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视野转向劳动人民和下层文人的是束皙。他的《贫家赋》是对自己家中过去生活的回忆。“还趋床而无被，手狂攘而妄牵。何长夜之难晓，心咨嗟以怨天。”“煮黄当之草莱，作汪洋之羹。釜迟钝而难沸，薪郁绌而不然。”描写都极生动。其《劝农赋》很像白居易的新乐府，揭露官吏借劝农大吃大喝的丑态，短小紧凑，辛辣诙谐。其《饼赋》《近游赋》及《读书赋》亦属此类。这在赋的创作题材上是一个有意义的开拓，在风格上也丰富了当时的赋坛。
西晋时赋家有意识地吸收诗歌创作的经验，使赋的描写和抒情手段更加丰富。从结构到语言，都体现了汉魏时代按逻辑顺序和自然顺序安排的方式逐渐转向由心理变化规律和艺术表现规律的支配。作家在揭示心理活动方面作出了深入探索。在这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潘岳。
潘岳的《悼亡赋》是悼念亡妻的，其表现的沉痛悲切、感人之深，后代之作，几无其匹。其《怀旧赋》思念已故的岳父杨肇及肇子杨潭，也是触景而发，一往情深。赋的前一部分已造出一个凄清寒怆的意境，虽直接抒情的句子不多，但怀念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其《寡妇赋》比此前曹丕等人之作更为感人。《秋兴赋》通过庭树、劲风、寒蝉、归雁、月光、清露、蟋蟀、流萤等描写秋景、秋色、秋气，又借以表现作者的心境，从容描写，层层引入情境之中。他的《西征赋》《射雉赋》《闲居赋》及咏物的《笙赋》等，也是气韵生动，文情并茂。潘岳今存赋二十馀篇（包括残篇残句），《昭明文选》录其九篇，为《文选》中录赋最多的作家。由此可见萧统和当时一些人对他的赋的评价。《文心雕龙·才略》云：“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馀于哀诔，非自外也。”发自内心而“非自外”，正道出潘岳赋作的特征，也道出当时赋家较普遍追求的目标。“感时而骋思，睹物而兴辞”潘尼《安石榴赋序》，见《艺文类聚》卷八六，收入严可均《全晋文》卷九四。，本是人们心理活动、情绪变化的规律，在当时已被看作抒情赋表现情感情绪的重要手段。可见当时赋家对情感、对人的心理变化的体验和分析归纳，以及作品应如何表现它，在认识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当然，由于赋的传统风格和传统表现手段的影响，以及一些作家对语言技巧的过分追求，有的作品忽略了辞以达意、辞以传情的本质，出现了“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文心雕龙·诠赋》）的倾向。著名的赋家中，陆机在这方面显得比较突出一些。
东汉中期一些人用赋的形式表示对于定都问题的看法，西晋时一些人则利用赋表示对处世态度的不同看法。张华的《鹪鹩赋》表现“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的安分远祸的思想。后来傅咸写《仪凤赋》，贾彪写《大鹏赋》，对张华所表现不以为然，自出机杼、别发宏论。陆云《逸民箴》云：“余昔为《逸民赋》，大将军掾何道彦，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赋》，盛称官人之美，宠禄之华靡，伟名位之大宝，斐然其可观也。”陆云《逸民箴》，见严可均《全晋文》卷一〇四。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同题共作与和作的情况在西晋也常有，如孙承作《嘉遁赋》，陆机作《应嘉赋》，其序云：“友人有作《嘉遁赋》与余者，作赋应之，号曰《应嘉》云。”这也可以看出是讨论问题或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反映了辞赋创作风气之活跃和赋的功用的拓展。
西晋是辞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赋的特征是内容的情感化和语言的美化。左思《三都赋》是最突出的例子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选录了《三都赋》中艺术成就较高的《蜀都赋》……左思在该赋《序》中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京都赋中任意夸饰，“虚而无纪”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左思理解“诗言志”的“志”为标记，是错的；但他认为赋应依据事实，给人以真实感，则是对的。当然，体物贵乎传神，抒情贵乎感染，这同征实不完全一致，左思尚未悟及此，故其《三都赋》在艺术上的成就不是很高。但就汉代骋辞大赋而言，左思的意见是对的。左思的《白发赋》由于自己亲身感受到世族门阀制度的压迫，发自内心，写作上没有框框，一吐为快，虽篇幅不长，而流波婉转，构思又新奇，为真正有特色、有真情的佳作。但他未能从这当中总结出作赋的道理。可见一个作家在理论同实践之间常有一定距离。但左思创作《三都赋》的动机和赋中所体现的创作思想，说明了西晋赋家在艺术上的努力追求和多方面探索。
