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后凯瑟琳和她的儿子查理九世策划了针对新教徒的秘密屠杀，时间在1572年的8月23日至24日的前夜和凌晨，那一天正好是圣巴托罗缪节，所以这一血腥惨案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圣巴托罗缪节惨案』。当时有超过3 000的新教徒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塞纳河里。而玛戈王后那位倒霉的新教徒丈夫也未能逃脱，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终未能免去牢狱之灾。
【未曾发生的历史】
400年了——已经超过400年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因为得到了世界而又丢失了它，遭受到了历史的指控。
他们被指控说：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建立起来资本主义体系，因而将他们到手的世界全部又丢失了。
然后遭受到历史愤怒指责的第三个被告是荷兰人——他们被指控的原因和理由，与葡萄牙、西班牙一般无二，都是丢失了他们曾经得到的世界。
但针对荷兰的指控却说：他们之所以丢掉了这个世界，是因为他们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缘故。
我们的历史学家精心地布设了一个循环论证、往复不已的陷阱，他们先是自己跳了进去，然后把此后的研究者全部带到了里边。
在这个陷阱里堆砌着数之不尽的矛盾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只不过，它们都被精心地筛选过了。
陷阱的一侧，堆满了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昔日的海洋帝国衰败的史实，所有这些史实都被用来证明他们的过错——这些史实证明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多么疯狂的宗教狂热者，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甚至不惜一切。西班牙派驻尼德兰的总督阿尔法公爵在率领1.8万名军队来到尼德兰之后，建立起来了“血腥委员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处死了数千人后并宣称：“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也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被杀害的人数很快超过万人——这种倒行逆施势必会支持史学家的任何结论，而让我们忽视了这些事件的发生恰恰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了挽回衰落的颓势而作的无益挣扎。
说得清楚些，在这个思维陷阱的一侧，堆砌的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因为未能建立起来资本主义体系”而导致衰落的证据。而在陷阱的另一侧，史学家堆砌出来的史实却恰恰相反。
通常情形下，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史学家硬塞给我们的观点，更不会花费时间对这些真实性与准确性绝不存在问题的史实进行细致的梳理。但有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做这样的工作，不是为了推翻史学家们的既定结论——任何结论都是无法推翻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寻找真相。
我们将要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荷兰是最早建立起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商业国家，重商主义与民主政治并重导致了他们在危机面前的反应迟钝——他们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即使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帝国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这样一个国家能够躲得过灾难的话，那倒是件奇怪的事情了。
荷兰最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对商人政权的斤斤计较表示了最大程度的忧虑，他说：“荷兰人在和平时期由于害怕与人决裂，不会下决心预先花钱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荷兰人的特点是，除非危险就在眼前，否则他们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用在国防上，我现在必须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在应该节省的地方挥霍浪费，而常常在他们应该花钱的地方却又十分吝啬。”
统计数字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德威特的忧虑：从1713年到1770年，由7省联盟所组成的荷兰商业帝国中，除了荷兰省以外，其余的6个省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没有为他们的舰队投入一文钱。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国家的防卫力量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
这种结果导致了荷兰海上部队沦为了他们敌人最喜爱的猎物，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回顾他们击败荷兰并最终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漫长历史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道：
