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羌祸频仍，由于地理位置与羌人聚居地区相近，西南地区不可避免地被牵涉到对羌战争之中，且再一次成为羌人迁移的目标地区（具体情况参见本书第九章《西南地区出土胡人形象与胡汉关系》的相关论述。）。蜀汉时期，出于与曹魏对抗的需要，诸葛亮、姜维都曾联合西域胡族，《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五年（227）第一次北伐时，驻节沔阳，“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据马雍先生研究，这里“凉州诸国王”即指凉州刺史管下的西域诸国（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收入其《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曹魏正始八年（247），凉州胡王治无戴、白虎文又与蜀将姜维联合攻魏，《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载：“治无戴围武威，家属留在西海，郭淮进军趋西海，欲掩取其累重，会无戴折还，与战于龙夷之北，破走之。”无戴兵败后，姜维出石营，西迎治无戴和白虎文，引还至成都，将其安置在繁县，即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旧为县)境内。吴焯认为，无论是诸葛亮时的“胡侯”，还是姜维时的“胡王”，其与蜀联系的通道都是经过青海进入四川西北部的“青海道”，并且指出，治无戴和白虎文及其部众于繁县安置，实际是蜀汉时期一次大的移民，蜀中胡人数量因此剧增（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这是在自身政治、军事势力主导下，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各族发生联系的显例。
上述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交往的四个阶段，由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在交通的力度、方式、路线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地表明，西南地区自古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而是积极地参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系构成欧亚大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西南地区古代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
有关西南地区与外界交通的路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先后兴起“藏彝走廊”、“西南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河南道”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一批成果，为我们全面认识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和区域》，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有意见认为，“藏彝走廊”涉及的时代范围上自公元前4100年左右，下迄公元1260年以后，即包括元、明、清时期（李星星：《论“藏彝走廊”》，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历史上的各种民族沿这条“走廊”南北移动，形成古代中国南北向的文化交流通道，留下了相当多的考古学见证（霍巍：《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藏彝走廊”概念和考古学密切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条“走廊”实际上是童恩正先生提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一个局部，它由于在海拔、地貌、气候、降水和土壤、植被等多个方面与从东北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沿内蒙的阴山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到青海的祁连山脉的地带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由于此地带两边的农耕与游牧集团在环境与心态方面的不均衡，构成了特定时期内华、戎集团的文明分野，并使边地少数民族往往只能沿之进行迁徙和文化传播（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有学者认为，童先生的研究，是与“藏彝走廊”讨论有关的把“族群地理”和“生态史学”两个方面结合得最成功的范例（徐新建：《“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由“藏彝走廊”引出的综述和评说》，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我们认为，童先生的研究，也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结合相关学科，初步论证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客观存在和形成的原因，从而对“藏彝走廊”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说，“藏彝走廊”的相关研究，对我们进行考古学的研究也极具启发价值。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考察“藏彝走廊”，我们注意到，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时期，这是否意味着其作为南北通道的功能具有一定的时段性，值得今后加以更多的关注。
在“藏彝走廊”的东面，较晚的时候存在一条所谓“丝绸之路河南道”，这条道路从成都经川北通过茂县、松潘至甘肃南部的临潭、青海的同仁、贵德，抵青海湖伏俟城。由于沿线主要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河南国，因此这条道路被称为“河南道”。关于这条道路，唐长孺（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严耕望（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八十三，台北，1986年。）、夏鼐（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1期。）诸先生都有论述，陈良伟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为我们认识这条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当指出的是，这条道路的开发，应当早于魏晋时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羌人迁徙以及三国时期蜀将姜维的北伐，都与这条道路有关（在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将河南道的开通分为早期开发、初步形成和最后定型三个阶段，其中早期开发阶段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晋十六国以前，其间的南北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情形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此不具引。参见该书页35-39。）。近来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葬出土大批蜀锦，据研究很可能便是通过这条道路贩运而来的（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收入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河南道”的东面，即是横亘于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间的秦岭，其间沿一些山谷、河流形成南北的自然交通通道，如“褒斜道”、“陈仓道”等。从商代晚期开始，蜀人与中原的一些联系，就是通过这些通道进行的（宋治民：《试论周秦汉时期中国西南交通》，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但也有意见认为，翻越秦岭道路的开通时间，应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一说为秦惠文王九年，即公元前329年）灭蜀之前不太久，在这之前，只能说蜀地与关中早有来往，而不见得有经常性的交通线的存在（葛剑雄：《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无论如何，翻越秦岭与关中平原乃至中原地区进行联系的道路，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开通了，成为以后历史上巴蜀地区北向交通的主要路线。在这之前，也应当是存在一定的交通往来的。
西南地区北向交通从西至东的三条主要通道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述，从西南地区与欧亚大陆的关系角度而言，毋庸讳言，北向交通最为重要，但其他方向的交通路线我们也不能忽略，因为它们一是将北向的交通路线向西南地区的纵深延伸，将更多的民族和地区与欧亚大陆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二是通过周边地区与中原或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发生间接的联系，或是充当中国南部其他地区与北方地区交往的中介地。
西南地区的南向交通，“西南丝绸之路”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其提出和发起，和“藏彝走廊”的考察与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收入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般认为，“西南丝绸之路”始于成都，北与中原相连，南分东西两道：西道沿“牦牛道”而行，经雅安、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而至大理；东道经乐山、犍为至宜宾，跨金沙江，沿“五尺道”经盐津、大关、昭通、贵州赫章、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而抵大理。两道会合后，又经保山、腾冲、德宏而至缅甸，抵达印度（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写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前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收入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这条道路，有的学者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南丝绸之路”、“蜀布之路”、“川滇缅印古道”等。不同的称谓表达着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此不赘述，但大多数学者都使用“西南丝绸之路”这一术语。从1986年以来，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成果比较集中地发表在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写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其他的一些研究情况可参考梁州《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收入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但对于这条道路是否存在，还有完全否定的意见（顾学稼：《南方丝绸之路质疑》，《史学月刊》1993年3期。），或认为古代西南交通，特别是它的早期，言川滇缅印道，不如言牂牁道或蜀交趾道更为符合实际（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认识的误区》，《历史研究》1999年1期。）。我们相信，尽管这条道路限于资料和认识的缘故，很多具体情况还没有明确，尤其是在文献记载不多的情况下，目前获得的相关考古材料也远不够丰富，但作为西南地区交通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所称的“西南丝绸之路”曾经发挥过历史作用，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值得今后加以持续的关注。
关于“西南丝绸之路”开通的年代，存在一些争议。有的学者根据印度古文献《政事论》和《摩奴法典》的记载，认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四川的丝绸就通过这条道路输入印度（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1期。）。但蒋忠新先生指出，两书的年代尚无定论，争议颇多，定在公元前四世纪未免欠妥（蒋忠新：《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6期。），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开通在张骞通西域前后。宋治民先生认为，在讨论开通年代的问题时，首先要区别是民间贸易的通道还是经过官府修通的交通大道，前者远古时期即已存在，历史时期不因行政的干预而停止，后者的全线开通，似晚于西北的丝绸之路（宋治民：《试论周秦汉时期中国西南交通》，收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高大伦先生对此问题持基本相同的意见，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高大伦：《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这些看法都对我们全面认识这条古道的开发历史有所裨益。在目前考古材料尚未充分揭示之前，还难以得出较为肯定的意见。
西南地区与外界交通的道路，除陆路外，尚有两条重要的水路，一是长江，二是沿盘江到达两广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