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伟大的作家，自身的生活不能割断与世俗的联系。这不能简单地说，是让作家与世俗保持联系，是与生活保持渠道畅通的管道。而是说，人，必须在世俗中生。而一个写作者，无论你多么高大，多么神圣，你都不能超越在世俗中更衣呼睡，生老病死，都必须过一种“人”的——常人的生活。常人的生活，是一切小说无处不在的生命细胞。写作也许是神圣的，但生活必须是庸常的。我们常说，巴尔扎克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还账和借债，借债和还账。可他借债在贵妇人中挥霍时，以写作来还这些追命之账时，都没有影响他写作《人间喜剧》的伟大抱负，都没有影响他对时代的那种伟大的批判精神。写作的神圣是可以和作家自身的庸俗生活分开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过的是和别人一样的庸常生活，一样的在生活中借债，在写作中还账，也一样没有影响他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这说明，写作也是不能和作家庸常生活中刻骨的体验分开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写作而去媚俗和堕落，但也没有必要为了写作而关起门来崇高和神圣。世俗并不是伟大的小说。但伟大的小说，无法脱离世俗的生活。欲伟大，先世俗；欲崇高，先庸常。这是小说的一个特性，也是小说和诗歌、音乐、美术等文艺作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小说而言，总括起来，一定逃离不开那样一句话：伟大和崇高，必然要世俗和庸常。
2008年4月19日
二、文学的个人主义（本文原为在上海大学文学周的演讲稿。）
阎连科
昨天，我来听了李锐和蒋韵老师的演讲，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都把自己演讲的题目改掉。我觉得，今天不改一下我的演讲题目，那我一定吃亏了(笑)。原来我要讲的题目是：“当下生活与现实主义”。这个题目特别大，非常宽泛，那么，把它改成“文学的个人主义”，就狭小、集中了。个人主义有一个好处，我说这是我个人的，自己的，不是别人的。这样，就不牵涉任何人，如果大家有什么质疑，就都对我个人来，不要牵涉到别的作家和其他的文学作品。这样呢，我也就可以尽情地胡说八道，尽情地和大家聊天说话了。
1.三种“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束缚
关于文学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来说的。为什么说集体主义？是因为我们当代文学，长期受集体主义的影响，长期处于一种集体主义创作和半集体主义的创作状态，摆脱不了集体主义对个人创作的约束。这里说的集体主义，有三个背景和来源。第一是意识形态的背景和来源。意识形态必然是国家的、集体的，是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我们1949年到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受国家意识这个庞大集体主义的影响。因此，大家的作品，都在国家意识的束缚中，朝着一个方向写，用一种方式去进行写作。最初，我们写作中表达的那种战争年代的人和事，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种所谓的“红色经典”，在需要艺术上千姿百态时，却是表现得大同小异。看十部作品和看一部作品几乎一样，没有大的差别。每个作家当时的基本思想立场是一致的，在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基本也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不用具体分析，同学们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昨天，我看我们上海大学出了一本书，叫《热风学术》，《热风学术》上有一篇董之林老师写茹志鹃前辈的评论，谈到《百合花》时，让我非常感慨。为什么《百合花》在当年会有这么不一样的影响？会有如此的生命力？恰恰就是因为，在当年的“集体主义写作”中，茹志鹃老师表现了她写作中的“个人主义”。今天在我看来，《百合花》是个短篇，但它对文学的贡献，要比许多所谓的经典长篇都大。如何在“集体主义”写作的氛围中表现个人主义，这是我们的文学长期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第二种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写作的束缚，是批评家和文学思潮。这种情况，从新时期到九十年代尤其明显。比如那时风起云涌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还有后来的探索小说、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写作等。这些思潮是作家的作品形成的，更是批评家的思想和论说形成的。这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在影响着作家的个人主义写作。我们知道，很多作家非常有才华，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被批评家引导到某一种轨道中去，然后就和许多作家一道，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创作”。这种集体主义创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许多作家心甘情愿，不加入这种集体主义，反而感到一种失落和写作的失败。这种集体主义，从根本和长远上讲，它同样是作家写作的天敌，同样需要作家警惕和努力地去摆脱。
