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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何军权
时 间：2007年12月24日
地 点：荆门市第一医院
采访人：泉溪
今天是平安夜，我乘坐公交车穿过城市，街上到处一片祥和而热闹的景象。进了医院住院部，大厅里与往常不一样，安静得几乎没有一个人。看样子上帝在这个日子也不想让疾病影响世人的好心情。乘电梯上楼，值班医生也很少，我几乎感到美丽的护士小姐甚至对我笑了一下，不再是往常那种严肃得吓人的面容。病房里只有军权一个人。我十分习惯并喜爱这种宁静的谈话环境。它会让人的思想走得很远，进而触摸到谈话者的灵魂。军权也很高兴，于是，我们在窗外焰火的闪烁和爆炸声中，开始了他的回忆之旅：
2000年是奥运年，这一年的10月奥运会将在悉尼召开。1999年各省向中国残奥中心报参赛运动员名单时，湖北省残联没有报我。原因我也不清楚，大概是我的成绩与世界最好成绩还有一点距离。艾老师曾鼓励我去找一下领导，我有点不好意思去找，也不知道该找谁。这次到上海比赛，我的队长是黄石人，老队员，他八十年代就参加过国际比赛，获得过名次。他了解我的成绩，聊天时，他鼓励我趁国家队的总教练在这里去找一下他们。我一个人不敢去，有点乡里娃子怕人的味道。于是他准备找个时间带我去。在这次比赛中，我取得了一金一银的成绩。比赛结束后组委会组织我们参观东方明珠电视塔。参观那天，我们正好遇到了中国残疾人游泳队总教练张鸿鹄。
张鸿鹄总教练三十多岁的样子，是个声望很高的教练，他从八十年代就带残疾人游泳队，对游泳运动很有研究。在赛场上我见过他几次，很少见他笑，始终是一副很严肃的脸像。给人的感觉很冷静很厉害，好多队员都怕他。参观的教练和运动员在塔上看风景，队长就带着我走过去。队长以前和张鸿鹄总教练认识，队长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说，一个残疾人能从农村走出来很不容易，他相信我能出好成绩，希望总教练给一次机会。总教练说，他的条件的确很好，我也相信他能够拿到金牌，但现在增加名额已不可能了，因为去年各省上报的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名单我们已报到悉尼奥组委去了。我和队长一听，都很沮丧，想，这事真的没戏了。
在从上海回武汉的火车上，我和省残联宣文处的一个领导坐一起。聊天时，他说，按你现在的成绩应该能到悉尼参加残奥会，他也专门找过中国残奥中心的领导，但领导说不行。
从上海回来，对于参加悉尼残奥会的事我就死了心。
回来之后，我又开始替我爸爸放羊，赶着羊群满野地里跑，那时候羊子已繁殖到二十多只了。一天，天上下了一点小雨，接着又晴了。六月的天小娃子的脸。因为在上海得了一金一银，荆门电视台来采访我。我把羊赶到路边的一片坡地上，然后坐下来用脚梳头。记者们很好奇，他们不相信我能用脚梳头。摄影记者在旁边拍摄。这时，我远远看见一辆从荆门跑革集的出租车开来了。我也没在意，可车就在我旁边停了下来。司机摇下玻璃，对我说：军权，你四伯让我给你带信，说市残联让你带二十张照片明天到他们那里去。你四伯反复叮嘱，不要耽搁了！司机说完开车走了。我有些纳闷：带二十张照片去残联干什么呢？我理不出个头绪。虽然理智上我知道去悉尼没有戏，但我还是忍不住往这事上想。会不会是要出国参加残奥会了？这事有点特别，以前还从没有过交这么多照片的事。电视台的记者正在拍那群在坡地上吃草的羊子，我就在一边想心事。我一会儿觉得肯定是要到国家队训练然后去悉尼参加比赛，一会又觉得不可能，因为张鸿鹄总教练的话很肯定，没有一点回旋余地的。我漫无边际地想着，一抬头，看见扛在记者肩上的摄像机在冒烟子。我喊道，完了，摄像机烧了。记者们一看，机器果真烧了。记者们开车回去换机器，我吆喝了一声，羊群便一字儿排队往回走。到了家，就看见一辆小车停在我家门旁边。我将羊关好，一进堂屋，就看见市残联的秘书长——一个女同志，在堂屋里坐着。
一瞬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可能要去参加悉尼残奥会了。
原来，真的是要到悉尼参加残奥会。市残联先是将电话打到我四伯家（何军权家没装电话，也没谁有手机），让我四伯通知我。后来，他们担心出纰漏就安排秘书长亲自到我家来传通知。送走秘书长，电视台记者换了机器，又开始拍摄。这次十分顺利，我也高兴得不得了。
第二天，我将照片送到市残联，然后秘书长带我去市国安局，说要学习一些出国的安全知识。到国安局后，工作人员放了一些录像让我看，讲了一些在国外应注意的事项，比如哪些话不能讲啊，要防止坏人引诱你泄露国家的机密啊等等。参加培训的就我一人，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从市国安局出来我像做了一场梦一样，这时我才确定我是真的要参加悉尼残奥会了。回到家，家人也都喜气洋洋。我开始准备出门参加训练。当时，队友们已在昆明训练有一段时间了。