“荷兰的经济状况极大地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名声和贸易。位于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他们的护航船队不但缺少战斗力，而且装备极差，以至于我们每损伤一艘舰船，他们却要损伤5艘。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总的看法，即我们是靠得住的、具有良好信誉的运输者。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不是减少。”
直到现在为止，历史学家为我们所提供的结论还是无懈可击。在这个衰败之后的商业帝国面前，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他们共同的智慧——荷兰人，他们最终被自己的战争体制拖垮了。
除非我们还能够记得——正是荷兰人最早拥有了他们的海上正规力量，如果他们在未建立起来庞大的商业帝国之前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在获得更多的利益之后，反而无力支付此前的成本了呢？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16世纪以前，最受各国政府青睐的仍然是雇佣军制度，尽管那些雇佣军是如此的贪婪，如此的难以控制。他们不仅想从雇主那里获得金钱，还想获得权力——雇佣军为他们的雇主所带来的问题远比他们解决的问题更多——但是，供养一支高效的海军太花钱了，海军的机动与后勤维护特点决定了这一点。
陆军可以雇用或是以各种名义临时招募，海上的普通水手也可以在财务不景气的时候予以解雇，由着他们自生自灭。但是，对于海上的战斗力量来说，无论是否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新的舰船必须要不断地制造出来，一大套的基础设施必不可少，投资昂贵的船坞，技术熟练的木工，经验丰富的领港员，专业的制图员，以及懂得如何保养军械的武器专家等。这些人必须要构成永久性的专业性服务核心，一旦国家遣散了他们，那么他们就会转而为其他的雇主效劳——这甚至是件比战败的后果更为严重的事。
而且，事情的麻烦在于，即使有哪个国家愿意付出这种投入，可是能够把如此之多的专业人手凑在一起的可能，仍然是微乎其微。当历史学家不无讥讽地将西班牙拼命地开采白银矿视为愚蠢行为，讽刺他们不过是一个“硬通货不消化”的贸易帝国时，却很有可能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
正是靠了这些硬通货，西班牙帝国才养活了他们的“无敌舰队”，并在这支舰队被英国的海盗消灭之后迅速地建立起了第二支。而在当时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只为了勉强维持一支实力严重与西班牙不对等的小舰队，就把这位强硬的女人搞得破了产，不得不搁置道义不顾转而求助于私奴贩子及海盗的帮助。而斯图亚特王朝则因此惹来更大的乱子，最终酿成了政治上的灾难。
我们知道，战争是件花钱的生意，这笔庞大投资唯一收回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战胜后获得索赔。而海军的供养却全然是一支纯粹的防御力量，在你战胜敌对国之前，投资的回收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越来越大的巨额支出。
公正地说，当时的荷兰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供养起自己的职业军队的国家，他们可以命令自己的士兵去挖战壕，也可以经常性地训练这些士兵——这两件事情是让当时所有的军事家羡慕到了眼红的最大优势。不知道这些基本资料而轻言荷兰政府的得失，是件极不明智的事情。
欧洲的诸国在资本上是无力与荷兰相对抗的，他们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只有一样——向本国的金融专家求助。查理五世就曾向福吉家族借钱，结果福吉家族因此而破产。然后查理五世转向韦尔泽家族借款，结果韦尔泽家族也因此破产。接着查理五世又向霍克斯泰克家族借款，继前两个银行家之后，霍克斯泰克也被查理五世搞得破产了。
无论是荷兰、此前的葡萄牙、西班牙，还是此后的英国，谁也支付不起漫长的海岸上越来越庞大的防御线经费支出，这是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事实上，这个思维陷阱的产生实质上是源自于另外一个等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表述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接触过：
如果富裕的荷兰供养不起他们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的话，那么他们此前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过只有这一个问题。
【隐没于风云之中的80年战争】
我们所知道的是，荷兰这个美丽的国家，是在经历了80年的独立战争之后，从西班牙中分离出来的。但是有关这场拖延日久的战争态势与格局，却从未引起任何一位史学家的关注，这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了解这一情况就必须要返回到当时欧洲的大背景去。查理五世，他在将一个又一个可怜的银行家搞到破产之后，最终成功地将西班牙及奥地利这两个国家的王冠戴到了他一个人的头上——那时候世界上还不存在荷兰这个国家，当地的民众只能委曲求全地接受这位蛮横的皇帝的治理。查理五世死后，西班牙和奥地利又分开了，但这两个国家王室中共同的血统使得他们总是纠缠不清。看起来这些事似乎同老实的荷兰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要忘了，尼德兰是达尔文新教徒的聚集之地，而在这个时候，法国的王太后凯瑟琳正着手准备净化他们王国的宗教气氛，但事情的发展却最终走上了它自己的轨道——圣巴托罗缪节惨案——并由此而引发了荷兰人80年战争的开端。
