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旭东
宋金元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王朝鼎革，政权交替，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存在着北宋与西夏、辽的冲突和割据，而且存在着南宋与西夏、金以及蒙古的分裂和对峙。这种动荡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朝建立，国家才出现了暂时统一的局面。金元两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在伟大的历史征程中，它们对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形成，对加速祖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无疑起到了关键而显著的推动作用。由于各个王朝都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鼓励经济发展和加强政权统治的有力措施，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往来、交流，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尽管战乱频仍，纷争迭起，但整个社会从总体上却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
文学创作是祖国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和衍变既离不开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大背景，又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大氛围的制约，而其各种体裁、题材的发展和衍变，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虽然人们常说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比如一说到唐就说到唐代的诗和传奇，一说到宋就说到宋人的词和话本，那么一说到金元，自然也就说到金代的院本与元代的散曲和杂剧了。但这不过是把当时的这些文学创作与前代、后代以及当代的其他样式的文学创作相比较而言的。是此并不等于非彼。任何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都有它产生、发展和衍化的过程、规律和特点，在每个历史阶段也都有它不同的地位和成就。也正是由于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学样式的不断发展和衍化，才形成了我们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和绚丽多姿的文学园圃。金元两代，虽然原来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但随着各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创作也显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成就，同样为祖国的文学长河注入了洪流，为祖国的文学园圃增添了枝叶，也同样应该受到我们的注视和研究。
赋是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一种特殊样式。它萌生于春秋战国，形成于两汉，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与唐宋时期的继续发展和衍变，到金元时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精神面貌，因而也就取得了新的地位和成就。作为文学创作特殊样式的赋，在这一历史时期委实得到了发展和繁荣。所以如此，其中既有这一文体的历史继承性的客观原因，也有这一文体自身衍变和创造的主观原因。
前人论赋，一般只止于汉魏六朝。明复古派文学家、前七子之首李梦阳高唱“文必秦汉”（《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推崇楚辞和汉赋，并提出了“唐无赋”（《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记》）的观点。到了清代，程廷祚又进一步提出了“唐以后无赋”的论调（《清溪集》卷三《骚赋论》中）。于是，后代的一些文学评论家对唐宋以来的赋家、赋作往往采取轻视的态度。有的很少论及，有的即使论及，也极为简单和粗略，甚至包括一些专门研究辞赋的著述。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是以楚辞、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赋的标准来看待后代赋的。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一旦以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出现在文学创作领域中，也就有它的产生、发展和衍变，每个历史时期甚至每个作家中，都会出现不同的特点和风貌，我们不能以固定不变的观点和标准来看待不断发展变化的赋家和赋作。可喜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偏见并越来越向纵深延伸和扩展。在宋金元赋作方面，除了马积高《赋史》与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都列有专章或专节进行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之外，一些学术刊物也不时刊载关于宋金元赋的专题论文，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现存大量的宋金元赋家和赋作来观察，它是有着自己的风貌、特点和衍变轨迹的。