陆机的《文赋》对文学创作中作家心理、构思过程等作了描述，对作家的阅历、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的作用也有所论述。作者有意识地追求文学的形式美，“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些都成了作家不断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左思和陆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从不同的方面总结了赋创作的经验。
三
西晋赋家绝大部分在永康元年（300）至永嘉五年（311）这十二年间死于八王之乱，具体有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左思、陆机、陆云、束皙、嵇含、曹摅、张载、张协、江统、阮修、庾敳、挚虞、潘尼等。建安末年的瘟疫使建安七子所馀皆殒，其后一二年繁钦、杨修也或死或被诛，但曹氏兄弟、吴质等作家尚在，而且三曹、七子所造成的创作氛围、文化基础尚在。而晋王朝南迁（316）之后，一方面作家队伍突然中断，一方面十多年惊心动魄的政治变故使作家心有余悸，而南渡之后又接连有王敦之叛、孙峻之乱、桓温、桓玄父子的阴谋篡位等事件，使郭璞等文人送命，故文人的风气骤变，都以高谈玄虚、漠不关心政治为处世准则。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说，文学也就是人学，是社会生活的画面和人的心灵史。为文之士耳不闻是非，眼不见人情，心如死灰，怎能写出感人的作品？所以东晋赋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同西晋相比。
郭璞生于东西晋之间，是东晋赋家中唯一具有西晋赋风的一位。其作品具有充沛的内容和感情，又注重文采。他在王导幕府之时，积极协助王导建立东晋王朝，为了消除南北士族的疑虑，坚定中兴晋室的信心而创作了《江赋》。作品以长江为主线，因水及山，极夸长江天险之利与沿江物产之富饶，汪洋恣肆，波澜壮阔。《晋书》本传言“其辞甚美，为世所称”，《文心雕龙·诠赋》列为“魏晋之赋首”，不为无据。其《南都赋》写元帝即位祀天地大典，表现出一种兴盛景象，可惜已残。此皆中兴赋之名作。其《登百尺楼赋》反映了西晋末年的动乱，《流寓赋》为动乱中迁徙之作，《蜜蜂赋》《蚍蜉赋》大约作于八王之乱初期，或感时念乱，指切时事，对西晋末年君主的昏庸和王室的内乱予以揭露；或借物寓意，忧国图存，带有深沉的感慨。
《晋书·文苑传》称为“中兴之秀”的庾阐，与郭璞同为东晋存赋最多的赋家。其《海赋》同木华《海赋》比，失去了骋辞大赋铺排堆砌的特征，为短章小制，但意境开阔，很有气势，有些句子也颇有诗意，如“映晓云而色暗，照落景而俱红”等。其《涉江赋》写黄昏时乘船江行，亦颇有意境；其中又寄托理意，启后来以赋山水论玄理之风气。《扬都赋》为鸿篇巨制，但首尾俱缺。今存《闲居赋》《狭室赋》《藏钩赋》《浮查赋》有的是摘录，可以看出俱寓退居避世、清虚无为的思想；其风格飘逸，语言整饬中时见变化，有《庄子》文章之风格。
东晋赋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山水赋的兴起。敏泽先生《中国美学思想史》中说：“魏晋时期，随着精神领域的老庄之风的盛行，以及物质领域的大庄园的兴起，山水自然之美终于成为人的自觉的审美对象。”敏泽《中国思想史》第一卷，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99页。《世说新语》中有关文人欣赏赞美山川林壑之美的记载很多。因为赋是以“体物”为特长的，故其描写山水早于诗歌。从整个辞赋发展史来说，屈原《涉江》中有较集中的山水描写，而东晋真正山水赋的产生，也早于诗。东晋这类作品多在末尾带一点玄学的味道，好像是由于山水而悟玄理。但描写总是以山水为主。孙绰在当时文名甚高，其诗钟嵘以为“平典似道德论”。今存赋三篇，唯《游天台山赋》为完篇。此赋作者依游览路线从容写去，读者由作者眼中所见看山，其中不乏生动描写，开后来游记的法门。因为全篇由作者所见写山，故引发出一些玄想，也较自然。赋中所表现的超脱怡淡的风格，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
