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瑳
《惜往日》收入《楚辞·九章》之中，为第七篇。南宋初年李壁（1159-1222）在其《王荆公诗注》的《闻吕望之解舟》一篇注中附《诗后漫记》，其中已怀疑《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所作。文中所附诗云：“《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他的意思是《惜往日》《悲回风》之文风与宋玉、景瑳（也作“差”）相类。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钞》卷二录其文，也表赞同。明许学夷《诗学辨体》曰：“《惜往日》云：‘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悲回风》云：‘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是岂屈子之口语耶？盖必唐勒、景差之徒为原而作，一时失其名，遂附入屈原耳。‘”与李壁之说一样，可谓慧眼卓识。曾国藩在戊午年（1858）日记中也写道：“《九章·惜往日》似伪作，当著论辩之。”后在其《经史百家杂钞》中于“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二句下云：“此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也从词气方面对《惜往日》《悲回风》二篇提出疑问，认为非屈原之作。近人陈钟凡《楚辞各篇作者考》、陆侃如与冯沅君《中国诗史》、刘永济《屈赋通笺》及《笺屈馀义·〈惜往日〉〈悲回风〉非屈作之证》、曹道衡《评〈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等论著均从作品内容方面立论，证其非屈作。关于《惜往日》，曹道衡节引了“何贞臣之无罪兮”二句和“临沅湘之玄渊兮”以下四句说：“在这段文字中，屈原已经’遂自沉‘而卒没身了，那里还能赋诗？如非相信有鬼，恐怕没法子叫已死的屈原来写这篇《惜往日》了吧！’遂‘和’卒‘分明是已经完成了的话。……再说这里的’贞臣‘、’壅君‘等辞和文句本身，都显然是第三者追述之口气。”（《光明日报》1956年4月1日，《文学遗产》第98期）胡念贻的《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写作年代》对有关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见其《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这里要补充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跟随晋文公在外十九年的介之推，由于回国后因国家有事，晋文公忘记未能及时给予封赏，遂逃于山林中不出，其心胸狭隘，同屈原在一再受打击情况下仍不忘君国的思想大相径庭。但《惜往日》《悲回风》中以赞扬的口吻提到他，并尊称作“介子”。
第二，这两篇中提到伊尹、吕望、宁戚，说“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完全表现了一种怀才不遇的思想，这同《离骚》中巫咸劝诗人离开楚国时说到傅说、吕望、宁戚等人时的“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即从积极的方面进行鼓励的口气，及所表现的“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等思想也不相同。
第三，《惜往日》中“冤情见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错置”，分明是在屈原身后，由历史的发展看清了屈原政治主张之正确的人的口吻，而不会是屈原自己所说。
第四，“芳与泽其杂糅兮”一句，《楚辞》中三次出现，在对“泽”字的理解使用上，《惜往日》同可靠的屈作完全不同。《离骚》中说：“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思美人》中说：“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从下句均可以看出，“泽”同“芳”一样都是指好的性质，后人或解作玉佩的润泽，或解作光泽。但《惜往日》云：“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由“别之”一语可知，这里是将 “泽”看作同“芳”相对立的不好的性质。实际上是作者误解了《离骚》《思美人》中的词意。
由以上几点，结合前人之说，可以肯定《惜往日》非屈原之作（参赵逵夫《〈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李壁以《惜往日》《悲回风》“文类玉与差”，许学夷以为“必唐勒、景差之徒为原而作”，各有所见。就《惜往日》篇而言，它不仅不是屈原的作品，也不是宋玉或唐勒的作品，而应是景瑳（也作“差”）之作。
“申旦”一词，《思美人》云：“申旦以舒中情兮”朱熹注：“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复旦也。”汪瑗注：“旦，天将晓也。申旦，犹言累日也。”宋玉《九辩》“独申旦而不寐兮”，用法与此同。然而《惜往日》云“孰申旦而别之”，是以“申旦”作明白解，此处显然误解了屈宋原意。所以说，《惜往日》也不是宋玉所作。
从篇中表现思想看，亦非唐勒所作。唐勒《论义御》《远游》《惜誓》都表现出明显的道家和神仙家思想，而本篇则表现出法家思想。
