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就是毛泽东4月5日回复中央“二月来信”，坚决主张不能分兵的那封信。周恩来收到那封信后，很快起草了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离开红四军。同时，在陈毅到来前的8月21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指示”。这个指示，是中央政治局在收到福建省委秘密交通转来的陈毅关于红四军前委争论问题的报告后，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议定的，其主要宗旨，就是要朱、毛站高一点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全国形势中的地位。
“八月指示”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肯定。指示信明确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你们的任务首先是发展游击区域，加强农民武装，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应视与发动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指示信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指示信提出了“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绝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要求红四军的领导同志要团结一致。对于目前“三省会剿”，指示信指出：“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来冲破这一狭小的局面向各方面游击骚动”。指示信并且强调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联系，才能保障红色区域不致轻易被敌人包围和消灭。”指示信最后说明：红四军中的其他一些问题，在陈毅到达中央后作进一步了解再全面答复。
这个时候，周恩来才把他为中央起草的“八月指示”底稿拿出来让陈毅阅读，让他准备下次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同时说明：当时中央已经知道陈毅上路了，所以对许多斗争策略和党内争论问题，决定等陈毅来了再同陈毅一起作更详细的讨论，再给红四军前委更全面、更客观、更正确的指示和批评。
陈毅领悟到了周恩来等人的良苦用心：周恩来、李立三之所以没有在他到达之时将“八月指示”向他公开，是为了让他不受干扰地直抒胸臆撰写材料，客观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现在各方面的材料都齐备了，应该进入更深入地探讨了。
令陈毅惊讶的是：周恩来“八月指示”中的很多话，完全是毛泽东的口吻，简直比毛泽东还毛泽东！“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毛泽东还只说是“流寇思想”，周恩来干脆说是“流寇土匪的行径”了，还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的高度和中央的高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恩来眼光之锐利、政治素养之高，简直中外罕见。
毛泽东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错，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打胜仗，古今中外都一样。但是，红军有不同的质，那就是它反抗对群众的剥削压迫，全身心地服务于群众。这就是政治。在政治和军事的辩证关系中，尤其是在红军初创、旧的军阀部队的思想作风还未很好改造的条件下，只能使政治成为主导方面。
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第二次讨论的是建军原则──党领导军队的问题。
三位都是留法生，他们从古罗马的“元老院”谈起：即使是在古罗马那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到了战争时期也得由元老院把独裁权——“狄克推多”，授给最高统帅一人，否则就无法全权指挥军队，组织民众作战。当然，战争结束，无论胜负，统帅还得向元老院交还“狄克推多”。可是在军队内部，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是集权制，都是军官任命制，垂直领导，按级服从。军队都该如此。
讨论中，三人就军队集权于党委问题、党的领导与军队指挥权问题、朱毛关系问题，以及谁来做红四军前委书记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充分交换了意见。三人对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等正确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决定毛泽东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主张，朱德仍任军长。最后，陈毅检讨道：朱毛之争伤了感情，自己有很大责任，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朱毛的优点，没有开好红四军党的七大，也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同时，陈毅表示自己回去带头检讨，捧了中央的“圣旨”去做好工作。
既然讨论的结果高度一致，既然陈毅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很深透，周恩来提议：委员会要提出的决议──即《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由陈毅起草。
十、中央“九月来信”，作出明确结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研讨，按照陈毅的说法，是对自己“两个月的培训”，陈毅完全领会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朱毛红军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和赣南闽西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以及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的是非分析。于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国民党新军阀经过蒋桂、蒋冯战争，蒋系虽然得到表面统一，但并未真正稳定，红军仍可利用矛盾，发展自己；“九月来信”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九月来信”还明确指出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是红军的基本任务；“九月来信”对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原因，纠正的方法也作了明确的指示，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九月来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
关于朱毛争论的问题，“九月来信”作了三点结论。
一、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朱毛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1.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它的精神主要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应对这个错误负责。2.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3.这次扩大会议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领导，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4.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反而只有使纠纷加重。
二、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工作方法上也有错误，如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方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不公正的毛病，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三、今后纠正的方法。指示信提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1.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2.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3.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4.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意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看到这些文字，不由得不让人对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肃然起敬！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周恩来拿着陈毅代笔起草的“九月来信”，仔细推敲，从主要精神到每一字句，都准确表达了他所要说的内容。
最后剩下的是陈毅问题。陈毅卷入“朱毛之争”甚深，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毛泽东现在又复职了。那陈毅怎么办？中央组织部当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征求陈毅意见：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广西的留法学友邓小平也在准备起义，组织新的红军。如果愿意，这两处你可以任选一处。
陈毅很痛快地回答：自己摆的摊子自己捡，我应该回红四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
1929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陈毅起草的“九月来信”。周恩来特别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陈毅同志热切要求回红四军去，做好同志们的工作，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所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九月来信”最后附上一段文字：“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周恩来郑重签上了发信的日期：9月28日。
陈毅离开上海前，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还指出：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大敌当前，红军内部不团结，就有被敌人打败的危险；红四军全体同志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向敌人作斗争。李立三则建议陈毅回去后找林彪谈谈，让林彪起好作用，和大家一起促使毛泽东回来。
十一、陈毅打倒“陈毅主义”，朱毛走到一起
1929年10月1日，陈毅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曾与特委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然后绕过梅县，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了正从蕉岭再向梅县进攻的红四军先头第一纵队，才知道军部在松源。
10月21日，朱德、陈毅在松源见了面。
朱德一见陈毅，就说：老毛不在，你也不在，10月初开八大，仍然不如人意。
陈毅则问老毛怎样。朱德告诉他老毛养病尚未回来，然后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地将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八大时写来的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的信给陈毅看。他猜想陈毅大概会冲冠一怒，因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实在太刺激，字字句句都透着“愤懑”。
然而，这个时候的陈毅已经不是三个月前的陈毅了。
陈毅看完，哈哈大笑：“我赞成这封信。这封信是对的，我陈毅七次大会是犯了错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七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朱德惊讶之余非常高兴─这与他最近的思考和认识走到了一起。
陈毅向朱德原原本本地介绍了在上海党中央汇报和研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种种感受，传达了党中央对红四军的一切指示。当天夜里，在松源召集前委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会后，陈毅立即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陈毅分别与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陈毅还特别到一纵队找了林彪，一则离开上海前，李立三有过交代，二则林彪因为单独给毛泽东写信，在七大受到了陈毅的批评，陈毅也需要与他交换意见，统一认识。据说林彪此时表现相当不错，非常配合，愿意促成各方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