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协和医院建院80周年
在这个品牌大行其道的时代，小到一个汉堡包、一瓶饮料，大到汽车、楼盘，连小孩子也能数出一连串能称得上牌子的名称。品牌早已经在市场中确立了有形的价值，其效应是难以估量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金钱，就是民意。也因此，无数的商家不惜代价，追逐和维护能够使自己跳出芸芸众生的品牌，并据此实施极具竞争优势的品牌战略。
但是，直至今天，中国有一块老字号的、鎏金品牌却被人们忽略了——北京协和医院。
也许是因为医院是提供生命和健康服务的机构，所以在中国百姓观念中，人们不喜欢也不习惯把它跟与市场有关的所有名词搅和在一起。或许正因为这样，直到今天我们斗胆把“协和”与“品牌”这个经济概念联系在一起时，也未必尽能得到认同。
品牌的效应
近闻，北京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因为其父多年在协和医院就医，几进几出总是有惊无险、绝路逢生，于是他欣然慨叹：“要想在协和死，不那么容易。”这其实就是协和不同于一般医院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协和的品牌效应可谓无处不在。据医院血液病专家张之南教授说，他在协和50多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学术活动还是会诊，只要说明自己是协和的教授，其他无须再多说了，足够了，这在公众的心里已然是最高级别的介绍了；麻醉专家罗爱伦教授说不清“协和”曾经给过她多少尊严和荣耀，她说到1993年大陆医学代表团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事情，当时参会的15位麻醉医师在国内医疗界当属出类拔萃，名气相当，而台湾方面似乎并不看中这些，只是一个劲地问“协和医院的人来了没有”？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尤其是在波士顿，提到PUMCH（协和的简称），人家会不由的眸子发亮。这么多年来国内医学界不断有人申请出国深造，往往对方只要一听说是“协和”，便很顺利地开启绿灯。而且协和的学子也争气，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几乎是100%学有所成，于是在这些学子的身后不断积累着的是延绵不断的佳话……
当然市场这个无情之物对于协和品牌更是无言的默认。不说别的，每天争相挂号的场面就相当壮观。京城人都知道，要想看协和的医生，你得半夜三更去排队。试想当今商品应有尽有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让人犯难，相对紧缺的恐怕当数医疗资源，而在医疗市场中，想求得协和的一号当数难上加难。从反面说，协和医院门口倒卖号的票贩子们，一直是屡抓难禁，即便有“110”出面干预，依然无法杜绝。从另一个角度扫一下，协和周边的餐馆饭店哪个不是满满当当生意火爆的，真可谓财星一颗，点缀一片。事实上，市政部门是否也应该尽快考虑扩展协和医院门前的马路，或是开辟地下的空间，否则终日拥塞不通……这就是一个品牌，一种掩盖不住的能量和威力。
医院尽管是提供特殊服务的机构，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讲，与企业的品牌应该没有什么两样，其内涵就是质量。医院的质量就是医术和医德。应该说支撑起协和良好品牌的正是协和人。
医学人才的摇篮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雷洁琼女士生前曾经提起社会注意：“为什么协和医院能够享有盛名呢？”她当时的回答是：因为协和确实拥有一批真正的医学专家，拥有严格的教学制度，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难得的是这些宝贵的“拥有”能够代代相传，沿袭成风。
1921年，美国人用洛克菲勒基金在北京的东单三条豫王府挂出“协和”的牌子，之后他便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和物一样经历着相同的变迁和考量。
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许多著名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几乎都是聘请协和的专家来担任的：北京阜外医院的吴英恺；北京儿童医院的诸福棠；北京妇产医院的林巧稚；中国皮肤性病研究院的胡传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孟继懋等。同时，奠定中华医学会的各位泰斗级的医学大家也多是出自协和，比如张孝骞、胡正详、刘士豪、诸福棠、林巧稚、罗宗贤、黄家驷……以及很多知名的医学专家李洪迥、邓家栋、吴英恺、许英魁、曹松年、冯英琨、曾宪九、吴阶平等等都曾在协和担任过教授。也正是这些金灿灿的名字才有了今天的中国现代医学。