第三种集体主义对写作的束缚，那就更为可怕，它就是今天的市场。我们今天的市场，是最为可怕的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作家的写作方向。我们仔细分析，卖得特别好的小说，必然是有一个类型化的集体创作。这里，如果我们把卖了20万册以上的小说随便拿来十本作比较，会发现他们有许多泯灭了写作个性的共同之处。比如思想上的拒绝深刻，内容上倾向于大众猎奇中的遗忘，和语言上的“情调化”，如此等等。市场是今天最大的集体，在它的号召下，已经形成了更大的一种“集体主义创作”。就拿《狼图腾》来说，这样一本小说，卖了将近两百万册，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作家和市场的“合谋”，是一次个人写作、集体参与的过程。有了这次成功，作家在今后的创作中，就已经很难再摆脱市场的束缚，就会逐渐彻底地走入一种由市场参与的集体主义创作。我们讲一点具体情况：大家对姚明都非常熟悉，在《狼图腾》刚刚上市那一阶段，你有没有发现，电视上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就是姚明出来谈体育的时候，他总要讲到一点，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狼图腾》，我出来打NBA，是因为有“狼的精神”。姚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上海的人，为了尊重姚明，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姚明也是今天如此畅销的《狼图腾》的“作者”之一？当然，《狼图腾》的成功畅销，在市场运作上还有别的许多合谋和手段，这些合谋和手段，正是一种市场的“集体主义”，这种市场的集体主义，和别的集体主义一样，正在更严重地抹杀着文学创作中最为可贵的个人主义。
2.二十世纪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最大成果
刚才谈到集体主义是文学的最大天敌，是抹杀文学中个人主义的最大敌手。而个人主义在二十世纪文学创作中，恰恰又得到了最大的释放和解放。我们甚至可以说，二十世纪文学，是个人主义写作的最大收获。所有二十世纪的经典，无不是写作中个人主义的极度展示。先以我们三十年代的作品为例，《阿Q正传》是我们经典中的经典，而《阿Q正传》又正是最具鲁迅个人主义特点的一部作品，它的语言，它的人物，它的故事中巨大、犀利的讽刺和批判精神，甚至鲁迅那种有些刻薄的文风都在其中有最大的展示。《边城》也是如此，那种带有乡愁的忧郁之伤和唯美的作家情怀，在故事中得到了最大的描述，从语言中透出的寂静的美感和我们中国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不可言说的含蓄，都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了最集中的体现。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包括在最近二十年，愈来愈红的张爱玲的小说等，仔细去分析，他们的艺术价值，我以为最大的，就是他们文学中的个人主义，是在群星灿烂的“集体主义”中，闪烁的写作中的个人主义的光辉。
我们经常在谈到三十年代的作家时，会说鲁、郭、茅，巴、老、曹。在这六位大家都相继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时间会共同发现，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因为他的作品更为突出了个人主义这一点；其次，老舍的作品，也有较为鲜明的个人主义。另外四位大家，他们在个人主义这一点上，我以为都还没有萧红和张爱玲突出；我想，随着时间的延续，读者会更清楚地感觉到，哪些作家的作品更有生命力。那些更有生命力的作品，我相信，一定是更具写作中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作家的作品。
再说二十世纪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比如卡夫卡，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可是卡夫卡的小说，充满着个人主义的光辉和不可模仿的个性。卡夫卡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卡夫卡，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有着这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卡夫卡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太不一样，太个人主义了。我们说他“荒诞”也好，不“荒诞”也好，“变形”也好，不“变形”也好，“城堡”也好，不“城堡”也好，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卡夫卡在小说中极度个人主义的精神的奴隶性和情节上的皇帝性。说他是精神的奴隶，是指卡夫卡在小说中传达出的精神具有奴隶般的痛苦；说他是情节上的皇帝，是说卡夫卡在他的故事中的为所欲为，敢于让故事的情节像皇帝一样专断与武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中，是卡夫卡首先最大胆、最专断地让“人”在没有故事逻辑和物质逻辑的背景之下，一下子变成了虫的；是卡夫卡在没有任何“道理”的情况之下，就让土地测绘员K，无论如何进不了那个不知为什么进不去的“城堡”的。现在，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作家，那就是墨西哥的作家胡安·鲁尔福，他最重要的小说，就是仅有七八万字的《佩德罗·巴拉莫》。纵观这位作家，一生的创作没有超过二十万字，全部作品就是这部中篇和八九个短篇小说。而这些短篇小说，你可能压根看不进去，让你无法相信、不敢相信，这些短篇和那部中篇，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但有了那部中篇，已经足以把你征服，足以让他挤入世界大作家的行列。