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是朱元璋一个人的舞台，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没有太多的个性色彩，以至于今人研究起来只能从一些琐碎的事例中寻找文臣武将耐人寻味的东西。国初的武将是低调的、是朴素的、是老实的，他们忠于皇命，冲锋在最前面，无论是北方的大漠之地，还是南方的烟瘴之地都充满了他们奔波的身影。在长期的征战中，帝国的将军们大都早死，盛年而衰，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尽皆如此。
如果说李善长是明帝国的第一文臣，那么徐达就是第一武臣，徐达可以说是韩信与卫青的集合体，他既有着韩信的谋略也有着卫青的低调。明初的大部分战争以及所有关键性战役都是在徐达的直接指挥下进行，朱元璋对徐达是放心的，在徐达平定北方的战争中并没有派出监军，徐达也是争气的，他也不需要谋士，身兼谋士和武将双职的徐达始终向人们诠释一个全才的概念。
徐达进行的第一场关键战役是攻克常州，刚取下南京的朱元璋正面临东面张士诚的威胁，而解除威胁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拿下常州，常州是防范张士诚进攻的最好门户。打下常州后，徐达接着又拿下江阴和太湖西边的宜兴，这样从北到南拉成一条防线，使得张士诚无法西进，从而免除朱元璋跟陈友谅决战的后顾之忧。
天下平定后，徐达便在北平驻扎守卫北疆，在此期间，徐达重点修建了山海关，从此北平附近的居民再也不受游牧民族的骚扰之苦。徐达是一个完美的人，完美到你挑不出他的任何毛病，出身贫苦的徐达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不断的向儒士请教却奠定了他谋略的基础。在帝国的建立中，朱元璋走了四步棋：攻占南京、拿下常州东拒张士诚、消灭陈友谅、先取山东河南再取大都，正是这四步棋成就了朱元璋，这四步棋朱元璋是构思者，徐达是实践者，正是这两人造就了大明帝国。
徐达是伟大的，伟大到超越了历史上大多数的知名将领，但他的名声并不响亮，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个性化色彩，徐达的低调正是他的聪明之处，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在南京病逝，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立庙。
如果说徐达擅于指挥、带队和大规模的步兵兵团作战，那冲锋最厉害的就是常遇春了。常遇春开始在刘聚的麾下，因看不惯刘聚的所作所为便投奔了朱元璋，从此在进攻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争中，常遇春始终冲在前面，常遇春跟徐达一前一后的运动模式奠定了帝国的版图。
常遇春是帝国最勇猛的人，他这一生没有打过一场败仗，中国冷兵器时代十大战将：薛仁贵、霍去病、常遇春、史万岁、斛律光、苏烈、狄青、冉闵、项羽、杨再兴，常遇春名列其中，常遇春是一个纯粹的人，如果说徐达的忠厚后面还有他的心思，那么常遇春的内心就像一张白纸，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忠于他的使命，洪武二年七月，常遇春从蒙古上都班师回来，行走到河北地境累死。
从常遇春跟随朱元璋起，他就不顾一切的冲在最前面，如果把洪武二年常遇春的作战路线图梳理一下，你就会发现他的死因。洪武二年春开始，徐达和常遇春自山西率兵征陕西，迫使李思齐投降，这时候，身在上都的元惠宗命丞相也速率兵向北平反扑，得到消息的常遇春亲率一万骑兵从陕西向北平猛赶，赶走了元军后又奔袭千里追赶，然后又向西折向上都，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四个月内，常遇春在整个北方来回折腾，而且都是快速的长途奔袭。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过去的征战岁月中，常遇春已经积劳成疾，而洪武二年的来回折腾只是一个诱因而已。
帝国武将除了徐达、常遇春，第三号人物就是李文忠，李文忠用兵的特点就是快，跟其他战将一样，李文忠依然有着辉煌的战绩，在常遇春死后，帝国对于北方的战事就交到徐达和李文忠手里，但今天看来李文忠的武将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亮点，他的亮点就在于他是当时军队中唯一的文人。
李文忠本是洪武的外甥，从小聪明伶俐，甚受洪武喜爱，后来从北方回来后，洪武帝曾让其执掌大都督府，李文忠退休后便过起了儒生的生活，披上战袍是武将，脱下战袍是儒生，帝国也只有李文忠能够实现如此华丽的转身。
赋闲在家后，李文忠便整日与一批儒生谈古论今、吟诗作赋，有些人想给皇帝劝谏走不了马皇后的渠道，便开始走李文忠的渠道，李文忠数次上书朱元璋，虽然最后遭朱元璋斥责，但终归是对朱元璋施加了影响，洪武十七年，李文忠病死。
除了这三位将领外，还有一位冯胜也值得介绍。冯胜的亮点就在于洪武五年的一场战役，这是明帝国的一场关键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王保保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徐达和李文忠遭受了从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败，这场战斗也是明帝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败，而冯胜却在这场战斗中胜了。
