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学问宏富，精考据、金石之学，善书法。他的诗歌创作非常丰富，有许多韵味醇厚、性情才思之作，这显然与其学养有关；但也经常以经史考据入诗，陆廷枢《复初斋诗集序》说：“覃溪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翁方纲以经史考据入诗曾遭到袁枚的非议。袁枚有诗说：“天涯有客太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之三十八）说的就是翁方纲。诗下注云：“夫己氏。”“夫己氏”出《左传·文公十四年》，说当时齐懿公即位，公子元颇不顺从。“终不曰‘公’，曰‘夫己氏’。”“夫己氏”是“那个人”的意思。袁枚不直接说出翁方纲的名字，而称“夫己氏”，亦有兜售学问之意，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袁枚又说：“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为剃俗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随园诗话》卷五）“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必须穷经，读注疏，然后落笔，诗乃可传。”（《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近今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口怯而不敢下手。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此则二千年所未有之诗教也”（《答李少鹤书》）。这都是指翁方纲。经史考据入诗，当然不便于人们阅读接受，这在翁方纲，则显然是有意为之。
三肌理须细密
杜甫《丽人行》诗有句：“肌理细腻骨肉匀。”翁方纲论肌理，曾引到这句诗。（《仿同学一首为乐生别》）所谓肌理，本身就有细密的特点。宋代张邦基说：“唐子西诗多新意，不沿袭前人语，当时有小东坡之目。然格力虽新，而肌理粗疏，逊于苏黄远矣。”（《墨庄漫录》）翁方纲谈肌理引到这句话（《石洲诗话》卷四）。翁方纲论诗，亦常批评肌理粗疏，由此可见对肌理细密之极力强调说：“（王）逢原诗学韩孟，肌理亦粗。”（《石洲诗话》卷三）“周草窗诗，肌理颇粗。”（《石洲诗话》卷四）“遗山虽较之东坡，亦自不免肌理稍粗。”（《石洲诗话》卷五）“李庄靖诗，肌理亦粗。说者乃合韩、苏、黄、王以许之，殊为过当。”（《石洲诗话》卷五）“（郭羲仲）其拟杜秋兴八首，肌理颇粗。”（《石洲诗话》卷五）“《渊颖集》，渔洋少时所服膺者，取材极博，而肌理稍粗。”（《七言诗三昧举隅》）
翁方纲有时单以粗细论诗。他说：“清江三孔，盖皆学内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恐学为此种，其弊必流于真率一路也。”（《石洲诗话》卷三）“大抵吴《钞》不避粗旷，不分雅俗，不择浅深耳。”（《石洲诗话》卷三）“阮亭《三昧》之旨，则以盛唐诸家，全入一片空澄淡泞中，而诸家各指其所之之处，转有不暇深究者。学人固当善会先生之意，而亦要细观古人之分寸，乃为两得耳。”（《石洲诗话》卷一）“（贡）玩斋《题苏子瞻像》甚奇，其《题渊明小像》云‘呼童检点门前柳，莫放飞花过石头’，则细意之作也。”（《石洲诗话》卷五）“说理至宋人日精，说部至宋人日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石洲诗话》卷四）字面上虽未与肌理相联系，还是主张肌理细密的意思。
