海洋所环绕的理论，以及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适宜人类居住的理论。这两种认识，已经不仅是对地球的某个区域的认识，而是关系到地球海陆分布的大局和气候对生命影响的总体特点，属于人们对地球面貌的全局性、根本性的认识，因此这两种认识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了。当这两项理论在中古末期传入欧洲，对亨利王子的航海事业产生影响时，就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古欧洲狭隘的传统观念——非洲南端与亚洲相连，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无法居住，为葡萄牙环航非洲的成功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
13世纪晚期，地中海地区出现了珀托兰航海图（portolan）。它们主要是地中海地区的全图，以实地考察为基础而绘制，对地中海的轮廓描绘得相对准确，具有比较确定的科学性，是西方制图学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先声。珀托兰航海图赖以为基础的实地考察结果，主要是地中海海员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晶，也包含着中国制图学理论的智慧。
一、印度、穆斯林地理学理论的影响
中古时期的穆斯林学者保存了古代的大地球体观，“没有这种学说，发现新大陆就是不可能的”〗。大地球体观的存在是哥伦布接受“艾林”理论，拟定西航计划，以及他的西航计划能够获得西班牙王室认可的知识环境。这种知识环境的营造，得益于东方地理学理论。
例如，服务于西西里王国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埃德里西（Edrisi，1100—1165/66年）曾经把托勒密的《地理学》带给西方的基督教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中的某些观念由10世纪的穆斯林学者阿尔弗腊甘的著作带入了欧洲。1135年，阿尔弗腊甘的一部著作由西班牙人约翰翻译为拉丁语，流行于中世纪的欧洲。这部著作包含着阿尔弗腊甘受到托勒密的影响而做出的一个判断：“专家们认同，地球的整体，包括陆地和海洋，如同一个球体。”这就在被“T-O”式地图笼罩着的欧洲思想界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产生了：“T-O”式地图是西方人依据《圣经》而绘制的，却浑然不觉地被一种来自东方的观念束缚住了，而他们突破这种束缚是借助古代的和穆斯林的地理学来做到的。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中世纪晚期以后，东方地理学在西方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一种意外方式。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虽然稀薄但是依然存在的知识环境，15世纪的一些先进的西方人才比较容易接纳大地球体观，以及赞同西航计划。
（一）哥伦布参考的印度、穆斯林地理学理论
10世纪前半期，一些穆斯林学者宣传从印度获得的“艾林（arin）”理论，其中以巴伦西亚的巴伦西为代表。他们认为，世界已知的半球，有一个“圆屋顶”或者“顶点”，称为“艾林”，它坐落在与四个方位基点距离相等的地方。一部出版于1410年的拉丁语作品收录了这个观念，哥伦布从这部作品里知道了“艾林”学说，因此才相信大地像一个梨子，为他下定决心寻找向西航行的路线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欧洲人不仅通过穆斯林学者重新找回了大地球体观，而且还有一些人信赖着穆斯林的测地数据，哥伦布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参考10世纪乌兹别克著名的穆斯林数学家阿尔弗腊甘所公布的测地结果的基础上推算出地球的周长，为他的远洋航行计划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撑。
按照阿尔弗腊甘的计算，地球圆周上的一度约合56.67阿拉伯里，约合66.2海里。哥伦布采用了他的这个数据（56.67阿拉伯里），但是他设想这是罗马里或者意大利里，每里合1480公尺，据此则一度合48海里，粗略地计算只及实际长度的75%。这样，哥伦布观念中的地球体积就大大缩小了。从哥伦布的推断过程来看，他认可了阿尔弗腊甘的观测方法和结果，只是换了单位，哥伦布主观上倾向于这样做，因为这对他的西航计划有利。
（二）穆斯林地理学的西传与西方对南半球认识的增进
中古时期的穆斯林学者提出了非洲南端被海洋所环绕的理论，以及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适宜人类居住的理论。这两项正确的理论，并非得自其他文化圈，而是穆斯林学者独立思考的结果，是穆斯林学者在伊斯兰世界几个世纪的航海经验基础上提出的。