2000年7月1日（军权始终记得这个日子，就像记得爱人的生日一样。），天刚亮，我与省残联宣文处处长走出昆明火车站。刚才，天上还乌云密布，下了几阵大雨。走出车站时太阳却出来了，我的心情也像那阳光一样透亮温暖。让我没想到的是张鸿鹄总教练开着一辆面包车亲自来接我了。张总教练是个直爽人，没多话，打过招呼后，将我的行李一提就上了车。从昆明到海埂基地有一段路程，在车上，张总教练对我说，何军权，你这次能到国家队训练真费了好大周折啊。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他说这话时的声音和情景。（这真是让人铭记一生的细节，因为它太具有意义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张总教练是用普通话讲的。张总教练告诉我，那个曾在亚特兰大残奥会上得过冠军的湖南选手患了很严重的肩周炎。而我作为一个年轻选手，即使没经过很好的训练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潜质，因此，他们相信我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前景。在上海的比赛时，我的成绩超过了那个湖南选手一秒多。在这种情况下，湖南选手自己放弃了这次机会。于是我才有了参加悉尼残奥会的可能，才有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
在云南海埂基地，我们训练了三个月。带我的教练是严伟，1979年生的，年龄比我都还小。但他是国家游泳专业队出来的，理论水平与实战经验都很丰富。相处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我人听话，悟性好，训练认真，总能很好地完成他给我定的训练任务，达到他所要求的目标，所以很喜欢我。晚上没事的时候，他就常常带我出去吃烧烤。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与他一起出去吃烧烤，喝了一点啤酒，谈兴也很高。他对我说，上次在上海（参加全国第五届残运会）比赛时，张鸿鹄总教练让我特别留意一下你。严教练说，作为一个总教练，每次比赛他都会对有前途的运动员特别留意。是骡子是马，他瞅一眼心里就有了谱。他不会错过一个有潜质的运动员，即使这次成绩不好，但只要有发展前途都会引起他的关注。他的眼睛一看就知道哪个队员不错，哪个队员技术上还差点什么。所以就叫我留意你了。严教练说，总教练对他说，这个队员将来一定是泳坛上的一个厉害人物。
在海埂我训练得很苦，也很自觉。我觉得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平时的生活和训练节奏我总力求比别人快一拍，客观说是因为我没手，比别人慢些，我笨鸟先飞。实际上我是想抢时间。吃饭我早点去，训练我就先下水。中午训练一点半开始，我一点钟起床，背上包就往游泳馆去，包里装着浴巾、游泳裤、脚蹼、帽子这样的东西。吃饭、洗衣我都用脚，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我的性格就是不想落在别人后面，从最早在市队、省队时训练我都一直是这样。（业精于勤，荒于嬉。这是古人的体会；现在，军权承担着生命之重，心中装着两个字：珍惜！）
这次在海埂训练，队友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劳模”。最早是我们一个房间里的那个江苏队友喊的，他说，你训练这么积极就叫你劳模吧。喊来喊去就喊出了名，所有国家队的队员、教练都这样喊。劳模成了我的名字，名字反而很少有人喊了。有一次，张鸿鹄总教练听到了，感到很奇怪。他问教练是怎么回事，教练就说了外号的来历，张总教练觉得有意思，他也劳模劳模地跟着大家这样叫我。（劳模这两个字折射出的信息太多，我从中想到的是军权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他在游泳池中拼搏的身影。）
说到张总教练，军权禁不住笑了起来。有些开心又有点不好意思，像个大男孩。他说，在海埂，张总教练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不善言辞的军权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问，为什么这样说？
于是，他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后来我与总教练也就比较熟悉了，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消夜吃烧烤聊天。张总教练其实是个很热情、很和善的人，并不像以前给我的那种冷酷严肃的印象。在去昆明之前，我的伤残等级定的是S6级。那天，我与张总教练聊天。我说，我不仅没有双臂，还比常人少两根肋骨，跟腱也削去了三分之二。他一听，说，这不应该是S6级啊。于是，他掀起我的衣服，仔细查看了我的胸部和脚跟。说，这应该定为S5级。总教练对定级很内行，也很有研究。后来申报到国际权威机构再次定级时，我就被定为了S5级，伤残级别升了一级。
10月份，我们就到悉尼比赛。在悉尼我发挥得很好，取得了一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分别是：50米蝶泳成绩41秒，获金牌；50米仰泳成绩39秒28，获银牌；4×50米自由泳接力，获铜牌。比赛结束后，我终于放下了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对自己说，你终于没有辜负张总教练对你的一片希望。此时，我家乡的领导，湖北省人民政府发来贺电，这给予了我更大的鼓励。与教练队友在训练基地。
回到北京，一下飞机，省残联的一位领导就对我说，好好好，不错！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第二天，我们全体队员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功会，我被授予了“五一”奖章。受到李瑞环、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悉尼取得金牌后，我父亲在家杀猪，摆酒席，请全场的男女老少去吃饭喝酒，场里的领导啊，市农业局里的领导啊都去了。一下子坐了几十桌，热闹了好几天。大家都高兴，像过年一样。