翁方纲又经常讲精密、精深、精微、精切、精诣。他说：“高之浑厚，岑之奇峭，虽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笼罩之中，至李东川，则不尽尔矣。学者欲从精密中推宕伸缩，其必问津于东川乎？”（《石洲诗话》卷一）“龙标精深可敌李东川，而秀色乃更出其上。”（《石洲诗话》卷一）“宋之元祐诸贤，正如唐之开元、天宝诸贤，自有精腴，非徒雄阔也。即东坡妙处，亦不在于豪横，吴《钞》大意总取浩浩落落之气，不践唐迹，与宋人大局未尝不合，而其细密精深处，则正末之别择。”（《石洲诗话》卷三）“汪浮溪诗，深厚丽密，非南渡诸人可及。”（《石洲诗话》卷四）“宋人七律，精微无过王半山，至于东坡，则更作得出耳，阮亭尝言东坡七律不可学，此事专以盛唐格律言之，其实非通论也。”（《石洲诗话》卷四）“东坡《试院煎茶》诗，作于熙宁壬子八月，时先生在钱唐试院，其曰‘未识古人煎水意’，又曰‘且学公家作茗饮’，盖皆有为而发。又有《呈诸试官》之作，末云‘聊欲废书眠，秋涛舂午枕’，与此诗末二句正相同。但此篇化用卢仝诗句，乃更为精切耳。”（《石洲诗话》卷三）“刘屏山《汴京纪事》诸作，精妙非常，此与邓栟榈《花石岗》诗，皆有关一代事迹，非仅嘲评花月之作也。宋人七绝，自以此种为精诣。”（《石洲诗话》卷四）（《石洲诗话》卷四）也都是主张肌理细密的意思。
翁方纲又讲实际，脚踏实地。他说：“《梁溪集》诗亦平雅，其《游张公洞》五古长篇，虽不及香山，尚较皮陆有实际。”（《石洲诗话》卷四）“《王维吴道子画》一篇，亦是描写实际，且又是两人笔墨，而浩瀚淋漓，生气迥出。”（《石洲诗话》卷三）“韩文公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其诗亦每于极琐碎、极质实处，直接六经之脉。盖爻象、繇占、典谟、誓命、笔削记载之法，悉酝入风雅正旨，而具有其遗味。”（《石洲诗话》卷二）“五言诗，自苏黄而后，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石洲诗话》卷五）还是主张肌理细密的意思。
前面说到，翁方纲所谓肌理，关键在理，“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涉及诗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指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持，万物本身之秩序，事件情境背后之意蕴，音韵声律之规范。翁方纲主张肌理细密，并将这种主张贯彻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
“民之秉也”
翁方纲解释杜诗说：“杜之言理也，盖根极于六经矣。曰‘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易》之理也。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书》之理也。曰‘春官验讨论’，《礼》之理也。曰‘天王狩太白’，《春秋》之理也。”（《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杜甫有《晚出左掖》诗说：“昼刻传呼浅，春旗簇仗齐。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避人焚草，骑马欲鸡栖。”翁方纲分析此诗说：“其曰‘晚出左掖’乃纯是一片恋主之忱，融结而出，所以觉得‘簇仗齐班’之际，‘昼’漏殊‘浅’也。‘散’而‘迷’者，非因身在柳边，正因心在君侧耳。末句‘骑马’二字，笔略宕开，‘欲鸡栖’，乃正拍合，实自比于日夕鸡埘之暂安，而非如所谓出银台门上马谓之大三昧者也。解此，则虽出而犹未出，虽栖而犹未栖，即虽晚而犹未晚也。解此，则五六句，浓染之笔，更有精神矣。”（《石洲诗话》卷一）
“物之则也”
翁方纲说：“散而无纪者，非物也。”（《月山诗集序》）肌理又是指物之条理。翁方纲认为杜甫能写出事物的本来条理，以见肌理。杜甫有《题桃树》诗，前四句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翁方纲分析说：“盖少陵所居之室，门内有桃树五株焉。其从前承平无事时，原不禁人之摘实而食也。是以一入其门，直见五桃当径。桃树之外则宅门也，桃树之内则堂室也，并未尝于门之内、桃之外别营一斜曲掩护之垣扉篱棘也。至是当天宝乱后，人自为计，家自为谋，于是乎家人遂生防人摘食之计，为之篱垣以掩蔽之。因此入门之径遂不得不迁就斜曲，以升于堂矣。”（《答刘广文问杜题桃树诗》）翁方纲又说：“广东有羊桃，一曰洋桃。其树高五六丈，花红色，一蔕数子。七八月间熟，色如蜡。一日三敛，亦曰山敛，俗语讹‘菱’为‘敛’也。有五稜者名‘五稜’，以糯米水浇之则甜，名糯羊桃。粤人以为蔬，能辟岚瘴之毒，以白蜜渍之，持至北方，可已疟。苏诗‘恣倾白蜜收五棱’，谓此也。”（《石洲诗话》卷三）