我们看他的那部中篇小说，会发现他充满着神性的写作。神性写作，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绝对的个人主义”。这种神性的写作，与卡夫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卡夫卡是非常理性的写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却是极度神性的，绝对个人主义的写作。故事是讲一个土匪司令员的儿子，当司令员死去的时候，他沿着父亲的足迹，就像我们今天革命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样，沿着父辈的足迹，去寻找父亲的人生和影子。当然，我们革命的后代，发现的只能是他们父亲伟大的壮举，而在拉美的这部小说中，司令员的儿子，没有发现他父亲的壮举，而一路上发现的，都是他父亲留下的孩子——他的弟弟和他的妹妹们。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部小说中，这个司令员的儿子，每走到一个村庄，他就在这个村庄住上一夜到两夜，就会了解当地的情况和他父亲当年生活的状况。待他到了下一个村庄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从哪里来的？他说出了上一个村庄名字。人家又问他你是从哪儿来的？在那儿碰到了谁？他就说我是从上个村庄来的，在那村庄碰到了谁谁谁，并说我在那儿住了两夜，甚至和某个女人睡了一夜等等。下一个村庄的人就告诉他，你怎么能在那个村庄住呢？那个村庄的人，在很多年前的战乱中就全部死绝了，你见到的人都已经死过了，没有一个是活着的人。他当时大吃一惊，明白原来我遇见的上一个村庄，已经不再存在了，已经是一片废墟，是一片坟墓了。当他说那我还跟某个女人在那儿睡了一夜时，人家又告诉他说，那个女人，就是你父亲当年和她妈妈有什么关系生的女儿呀。说她其实就是你的姐姐哦。就这样，这个寻找父亲足迹的儿子，再到了下一个村庄，他又住了一段时间，他又走，再到另外一个村庄。另外一个村庄的人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我从上一个村庄来的如何如何，这下一个村庄的人，就又告诉他说，你说的那个村庄、那些人，都是在上一场瘟疫中消失的村庄、死掉的人。他们都是不存在的呀。就这么，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非常非常神奇地一直走到小说的结尾。
这里，胡安·鲁尔福是另外一种和卡夫卡相对立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虽然他在世界上的名声和卡夫卡不能同日而语，但他在拉美世界的名声，却是一点也不比卡夫卡小，我们之所以选他为例，是因为大名鼎鼎的马尔克斯不仅喜欢卡夫卡，而且喜欢胡安·鲁尔福。是这两个作家的神性写作和理性写作，成就了“神理”写作的马尔克斯。至于这三个作家的写作关系，我已经说得过多，近乎啰嗦，这里就不再重复。但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大作家，都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作品。而他们的作品，又几乎没有任何相通、相同的东西，个个都是充满着写作的个人主义的光辉。与此可以比拟的，还有博尔赫斯、福克纳、普鲁斯特、卡尔维诺、乔伊斯，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还有《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等等，还有伍尔夫和劳伦斯，这些我们所知道的二十世纪对我们的阅读和写作产生过影响的作家，无不是在文学的个人主义上有着独有的思考和实践的作家。他们在文学上的个人主义精神，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写作借鉴和学习，能够给我们的写作带来无可替代的启迪和想象。
3.个人主义与中国经验
关于文学的个人主义，其实你如何“个人”，都离不开一个中国经验，离不开一个今天中国的普遍现实。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用个人主义进行写作，你都必须面对我们中国的现实，必须面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你必须有你“个人与现实”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应该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微妙的，非常复杂的。可是这种联系，落实到每个作家的头上，其实都是那么一点点，都是一个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面对偌大的中国，你纵有天大的才华，对现实再有什么深刻的看法，你说的那个现实，其实也都是你笔下的现实，都是中国局部的现实。张爱玲写得再好，她写的也是上海的现实；王安忆写得再好，那也不是我的上海，而是王安忆的上海；王朔写得名满天下，可他写的北京，也只是北京的北京，而非上海的北京。这就有了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国家今天如此丰富、如此复杂的社会，你必须意识到的一点就是，你写的现实，只是一点点的中国现实，是中国现实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现实之点。你必须意识到，北方的现实，绝对不会成为南方的现实，南方的现实，也绝对不会成为北方的现实，千万不要有一种我要写整个中国现实的那种想法和奢望，谁都没有这个能力。任何作家都没有这个力量，就是今天鲁迅活着，他面对今天的中国经验，面对今天的中国现实，他也一样只能从一个点来尽可能地透视更大范围的中国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