这样看来，《惜往日》为景瑳之作的可能性为大，今姑题为景瑳作。楚国在威王至怀王朝有大臣景翠，楚威王七年（前333）曾率军至鲁齐之地。怀王十一年参与五国伐秦之事，十七年（前312）春以上柱国的身份领兵围了屈服于秦的韩国的雍氏之地。怀王二十二年（前307）秦拔韩宜阳，景翠以执珪之爵、上柱国之身份领兵往救之。怀王二十九年（前300），景翠接任景鲤为令尹之职，“楚令景翠以六城赂齐，太子为质”，在垂沙之战以后庄起事、楚国危难的情况下，楚国重修齐楚之好，屈原也重返朝廷。看来景翠在内政改革上是支持屈原的（参赵逵夫《屈原时代楚朝廷内两派斗争的主要人物》，见《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楚怀王时又有深于计谋、善于用兵的名将景阳。计其时，景瑳应为景翠、景阳的子孙辈，思想受其影响，也是有可能的。
景瑳之名，《史记》作“景差”，《汉书·古今人表》作“景瑳”，以作“景瑳”为是。因为《汉书》写成后不久就有人作注，文字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写法，而《史记》因长时间在民间传抄，书写多有改易。司马迁《屈原列传》中虽提到景瑳，说他同宋玉、唐勒一样“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但文献中关于景瑳的材料很少，《汉书·艺文志》也未列其作品，恐其年龄稍小于唐勒、宋玉，大约主要生活于顷襄王、考烈王时代。
惜往日之曾信兮［1］，受命诏以昭时［2］。奉先功以照下兮［3］，明法度之嫌疑［4］。国富强而法立兮［5］，属贞臣而日娭［6］。秘密事之载心兮［7］，虽过失犹弗治［8］。心纯庬而不泄兮［9］，遭谗人而嫉之［10］。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11］。蔽晦君之聪明兮［12］，虚惑误又以欺［13］。弗参验以考实兮［14］，远迁臣而弗思［15］。信谗谀之溷浊兮［16］，盛气志而过之［17］。
何贞臣之无罪兮［18］，被离谤而见尤［19］？惭光景之诚信兮［20］，身幽隐而备之［21］。临江湘之玄渊兮［22］，遂自忍而沉流［23］。卒没身而绝名兮［24］，惜壅君之不昭［25］。君无度而弗察兮［26］，使芳草为薮幽［27］。焉舒情而抽信兮［28］，恬死亡而不聊［29］。独鄣壅而蔽隐兮［30］，使贞臣为无由［31］。
闻百里之为虏兮［32］，伊尹烹于庖厨［33］。吕望屠于朝歌兮［34］，宁戚歌而饭牛［35］。不逢汤武与桓缪兮［36］，世孰云而知之［37］！吴信谗而弗味兮［38］，子胥死而后忧［39］。介子忠而立枯兮［40］，文君寤而追求［41］。封介山而为之禁兮［42］，报大德之优游［43］。思久故之亲身兮［44］，因缟素而哭之［45］。或忠信而死节兮［46］，或谩而不疑［47］。弗省察而按实兮［48］，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49］，孰申旦而别之［50］？何芳草之早殀兮［51］，微霜降而下戒［52］。谅聪不明而蔽壅兮［53］，使谗谀而日得［54］。
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55］。妒佳冶之芬芳兮［56］，嫫母姣而自好［57］。虽有西施之美容兮［58］，谗妒入以自代［59］。愿陈情以白行兮［60］，得罪过之不意［61］。情冤见之日明兮［62］，如列宿之错置［63］。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64］。乘泛泭以下流兮［65］，无舟楫而自备［66］。背法度而心治兮［67］，辟与此其无异［68］。宁溘死而流亡兮［69］，恐祸殃之有再［70］。不毕辞而赴渊兮［71］，惜壅君之不识［72］。
（据白化文等点校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1］惜：可惜，惋惜。往日：指屈原被怀王信任而担任左徒之时。曾信：曾经被信任。王逸注：“先时见任，身亲近也。”清刘梦鹏《屈子章句》：“往日，为怀王左徒之日也。”此作者对屈原在怀王十六年以前有一段时间受到信任而有所作为，感到欣慰，而对怀王之用贤臣不能持久感到惋惜。
［2］受：接受。命诏：即诏命，国君向臣民们所发布的号令。昭时：使当时社会政治清平。昭，明。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此当指以上事实而言。
［3］奉：继承。先功：指楚三王以来先王的功业。按朱熹《集注》：“先功，谓先君之功烈也。”照下：照耀臣民。
［4］明：明确。嫌疑：指法令条文中含混不清的地方。
［5］法立：确立起法令制度。
［6］属（zhǔ）：托付。《史记·屈原列传》载，怀王命屈原草拟宪令，上官大夫在怀王处诬陷屈原曰“每一令出”云云，则屈原草拟宪令是陆续公布的，这与先秦时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的情形相合。可见屈原草拟的宪令是公布并实施了一部分的。贞臣：忠贞的臣子，指屈原。娭：同“嬉”。以上二句说：楚怀王把国事托付给忠贞之臣屈原，自己天天安乐无事。
［7］秘密事：国家的机密之事。《管子·立政》记载先秦时制定与发布宪令的有关规定：“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商君书·定分》篇并载：“为法令为禁室，有键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剟禁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可见先秦时以制定法令为秘密之事。这是就屈原曾草拟宪令之事言之。载心：存放于心中。
［8］过失：汪瑗《集解》曰：“无心曰过，意外曰失。”弗治：不治罪。按刘梦鹏《屈子章句》：“治，犹责也。”此句说君臣相得，怀王曾对屈原十分信任，即使有什么失误，也不怪罪。当时或流传有什么情节，今已不可考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