据不完全统计，两宋赋今存一千二百篇左右。单就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这一搜集较为完备的总集来看，就收录两宋赋家164人，作品568篇。这数量，可以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了。此总集收录金元赋家131人，作品338篇，这只是金元赋家赋作的一部分。据今人粗略统计，金元赋家大约有250人，作品750多篇；稍后又有人统计，光元赋一项就有900多篇，这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数目。由此可见，宋金元时期也是赋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现就宋金元时期的赋家和赋作的不同风貌、特点及其衍变轨迹作一简要的勾勒和评述。
一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国，到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宋室南迁，其间167年的时间，史称北宋时期。
北宋建国后，先后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平定了当时割据在大江南北的封建王国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北汉，基本上统一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领土，而对占领着由东北到西北广大地区的契丹部族所建立的辽王朝和日益兴起的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却始终无力征战和抗争，以致最终被东北兴起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王朝所攻灭。因此，从政治形势上说，从建国起它就遭到北方民族的威胁。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宋太祖、宋太宗都在用兵统一的同时，着力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改革、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重知识、重科举、奖励著述的办法，大力笼络和引诱知识分子。其中，在科举考试中，重经学、重史学、重法学、重实用之外，以诗赋为主的进士科虽然时断时续，但对知识分子的仕进和写作，影响还是很大的。
北宋初年，文人沿袭晚唐五代的传统，作赋之风盛行不衰。很多文人，以赋作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和时人的传诵。《宋史·梁周翰传》记载，宋太祖乾德年间，梁周翰（929—1009）为右拾遗，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时人传诵不已；《宋史·夏侯嘉正传》记载，夏侯嘉正使巴陵，作《洞庭赋》，人多传诵，宋太祖闻其名而召试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中也说，宋太宗欲兴文治，广致天下之士，曾试《训练将士赋》以选材，吕蒙正以文词“雄丽”而见赏。由此可见，北宋初年，赋文的写作是很兴盛的。但是，这时的赋，由于沿袭了晚唐五代的遗风，再加上科举考试中又以律赋为主，所以律赋的写作在当时占有着极大的优势，很多文人几乎都写律赋。这种赋体是由骈文、骈赋发展而来的，不仅讲究对偶精切、音律协谐，而且限制用韵，甚至限制字数，具有较强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一些有才能的作家也确实写出了一些优美的作品，如田锡（940—1003）的《雁阵赋》《春色赋》《晓莺赋》，王禹偁（954—1001）的《尺蠖赋》，范仲淹（989—1052）的《金在镕赋》，欧阳修（1007—1072）的《藏珠于渊赋》等等，大都写得简洁、凝练，以工丽见长，语言生动、细致、华美，感情真挚、细腻、深厚，或写景，或抒情，都能在流丽中见性灵，在骈俪中见情致，在典雅中见讽喻，还是有一定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技巧的，值得我们学习和鉴赏。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吴淑（947-1002）的“事类赋”。吴淑是宋初著名的学者，曾参与过《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的编撰工作，学识广博，文笔工雅，曾以天文、岁时、地理、宝货、音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鳞甲、昆虫等部类中的名物为题材，以一字为题，连缀成赋，写出了“事类赋”百篇，甚受时人的传诵。虽然语言精美，对偶精工，史实语典也使用得比较恰切，但它毕竟不是以写景抒情为目的，因此只能标明当时的一种写作风气，而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作品，《四库全书》就把他的《事类赋》30卷放在类书之中。
从整个文学创作的形势看，律赋虽然有它清新、工丽、富于情致的一面，但总使人感到它华而不实、文格卑弱，既缺乏深刻广泛的生活内容和重大的社会意义，又缺乏刚劲豪迈的气势格调和鼓舞读者的艺术力量。因此，一些有胆识、有创造的作家，也就不满意这种文体而力图另辟蹊径，以改变这种文风。在当时，梁周翰、张咏、路振的作品出现，就表明这种文学创作的新趋势。
梁周翰（929-1009）的《五凤楼赋》，单从题目上看，是歌颂楼台殿阁的一类作品。从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三国魏何晏的《景福殿赋》起，传统的写法是极力描绘宫殿的雄伟、壮丽，到了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孙樵的《大明宫赋》时，又逐渐增强了抒情和议论的成分，以至根本不写宫殿本身而借以抨击社会现实。而梁周翰的《五凤楼赋》，更加另辟蹊径，先从汴京的历史、形胜和宋朝开国的声威写起，次及五凤楼的雄伟、壮丽，而最后竟用极大的篇幅，并以君臣对话的口气大发议论，响亮地提出了亡国之戒的问题。五凤楼是宋太祖在宫中修建的一座高楼，不管宋太祖在当时是否说过这类的话，梁周翰敢于这样写应该说是有胆识的，因而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其行文，完全打破了律赋的格局，虽有骈俪而富气势，语言也简练而有文采。