事件发生于法国著名的“玛戈王后”——法国大文豪大仲马有一部小说正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新婚之夜，她要嫁的丈夫就是纳瓦拉国王——他是一位新教徒，法国人称呼他们为胡格诺教徒——而王太后凯瑟琳则正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刺杀胡格诺教领导人的重大国事活动，应该说计划的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为了庆祝他们国王的新婚大喜，那一天会有大批的新教徒聚会于巴黎。
新教徒云集为凯瑟琳王太后带来了麻烦，她很担心自己是刺杀行动主谋的事实暴露出来，反而会引发大批的新教徒暴乱，于是凯瑟琳便考虑采用更有效而更简捷的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太后凯瑟琳和她的儿子查理九世策划了针对新教徒的秘密屠杀，时间在1572年的8月23日至24日的前夜和凌晨，那一天正好是圣巴托罗缪节，所以这一血腥惨案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圣巴托罗缪节惨案”。当时有超过3 000的新教徒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塞纳河里。而玛戈王后那位倒霉的新教徒丈夫也未能逃脱，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终未能免去牢狱之灾。
从此倍感寂寞的玛戈王后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富价值的写作题材，她和王室联手对许多美男子进行了爱与死的考验——她负责引诱这些美男子成为她的情人，而王室则兴致勃勃地用残酷的刑法杀掉这些人，以便让王室的耳根子清净一些。曾有一位年轻的军官在见到美丽的玛戈王后时惊呼道：如果能够一亲芳泽，我宁愿自己被绞死——他的这两个愿望很快就都实现了。
抑郁的玛戈王后继续寻找她的新情人，而可怜的国王亨利四世却因为对新教徒过于宽容而被恼火的天主教徒拉瓦亚克杀掉了，拉罗歇尔遭到了围攻，西班牙的天主教——请注意，他们来了——和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之间此呼彼应，不断制造新的事端。
总之，当时的宗教不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
这个混乱的态势所带来的机会被葡萄牙抓住了，同时也被西班牙抓住了。
两国的王室纷纷介入到了天主教和新教徒的宗教斗争之中来，他们设立宗教法庭，通过对新教徒的残酷迫害而向孤独的教皇表达忠诚，正为英国的不驯服大为恼火的教皇立即回报了他们，他们得到了瓜分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条约》。这是教皇对忠诚者的奖赏，当然也是对不忠的新教徒的惩罚。
这就意味着，教皇授权予葡萄牙和西班牙惩罚那些叛教者。
于是葡萄牙得到了他们的“希望”——永远在回来途中的塞巴斯蒂安，上帝保佑他别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才好。
而在尼德兰，当地的“贵族同盟”——他们多是新教徒——向女总督玛格丽特提出了一系列权力要求，在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他们策动当地的新教徒们捣毁了圣·劳伦斯修道院的圣像——缺乏创意的尼德兰人索性就叫这场运动为“捣毁圣像运动”——然后他们拆除了火刑柱，举行了公开的暴动。
尼德兰人希望这种激烈的手段或许可以强迫当局停止迫害新教徒，承认新教徒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认识不到，如果当局对他们屈服了的话，那就意味着当局必须要和罗马教皇决裂，而随之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西班牙必将成为欧洲共同的敌人。
尽管西班牙支付不起如此惨重的代价，但女总督玛格丽特还是屈服了。
这位政治手腕高超的女总督远不像她的外表那样纤弱。她不动声色地分化了“贵族同盟”的力量，一部分人被她感化转而成为了她的支持者，其余的坚定分子，如威廉·奥兰治只能逃之夭夭了。
随后王室中强硬派阿尔法接管了尼德兰，他可不像玛格丽特那么容易向新教徒们屈服了——尼德兰则沦为了恐怖地带，包括埃格蒙伯爵、荷恩大将、安德卫普市的市长斯特拉在内的二十多名贵族被送上断头台，正是因为他们从新教徒的立场转为支持玛格丽特才让他们落到这一地步——铁的手腕在警示新教徒：任何人，不管他是谁，哪怕他是国王，也必须要为他的新教信仰付出血的代价。
尼德兰的贵族联盟首领威廉·奥兰治逃回了他的德国领地拿骚，并在那里联系德国的新教徒和法国的胡格诺贵族，期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尼德兰的总督阿尔法命令他“立即回到尼德兰接受除暴委员会的审判”，奥兰治接到这道命令后就回来了——带着他的3万名雇佣兵。
从“贵族同盟”向女总督递交他们的请愿书的那一天开始，尼德兰与西班牙从此纠缠了整整80年，这80年的历史进程对于军事学来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贡献，但是荷兰人自己是不会认可这一观点的。
比如说，荷兰人坚信新教徒“海上乞丐”于1572年在布里尔登陆堪称史上所有战役的经典。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兴致提到哈勒姆保卫战，一座弹尽粮绝的城市居然能够坚持抵抗8个月之久，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在阿尔克马尔——以及在莱顿，新教徒们坚持了几个月，直到弹尽粮绝仍然拒绝投降——两名赫赫有名的贵族、威廉·奥兰治的两个亲弟弟战死在这里，这让奥兰治从此不敢再见他的母亲——如果不是“海上乞丐”的军队引水夜淹西班牙军队的话，这座城市肯定会遭到以往每座由新教徒所占据的城市一样的命运。
应该说，后来替代阿尔法出任尼德兰总督的雷克威森斯伯爵还是赢得了新教徒的喜爱的。但是这位伯爵在国王宣布西班牙全国总破产后，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显然不知道自己是继续履行职责好，还是听之任之——最后他选择的是愤而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