《文心雕龙》之《时序》《才略》中提到的九位东晋作家，郭璞、孙绰而外，袁宏、孙盛、温峤、殷仲文均只存一二篇赋之残句袁宏有《袒酣赋》，残句见《北堂书钞》卷一〇七，《全晋文》失收。，庾亮、谢琨、干宝则无一篇赋作传世。刘勰评当时之作“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则大量恬淡无味的赋作被历史所淘汰，为必然之事。有几个地位文名都不甚高，创作并不入流的作家留下几篇赋秋之作，倒可供一读。这就是苏彦的《秋夜长》、何瑾的《悲秋夜》、谌方生的《秋夜赋》、谢琨的《秋夜长》。是否同时之作不得而知，但都用楚辞句式（有的不带“兮”字），抒情味浓厚，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一起代表了骚体赋在东晋的成就。
陶渊明为东晋辞赋史写了光辉的末页。他的《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而作，带有民歌连续比喻的特征，想象丰富，对所描写女性蕴含着很深的爱慕之情。另外，他的赋在总体上感情平淡的同时，也有《感士不遇赋》这样愤激的作品。该赋悲愤处有似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这在东晋赋中极为罕见。
十六国的北方，虽然赋作者不少，作品的数量也不少，但经长期战乱，所存唯西凉李暠的《述志赋》一篇。该赋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襟怀与志向，希慕古之贤俊，渴望求得人才，流露出安定天下的愿望，真情充沛，气魄宏大，在东晋辞赋中无其匹。
纵观魏晋时代赋作，建安时期曹操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希望在扫荡群雄、安定天下中建功立业的文人，这些人又在战乱中目睹遍地疮痍，亲闻哀哭之声，自身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再则由于曹操主张行文通脱直率、抒发性情，故不少作品基调苍凉，透露着追求功名、荡平天下的雄心，也产生了一些深刻反映现实、真情流露、感情充沛的作品。从曹丕代魏前后开始，曹魏集团的第二代中心人物曹丕引导士人着意于以文章立身，也即在古人所讲“立德、立功、立言”中追求“立言”，以“立言”维护曹魏天下的安定，并进而追求天下一统。所以，虽然自此之后赋作缺乏了建安风骨，但也确实在赋的题材的开拓、构思和表现的新奇、语言的华丽和工稳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也产生了一些内容、思想与艺术水平结合很好的赋作。曹植由于其特殊的经历，在这方面取得了最高的成就。晋之代魏，同于魏之代汉，西晋之时同魏黄初以后的创作环境也相近。唯曹丕称帝以后北方的作家全是曹魏集团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培育和扶植起来的，汉皇室在桓、灵之后早已失去了支持的力量；而司马氏称帝，却是端了现成碗，所以不能不采取高压的手段，魏宗室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人在立场和情感转变中遭受痛苦，又无法表达。所以，从魏晋之际开始，士人中兴起了虚无高蹈的玄学思想，除个别作家外，作品也朝着高谈玄虚的方面转变。至东晋之时，诗也向摹山范水、寄寓玄理的方面发展，至晋末才出现了陶渊明，在继承了此前二百年来辞赋创作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创作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前一些学者认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并将此作为魏晋赋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合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的，但也不能低估这一阶段中的文学包括赋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汉代是赋独霸天下的时代，那么魏晋时代是赋在艺术上进行探索和向抒情化转变的时代；虽然从发展过程来说东晋时留下的东西很少，与前后相比，形成马鞍形，但陶渊明赋作所取得的成就，就足以说明这个阶段中艺术上积累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