杜甫有《望岳》诗，翁方纲说：“向来解此诗者皆以‘岱宗夫如何’作一问，‘齐鲁青未了’作一答，若此则首句直是‘岱宗如何’四字可毕，何为中间著一‘夫’字?少陵岂有如此率尔安放之虚字等于可有可无耶?此一‘夫’字乃是实接之词，非虚字也。犹言‘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此一‘夫’字乃即下文之‘青未了’也，乃即下文通篇之‘荡胸层云’诸实际也。盖少陵因夙闻岱宗之高大矣，今一望乃不料其如此之绵亘无际尽齐鲁两大邦之境，而其‘青’尚‘未了’，此其故直欲上叩真宰矣。‘如何’者，仰而讶之之间，将通篇神理摄入一‘夫’字中，于是乎通篇神境皆少陵之眼光矣。”（《与友人论少陵望岳诗》）翁方纲又说：“诗不但因时，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此必是陕西之终南山。若以咏江西之庐山，广东之罗浮，便不是矣。即如‘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风’，不可以入江浙之舟景；‘阊阖情开荡荡，曲江翠幕排银牓’，不可以咏吴地之曲江也。”（《石洲诗话》卷二）
“事境之归也”
翁方纲主张切事，一一具有实地。他说：“渔洋意中，盖纯以脱化超逸为主，而不知古作者各有实际，岂容一概相量乎?”（《石洲诗话》卷六）“渔洋第知以澄迥淡泊为超诣……此事岂可不问何地、何时而皆以禅寮入定、山磬清圆为悟入者也?……一时有一时之阅历焉。”（《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目录后）“渔洋之诗，虽非李何之滞习，而尚有未尽化滞习者。如咏焦山鼎，只知铺陈钟鼎款识之料；如咏汉碑，只知叙说汉末事，此皆习作套语，所以事境偶有未能深切者。”（《神韵论》下）而要做到具体、真切、实在，则只能诉诸肌理。翁方纲说：“诗必能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也。……吾故曰先于肌理求之也。”（《神韵论》中）把事境真切地描写出来，亦可见出肌理。
杜甫《羌村三首》之一云：“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翁方纲分析说：“‘归客千里至’五字，乃‘鸟雀噪’之语，下转入妻子，方为警动。鸟雀知远人之来，而妻子转若出自不意者，妙绝！妙绝！若直作少陵自说千里归家，不特本句太实太直，而下文亦都逼紧无复伸缩之理矣。此等处最是诗家关捩。”（《石洲诗话》卷一）苏轼有《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云：“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忆弟旧如云不散，昨天追欢意正违。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翁方纲分析说：“不与会者，不预府中太守宴也。次句‘冷’字、第七句‘强’字皆所谓文之心也。是时先生为凤翔签判，若以孟嘉为桓温参军之例，必与参佐同集，是强之耳。此第七句一‘不’字乃是正点题中‘不与会’之‘不’字也。南山之‘冷翠’正与楚人之‘冷笑’相激射，其不曰‘蜀人讥’，而曰‘楚人讥’，言楚以当蜀也。先生初自荆楚一路北来，筮仕于秦，故以楚对秦也。若云‘蜀人讥’则浅直无谓矣。”（《答俪笙小牍》，《文集》卷十一）说苏轼有《送文与可出宁陵州》诗，翁方纲详细分析其肌理说：