为了彻底肃清草原势力，经过两年的酝酿，明军又一次对草原发起了冲击，此次的布局显示了朱元璋的决心。全军一共十五万人，中路军由徐达率领，李文忠率领右路军，冯胜率领左路军，三路大军一起向漠北草原奔去。此次三路大军的主力是徐达和李文忠，既然主力是徐达和李文忠，那么对方对付的重点也是他们两个，此次王保保学会用计了，而从徐达和李文忠的进攻特点来看，两人由于之前的一直胜利而明显的开始了轻敌。
徐达和李文忠被元军引诱深入，虽然中了埋伏，但这些对强大的帝国正规军来说算不上什么，很快徐达和李文忠带着各损失了一万人马的队伍退出了战场。
而西路军冯胜的表演则刚刚开始，冯胜和傅友德率数万军马在整个西北七战七胜，彻底肃清了元军在西北的势力，也结束了元军在西北的骚扰。
此次的出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朱元璋对蒙古的进攻开始暂停，而蒙古也转向防御。那么从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冯胜的战力。
明初的武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早死，从常遇春、李文忠，再到邓愈、汤和，都是盛年而衰，其实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明初的一系列战事过急、过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明初战将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忠于王命、使命。明初的武将是伟大的，也是可爱的，他们为了帝国打下一个不朽的江山，大多数武将并无私欲，且出身贫苦，他们勇猛、品性优良，在帝国这个舞台上将一个武臣演绎到了完美。
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帝国的战将们逐渐谢幕，朱元璋也没有亏待他们，他们大都被封了爵位，子孙也得到了荫泽。但也有一些武将因为跋扈、犯事或者不符合朱元璋的心意而受到残酷的诛连。
明初是朱元璋一个人的舞台，没人能够影响到他，在整顿完了文官队伍之后，洪武皇帝又把矛头对准武官，蓝玉是一个切入点。
蓝玉在开国功臣中算不上是有影响的人物，他本是常遇春的内弟，蓝玉第一次走上帝国的舞台是洪武十四年征讨云南的战争，蓝玉走上人生的顶峰是洪武二十一年的一仗。这一仗明军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彻底打垮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此后，蒙古高原又再次进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的混乱状态，各部为了汗位而相互仇杀。
洪武二十一年的这一仗也是继洪武五年徐达、李文忠北征蒙古失利后对蒙古的决定性一仗，这一仗又给朱元璋培养了一个像李善长那样的棘手人物——蓝玉。
洪武二十一年这一仗后，蓝玉变得越发娇纵，他在军中安插私人、畜养家奴、侵占田亩，这些都触动了朱元璋的神经。如果说胡惟庸案是对不法文官的清洗，那么蓝玉案则是对不法武官的清洗。从洪武三年李善长告病起，朱元璋就已经开始酝酿对文官的整治，而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颁布《大诰武臣》实际上就是酝酿对武官的整治。当你搞清楚《大诰武臣》的背景就知道了。
洪武朝军中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弊端，军官冒领军饷、侵占军田、虐待士兵，导致军士逃亡，朱元璋颁布的《大诰武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虽然《大诰武臣》颁布了，但并没有制止住军中的违规行为，朱元璋开始酝酿采取其他的办法来对付。
蓝玉事件不过是洪武整治军队的一个借口，《大诰武臣》中列举的军队犯罪案件皆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无论有没有蓝玉，洪武朝对军队的整治都会发生，只是蓝玉的娇纵使得整治集中在一点而爆发。
整个蓝党一案，被杀、被流放、被关押、被刑处的一共是一万五千人。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份案发，当时捉拿的是一千人，短短五个月涉案人数就达一万五千，当然了，这其中大部分是家族人员被牵连，那么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跟胡惟庸一案相比，锦衣卫办案效率大大提高。锦衣卫办案效率为什么会大大提高？这里有两点原因：一是锦衣卫在数年前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员进行监控，二是定罪的随意性，也就是罪名大都是罗织的，不像胡惟庸一案还消耗大量时间寻找罪证。朱元璋为了证明蓝玉一党确实有罪，还亲自编了一本《逆臣录》，但这本《逆臣录》却是漏洞百出。
锦衣卫的办事效率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慌，跟胡惟庸一案相比整个帝国无人敢吱声更是引起了朱元璋的恐惧，锦衣卫办案的波及面早已超出了朱元璋所圈定的范围，朱元璋意识到这种疯狂行为必须停止。洪武皇帝中止了蓝党一案的调查，大部分在押人员被释放，经办此案的锦衣卫人员也被朱元璋处理。
“蓝玉案”基本上结束了朱元璋那个纯粹的理想，锦衣卫们的办案风格和官员们的诺诺唯唯，让朱元璋有了改变治国方略的想法，所以他对后继人表达了宽刑法的思想，无论朱元璋杀了多少人，处罚了多少文臣武将都是徒劳的，它既不能使帝国变好，也不能使帝国变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