张咏（946-1015）的《声赋》也别具一格。全文紧紧扣住“声音之道与政通”这一主题，借“声”言政。它从“天声”写到“人声”，又由“亡国之音”写到“治世之音”，连帝王的声教号令与人民对它的反映也当作“声”来写，从而把“声”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进而赞美和歌颂了宋初的善政，这在同类题目的赋作中，是自有特色的。全文不用俪语而富文采，整篇一气直下而富气势，语言参差又夹叙夹议，被梁周翰誉为“百年不见之作”，预示了北宋的赋作将有新的突破和变化。张咏作为《西昆酬唱集》的作者之一，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如果说，梁、张诸人还只是少量篇章，不足以总括当时赋作的总情势的话，那么，王禹偁在赋坛上的出现，则展示了北宋初年赋作的新趋势。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能诗能文，赋的成就也很高。他既善于写律赋，又会写古赋。其《小畜集》中今存赋22篇，包括律赋14篇、古赋5篇及虽题为“文”而实际为赋的作品3篇，这在同时的作家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律赋在当时很有名，风格清新自然、平易流畅、“一往情泚”（李调元《赋话·新语五》），《尺蠖赋》可视为这一类赋作的代表，多有白居易诗风的特点。其古赋清新雅淡，叙述简明而议论有力，行文中虽常用典，但自然无痕，句式也起伏多变，错落有致，《藉田赋》《三黜赋》都是这类赋作的名篇。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几篇以文命题的赋作，《吊税人场文》《诅掠剩文》，就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王禹偁是一位由晚唐五代律赋向两宋文赋转化的代表人物。
由此可见，北宋前期，是律赋逐渐衰落而行文比较自由、语言日趋散文化的文赋逐渐兴起的时期。从现存的赋作来看，两汉的逞辞大赋铺张扬厉、穷描极绘，力求摹景状物的“形似”，而这时的文赋，就事议论，借题发挥，又逐渐向尚理方向衍变了。虽然晚唐赋如杜牧《阿房宫赋》、孙樵《大明宫赋》已有强烈的议论说理的色彩，但在那时这样的篇章是不多的，而到北宋梁、张、王的出现，这种好议论、重说理的作赋手法，几乎成了时人普遍的习尚。
北宋仁宗（1023-1063）之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革新与反革新的斗争也逐渐进入高潮，而经济、文化以及文学创作，都相应进入了相对繁荣的时期。这时的赋作，各种体制、各种风格都已出现，律赋、骚赋、文赋可谓各领风骚。如果说仁宗前及仁宗初期如范仲淹、宋祁（998—1061）、叶清臣（？—1051左右）等人还是以写律赋、骈赋为多的话，那么到了梅尧臣、欧阳修之后，他们虽写律骈之体，但古体赋却明显地增多了，并出现了文赋对律赋取而代之的趋势。也正是在这种赋体大转变的过程中，两宋文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范仲淹（954-1001）是一位政治改革家，他所推行的“庆历新政”揭开了统治阶级内部改革与反改革的序幕，同时表现在文化思想上，他也主张诗文革新。他善于诗词，散文也佳，《范文正集》中今存赋36篇，说明他也是一位写赋的能手，其数量之多，当时也是少见的。他的作品，虽然大多是律体，但往往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显示自己的抱负和人格，这对进一步摆脱传统律赋狭小的思想感情领域，开拓和提高赋作的思想内容、意义和品格，显然是有推进意义的。他的《金在镕赋》《明堂赋》《灵乌赋》《稼穑为宝赋》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和意义。
与范仲淹同时的宋祁（998-1061），也是一位赋作的多产作家。其《宋景文集》中存赋作44篇，而且大都是律赋，《右史院蒲桃赋》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咏物抒情的骈体赋。作者表面上是描述移自西域寒乡的宫院蒲桃的枯萎，实际是感叹自己久居史院修撰史书的寂寞、失意的生活和心情，文辞雅淡，文意婉转，语言自然，感情真实，字里行间不时跳动着精美的文采。最后的“乱曰”，更加含蓄而富寓意。这是与某些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律赋不可同日而语的。
叶清臣（1033-1051）今存骈体《松江秋泛赋》一篇，写景清丽，叙事晓畅，抒情自然，并将三者熔于一体，以范蠡、张翰、陆龟蒙的避世隐居与自己的“思勤官而裕民”的思想相对照，既表现出对前人的理解和同情，又展示出自己的心胸和抱负，其思想意境是很高的，在北宋人的游览赋作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梅尧臣（1002—1060）、欧阳修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主将，特别是欧阳修，他曾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积极继承和发扬唐代韩柳平易自然、明朗流畅的文风，并凭借他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声望，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文人，从而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梅尧臣可以说是他的羽翼，王安石、苏氏兄弟可以说是他的后续。他们虽然也都写律赋，但成就最高的却是散体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具有自己特色的宋代文赋正式形成了。欧阳修的《秋声赋》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是当时文赋的代表；其他各种体制的赋作，诸如《鸣蝉赋》《苍蝇赋》《藏珠于渊赋》《荷花赋》《黄杨树子赋》等等，也都写得情景交融、情理交融而有声有色。梅尧臣的《南有嘉茗赋》《灵乌赋》《针口鱼赋》《凌霄花赋》《矮石榴树子赋》《乞巧赋》等等，或托物寄意，或直抒胸臆，或讽喻现实，都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其他如刘敞、刘攽、李觏、文同等，也都写出了一些艺术效果较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