更可贵的是，世态变，协和的家风没变。一批批后来的协和人秉承着师长们的风范，珍惜着这块不忍玷污的牌子——
张之南教授，年过7旬，依然是一身的儒雅干净。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位才学出众，心细入微的好医生。他的家世不俗，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定居的机会，而且凭着他的学术水平和临床经验，在美国对等的报酬当是年薪几百万美金。而眼下，他居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楼里，孑然暮年，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诉说着无助和无力。问及选择，问及为什么？他说得非常平淡，“那时候中国只有这么一个协和……献身中国医学这是协和人的责任”；接着他说到他的先师，“张孝骞老师就是这么做的。”
六十年代进入协和的罗爱伦教授，是世界著名的麻醉学专家、英国皇家麻醉学院院士。本世纪初，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曾有过一念，想把台湾长庚医院建到北京。消息一经传出便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不免虚夸和讹传的成分。但是有一个信息是确切的：当时台湾方面在大陆医师的人选中瞄准的第一人就是罗爱伦。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人品和学识以及在世界麻醉领域的名气。当时这位品貌出众的女医生，面对在那个年代可谓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表现得却是那般的淡然无心。她说因为她的身心已经全部融化在了协和，在她的有生之年她只有一个心愿，“怎么能把自己对协和的理解和在协和的累积最大程度的留给年轻人”。她说：“四十年，我对协和的感情实在放不下，是协和成就了我的一切。”
我们锁定的第三代协和人的代表是赵玉沛，他是“文革”之后进入协和的。在强手林林的协和，他被前辈们称之为外科学的后起之秀。他的手术有如他的人一样，精准漂亮，潇洒自信。他无意中说到自己有个非常不起眼的习惯，就是“晚上要到病房看看病人”。他告诉你，“你知道吗，病人最盼的是你晚上能去看他们一眼。”他说这是多么微薄的要求呀，我们做了对病人竟是莫大的满足。
数不清有多少协和的年轻人，在国外学业完成之后，舍弃掉外方真切的挽留，却绝不会舍弃自己的协和，他们回来了，大致的理由很简单：“否则对不起老师的培养。”
几乎一茬茬的协和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样，协和医院避免了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因“近亲繁殖”而导致的学术水平逐渐低下的痹症。正由于协和人有这样一代一代的情感绵延和学术积累，有这般不弃不舍和跨国交流，成就了今天的协和，成就了协和中国医学摇篮的位置。有了摇篮，就有未来，于是协和始终古老却又年轻。
臻至细微的管理
如果说人才方面的优势是协和品牌效应中的龙骨，那么协和的管理就是铺设在龙骨之上的仓板。协和的内业管理丝毫不逊色其表露于外的医术水平。协和理念中臻至细微的管理，即使与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大医院相比，也是毫不逊色。
医学界早有传闻，协和有“三宝”。这“三宝”除了以上所说的教授资源之宝，还有就是病案管理和图书馆管理。其中病案管理属于协和的独到一绝。
协和医院病案室成立于1922年3月，至今共保存病历230万份，无可争议堪称世界第一大病案库。事实上，当年协和医院创建的病人索引系统就是现今中外医院病案管理的雏形。它比美国在三十年代建立的SNDO——疾病分类标准至少早了十年。
199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席格兰特在协和参观，他原本无心地说了一句自己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得知这一信息，医院病案室的工作人员立即按照他母亲的名字进行检索，果不其然在封存的老病例中硬是找出了格兰特出生的病历。那一刻格兰特惊愕了，他万没想到时隔60年了，居然看到了自己落地人间的第一个小脚印。而且这份意外是在他压根没敢奢望的遥远的中国看到的。格兰特不再自持，任凭眼泪顺着纵横的笑纹流淌。这就是协和无声的财富。
从病案管理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协和作风的扎实和精准。最终这种特有的作风会自内而外地从各个细部渗透出来，然后无声地溶化到人们的印象和感觉中，于是便有了患者对协和的忠诚。
Δ百年凝聚的“八字精神”
外人认协和，多是认他的医术，认他的名气，殊不知支撑协和品级和质量的背后有八个字——严谨、求精、勤奋、奉献。这八个字凝聚着协和人对精神的理解和追求，并被他们乐道为行医先决。