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居民就迫于饥荒、洪水和战争的压力而迁居东非沿岸地区；7—8世纪，穆斯林向外大举扩张时，阿拉伯人向东非的迁徙活动仍然持续不断。一些阿拉伯商人也乘船来到东非沿岸从事贸易活动，与到达这里的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中国人等东方民族开展商品交换活动。阿拉伯人在印度洋西部即非洲东海岸的航海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约在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在向南航行中发现了科摩罗群岛，并且在那里建立起了拓殖地；大约在9世纪，阿拉伯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建立起了拓殖地，并且与当地居民开展了贸易活动；12世纪的时候，著名的阿拉伯航海家伊本·卡兰（Latth Ibn Kahlan）和伊本·阿班（Sahl Ibn Aban）等人就活跃在这片海域；至迟在13世纪上半期，也门—亚丁—摩加迪沙—基卢瓦—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岛之间的常规航线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在阿拉伯世界广为知晓。14世纪上半期，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曾经到达基卢瓦王国，对于这条航线上贸易的兴盛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5世纪初期，基卢瓦国王前往麦加朝圣，并且顺利返回原地，正是采用的这条航线。
9—15世纪，东非海岸沿线的贸易活动异常繁盛，既有阿拉伯人与东非沿岸—从亚丁湾地区到马达加斯加岛居民之间的贸易，也有这整条航线上的居民与印度、印尼、中国等亚洲南、东部民族的贸易活动。阿拉伯人从印度进口宝石、珍珠、香料、布匹等名贵货物，然后用它们从东非沿岸居民那里换取奴隶、象牙、紫檀木、龙涎香、动物毛皮等货物，再把这些货物销往印度等东方地区；同时，上述商品也在印度、印尼等亚洲商人和东非沿岸居民之间进行直接交换。这样，东非沿海航线与印度洋北部航线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存共荣。
9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学者已经熟悉了托勒密的《地理学》。他们普遍地接受了托勒密世界观念中把非洲南端向东延伸很长的做法，但是并没有使它与亚洲东部完全连接起来，为印度洋保留了一个开口，使其能够与大西洋相通。一些穆斯林学者还了解到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思想，认同他提出的非洲被海洋所环绕的理论。9世纪的伊本·克达比（Ibn Khurdadhbih），10世纪的伊本·豪卡尔（Ibn Hauqal）和阿尔·哈马丹尼（Al Hamadhani），11世纪的阿尔·比鲁尼（Al Biruni），12世纪的埃德里西等著名穆斯林学者，都普遍认为，印度洋可以与大西洋相通。1154年埃德里西世界地图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穆斯林学者的这个观念。穆斯林学者能够做出这些比较合理的推断，与他们的海员长期从事的航海实践是分不开的。
8—15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航海活动甚为活跃，视野亦很开阔，经验亦颇丰富，不仅使穆斯林学者能够跳出古典地理学的一些窠臼，做出了印度洋与大西洋相通的比较合理的推断，而且使他们认识到，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完全适宜人类居住。尤其是9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在马达加斯加岛建立起了拓殖地，用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早在9世纪末10世纪初的时候，伊本·克达比就推断，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远达24°S；10世纪成书于波斯地区的匿名者的作品《世界的极限》（Hudud Al Alam）描述了统治着赤道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个王国（苏丹统治的国家），并且描绘了赤道以南地区不少于5个国家的状况，这些国家包括扎巴山（Zaba）、桑给巴尔（Zanjistan or Zanzibar）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等。12世纪的伊本·路西德（Ibn Rushd ）认为，虽然南半球被海洋占据，没有陆地可供人们落脚，但是赤道附近及其以南的地区都适宜人类的生存。14世纪的伊本·卡顿（Ibn Khaldun）写道，目击者的报告表明，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居住着稀疏的人类，同时代的伊本·巴图塔还亲身到达过位于7°S附近的基卢瓦王国，并且详细叙述了它的繁华。
于是，非洲南端被海洋环绕的理论，以及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适宜人类居住的理论，在穆斯林学者和海员那里都已经比较明确了。这两项凝聚着穆斯林海员几个世纪的航海经验的理论，在中世纪末期传入欧洲，使西方人避免了重复探索之劳，比较容易地解决了两项重大的理论问题，大为加快了海外探索事业的进程。