从悉尼回来，我又开始在老家放羊。也算是休整。因为训练太苦，我落下了一些痨伤，胃也不好。这样在家一直呆到2001年5月。记得那是在开春后，田里犁耙水响，已经到了沃田插秧的季节。我接到到沙市训练的通知。这次是备战2002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远南运动会。因为父母年事已高，我自己长年在外训练，很少回家，所以我将羊子全部卖掉了，也结束了我的放羊经历。
何军权和教练队友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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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邓三波
时 间：2007年11月26日
地 点：盲人按摩诊所
采访人：泉溪 张洪
邓三波，男，湖北省京山县，盲人，中国残疾人游泳队队员。何军权的队友。
为了进一步认识何军权，我们一起采访了何军权的队友——盲人邓三波。邓三波激动地说，权哥大我十岁。这几年在国家队我与权哥一起训练、吃饭，住一个房间，每天都在一起，形影不离。有一次一个记者采访我，问我与权哥的关系。我说，他是我的眼睛，我是他的手。我的眼睛不好，出门在外他就带着我，过马路，走天桥我的手就搭在他的肩上；他没有手，拿东西，做事不方便，我就替他做。
2003年7月，我到沙市游泳馆参加训练，备战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赛事，也是第一次出门到外地训练。因为眼睛不好，以前没到过别的地方，甚至很少走出家门。虽说沙市离荆门并不很远，，我心里还是充满恐惧和不安。我是2003年7月5号报到的，第二天权哥才来。艾教练将他领到我的房间，让我与他一起住。艾教练对我说，他就是为荆门争了光，在悉尼残奥会上拿了一块金牌，在韩国拿了6块金牌，在阿根廷世界锦标赛上破一项世界纪录的何军权。艾教练说，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年纪小，那年才16岁，虽然常听到权哥的一些事，但还是禁不住好奇。我说，哎呀，他连双臂都没有怎么游的呢（童心未泯，童言无忌。呵呵！）？艾教练说，你以后和他一起训练就知道了。你跟着他游，在训练中有什么问题就问他。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已跟艾教练训了十多年了，对游泳很有经验，各种动作都很标准。好多队友遇到问题都请教他，相当于半个教练。
接触多了后，我们就产生了友谊。一个月后，我们回荆门休息了几天，2003年8月14日，与他一起再次到沙市训练。从荆门动身到沙市，一出门我就跟着他，他带着我。我在外面不认识别人嘛，我只能跟着他。比如买车票，我掏钱他看票面，到窗口，他告诉我窗口在哪里。买了票，我再将手搭在他肩上一起出来。
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整天很少说话。训练一结束就呆在宿舍里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那里。即使与权哥也很少说话，因为他很有名，又是老队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权哥早我融入这个集体，性格开朗一些，休息时上街就带上我，拉着我出去与别人玩，与别人聊天。看到别人进了我们的宿舍就故意出去，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这样只能与别人说话。这样慢慢地我就喜欢说话了，遇到人也就不怕了。我以前特别怕电视台的记者采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权哥就安慰我，说他以前也这样，慢慢就好了。
逐渐熟悉之后，我说，这次出来幸亏有你，不然我一个人怎么过啊？他说，出来好，锻炼一下，生存能力强了，往后过日子就不怕了。
2005年8月，我们到昆明海埂基地训练。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国家队训练，也是跟他在一起，他带着我。吃饭时打饭，我端着盘子，他看菜，让我打。有段时间，天比较冷，我生了病，一连几天打吊针。他在医院守着我，找医生啊，照顾我吃饭啊，像亲兄弟一样。有时候我就说，你还要训练哩。他说，算了吧，我少训练一二小时没事的。其实他是很在乎训练时间的，从来都是争分夺秒，他训练时很刻苦。在医院，他总是等我打完吊针后再带我到回基地去。那时我很小，还是个孩子，在外面时间一长就想家，想家了就哭。他开导我，说其实他也很想家的。一个人在外，没有手，洗衣吃饭什么也不方便，但挺一挺也就过来了。这些年他就是这么挺过来的。他说，你虽然眼睛不好，但你一双手是好的啊，自己可以动。
那时，他与赵敏结婚没几年，两人聚少离多。儿子两岁多，还有两个年迈的父母。他真的比我难多了。
他对我说，做人时刻要冷静。那时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遇事也不想一想。比如教练多说两句就烦，脾气大。现在我好多了，这都是权哥教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