医学泰斗张孝骞行医六十年，做到医学大家，他非但没有轻车熟路之感，反而却是越做越害怕，每每仿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从医一世，桃李满天，悟出的心得竟是“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或许，这正是一个成熟的医生才能完成的心理自诊过程。没有这样的心力，在医术上难言突破。
在协和，张孝骞的“戒、慎、恐、惧”折服着一批批的后人，并得到协和人的默许和认同。张之南只是其中之一。他说无论事隔多少年，他从不会淡忘每一位从他手上走了的病人。他一生都在与血液病抗争。谁都知道这原本是成功概率很低的病，但是每一例不幸的发生都让他有着难以推卸的自责成分。他要追溯，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存在疏漏或不周？有没有耽搁或偏颇？至少他不是那种“见多不怪了，麻木了”的医生。
消化内科专家鲁重美女士，聊以欣慰的是她有过一次次成功的诊断经历。她是张孝骞的弟子，认定“工休情感学”是最基础的职业操守，其余的一切均是始于这个起点。她有良好的基本功，运用协和特有的问诊方式，可以从一般人不会在意的各种可能切入，抓住诱发疾病的微小细节。可惜，在做医院管理之后，她说“诊断成功的酣畅几乎享受不到了。”
在协和，“八字精神”无处不在。鲁重美说，1970年，在基辛格访华的第二天，中国政府邀请美国《纽约时报》总编赖斯顿先生来京。翌日一早，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因为大出意外，措手不及之下这位总编出现急腹痛。之后他被送到协和，经过诊断他被认为是得了阑尾炎。主刀大夫是曾宪九教授。赖斯顿术后因为抗感染，出现血尿，一时血尿原因不清，病人和家属情绪急躁。那是极其难熬的一夜。鲁重美说第二天天亮，她亲眼看到曾老是从图书馆走出来的。她明白老人一夜没睡觉。曾老终于查阅到引起血尿的原因。随后赖斯顿先生很快地康复了，最终他是拱着手，以示万分感谢地走出病房的。
还“协和”品牌真正的价值
多学科、高水平、综合解决方案，是协和医院不可替代的一大优势。特别是碰到类似脑外科、胸外科等大手术，如果病人同时并发糖尿病、肾衰或是其它某些脏器的病变，需要多方面保驾护航、通盘协作的时候，往往协和便能显现出系统运作的优势。也正因此，国家把疑难重症诊断治疗中心的牌子挂在协和医院。
近年，医术的高低能否量化一直是人们争议的话题，实际上，诊断和治疗的准确率、成功率，以及解决方案的难易程度都是极有说服力的指标。
不妨细想一下，医护人员对职业的投入是脑力和心力的付出。与其他服务行业相比，除了服务态度之外，还必须具有很高的知识含量和技术水平。而且，同是医疗服务，诊断了一个疑难病症或是挽救了一个重症病人的性命，所需要的学识和所付出的代价，与一般性疾病的服务，有时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不同。
但是，在人们认同将名牌产品（服务）与一般性产品（服务）拉开价格档次的时候，却很少想过，在医疗市场，这种“精品”和“大路货”之间的差价该怎么解决，这一直是避讳不谈的话题。客观存在着差别，却依然是在国家指导价格的控制之下，同步进行的。于是，类似协和这些具有优质品牌的名医院，其市场价值得不到真实的体现，这种有违经济规律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忧。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公平和效益是一对永不调和的矛盾。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受伤害的只能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因素。面对一个开放的市场，一个竞争的市场，我们期待着协和品牌价值的回归。
看协和人的品牌传承
有人认为，在市场的杠杆原理中，利益是唯一的支点。因此，当WTO的最后冲刺越来越临近的时候，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个尚未放开的市场，面对外来的冲击显得尤为躁动不安。特别是近闻，台湾的长庚医院将要挑战北京市场，更加剧了这种气氛。
毫不夸张，这些玩腻了市场规则的境外商人们，会很虔诚地提着重重的钱袋，首先从人才上发起瓦解式的攻势。这是他们占领中国卫生市场的必须战略。而且他们的目标靶位就是协和这样的医院。说到这儿，也是我们当下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说协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经历了八十年风雨的协和医院，将面对新一轮的考验，协和在这场传统支点与利益支点的较量中，将会怎样？
事实上，包括中国的公众在内，对协和品牌的内涵并不十分了解，它真的不只是表现的，某个专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类智慧、品格精华的积淀……
张之南
协和老一代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