12世纪的伊本·路西德的某些作品在13世纪被翻译为拉丁文而传入欧洲，他所持有的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适宜人类居住的理论，也随之进入欧洲。14—15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船舶在东地中海和黑海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比较活跃，也有不少意大利人出于朝圣的目的而来到近东地区，他们与穆斯林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意大利人可能通过穆斯林学者或海员了解到了非洲东海岸的航行状况，并把这些信息带回欧洲。1306年，马里努·萨努图的《十字军战士地理学》中收录的一幅地图，绘出了非洲南端被海洋环绕的状态，而且大大缩减了它向东延伸的幅度，很有可能是在阿拉伯人提供的理论或信息的基础上绘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幅地图为航海家亨利周围的学者所熟悉，也几乎可以确信亨利王子曾经看到过它。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于桑给巴尔岛和马达加斯加岛的描述，摩尔人俘虏带来的北非内陆的信息，也流传到了亨利王子的案头，更加确凿地证实了上述阿拉伯地理学理论的正确性。显然，令人鼓舞的信息的增加会显著地增强亨利王子和他的学者、航海家们前往西非探航的决心，也能够增强海员们在航行中的信心。阿拉伯人为西方视野的显著扩大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这两项理论都是涉及世界整体观念的重大理论。非洲南端被海洋环绕的理论，帮助西方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全球海陆分布格局的一个重要特点；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适宜人类居住的理论，则帮助西方人认识到整个南半球都是适宜人类居住的，这就使西方人的视野获得了明显的扩展，世界观念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二、东西方地理学的结晶：珀托兰航海图
中世纪时期，地中海海员的航海知识不断地积累着，并且代代相传；这些知识被一些受过教育的海员记录和编辑成了书面材料，形成了意大利语中的“图解航海手册”（portolano），尔后进入英语，演变为“portolan”。但是，珀托兰航海图并不完全是地中海海员的成果，它还包含着中国地理学理论。
古代中国的制图学理论对于珀托兰航海图的绘制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珀托兰航海图应用了中国的“计里画方”办法作为数理基础；其次，中国的以北方为上方的地图，帮助西方地图改变了朝向，使它们由传统的以东方为上方，转变为以北方为上方，从而成为一种实用性比较确定的地图，珀托兰航海图是较早地改变朝向的西方地图；另外，珀托兰航海图的某些重要体例，也是在吸取了中国道教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计里画方”的起源、西传及其影响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高水平的战国地图，证实了中国制图学的源远流长，西晋的裴秀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制图学的六个要点，即“制图六体”。这“六体”分别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它们的具体含义至今使人们争论不休，但是有几个方面还是可以确定的。一般认为，“分率”即比例尺，“准望”即方位，“道里”即把实际距离表示为图上距离的方法；“高下”、“方邪”、“迂直”三项讲的是把高低不平、屈曲盘旋的地方绘制在地图上的方法。
裴秀设置比例尺时所采用的文字表述为：“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没有明确地表示要采用“计里画方”的办法来绘制矩形网格；而1137年刻石的《禹迹图》上则清楚地注明：“每方折地百里”，是为目前有据可查的“计里画方”的首次实际应用。16世纪中期，罗洪先编绘的《广舆图》，也采用了“计里画方”的办法。由于《广舆图》的广泛影响，明清时期的中国实用地图多采用“计里画方”的办法，于是，“计里画方”就成为了大约两宋以后的中国绘图师落实裴秀的制图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采用“计里画方”的办法绘制地图，虽然忽略了地面的曲率，但是并不代表古代中国人没有大地球体观；它只是说明中国人采用了一种实用地图的绘制方法。这是一种拥有着较高的准确度，而且方便、快捷的数理制图学方法。
“计里画方”办法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采用这种方法绘图的典型代表是11世纪晚期绘制，并且在大约1137年刻石的《禹迹图》。它采用的比例尺是每一块方格相当于100里，海岸线轮廓和水系都绘制得比较准确，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而且它所代表的制图学水平远远超越了西方和阿拉伯文化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