……起句云：“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坡公有《墨君堂记》，谓竹也。次云“而况我友似君者”，此“君”字与上句三字，皆指竹。本是送其人，而诗则直以所画竹为主。次云：“素节凛凛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于以竹写其人。次云“清诗健笔何足数”，“清诗健笔”四字二层两顿而出，此句写其人，则不必复以似竹说矣。故合其人之诗笔言之，此是著题之正面，然却是宕开。所以要宕开者，本以似竹为主也。通首用意全在竹，然而人之似竹上句已说明，请问下句如何接法。次云“逍遥齐物追庄周”，此七字则真化工之笔也。《逍遥》《齐物》，庄子二篇名耳。坡公之意却取“齐物”二字为此诗之主。齐物者，己与物齐，即南郭子嗒然丧我之意也，即坡公题文与可画竹忘其身之义也。直欲将文与可化作一竹矣。然若不先用“逍遥”二字，则其“追庄周”之妙不圆也。“逍遥”乍看不及“齐物”之切，岂知坡公以其在集贤院与在陵州等而视之，所以“齐物”之上必用“逍遥”二字而后“追庄周”三字乃圆也，而后上“清诗健笔”乃圆也。次云“夺官遣去不自觉”，“夺官遣去”四字又双顿而出。“夺官”谓辞去集贤，“遣去”谓出宁陵州，以本题实事作接笔，而后“逍遥”“齐物”之旨乃圆也。处处有实境，而顶上圆光始出，此岂空言神韵者所知?次云“晓梳脱发谁能收”，又是妙极化工之笔，并非写其老态也。直是将文与可作一茎枯竹写其萧萧之落叶耳。然后知“逍遥齐物追庄周”之妙，真化工之笔也。“夺官遣去不自觉”到此乃神圆也。又并非借竹为喻，即其上面“素节凛凛欺霜秋”，亦何尝明言借竹为喻，只缘此老笔有化工，不知不觉将一个文与可作为一幅墨竹矣。此等明承暗接，圆合收裹之所以然，即渔洋先生亦恐看不出也。次云：“江边乱山亦为赭，陵阳正在千山头。”此又是妙接。坡公是西蜀人，必亲到此州，知其山如此，亦必此日席间真见文与可秃脱发之老态，所以竟将陵州童山写出一个无发之秃顶来。又是真境，并非借喻。结句云：“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消我愁。”通首以竹为正意，而文与可之形神全于竹得之。至此乃以“墨君”结住，而通首俱圆矣。（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十“苏斋师说苏诗”）
“声音律度之矩也”
这是诗之肌理的重要方面。首先是近体音声问题。王维《渭城曲》有句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常有《阳关曲》之作。翁方纲对其音律颇有考察。他说：“《东坡集》中《阳关曲》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第就此三首绎之，与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节。……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与第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换。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声。譬如填词一般。”（《石洲诗话》卷三）翁方纲认为，“七律到后来，实无可以变化处，不得不参以拗体，五律地窄，则不能也。此等处，微茫之至”（《石洲诗话》卷一）。又说：“拗律如杜公‘城尖径仄’一种，历落沧茫，然亦自有天然斗笋处，非如七古专以三平为正调也。曾文清几《游张公洞》一首，第二句及四六八句，皆以三平煞尾，此昔所未见也，得毋执而不知变耶？”（《石洲诗话》卷四）
古诗音声不同于近体有严格的规范，人们写作起来，往往比较随意。王士禛论诗讲音声，特别注意古诗声调问题，有《古诗声调谱》，总结了种种规则，影响很大。当时赵执信亦有《声调谱》。翁方纲论诗讲肌理，受王士禛影响，也注意古诗音声问题。他说：“诗家为古诗无不谐平仄者。”（《王文简古诗平仄论》序）古诗有其声调、节奏、韵律，但主要讲求自然的抑扬变化；如果说古诗有什么音声规则，那就是要尽量避免和近体相同。翁方纲著有《五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平仄举隅》，并对王士禛《古诗声调谱》多有辨正。他认为：“诗有家数焉，有体格焉，有音节焉。是三者常相因也，而不可泥也；相通也，而不可紊也。……紊亦失也，泥亦失也；紊斯理之，泥斯通之。”（《王文简古诗平仄论》序）
翁方纲对宋元以来古诗的音声情况有具体的评论。他说：“（苏轼）《芙蓉城》篇，前半每六句略以顿歇，见其音节也。至‘仙宫’句以下，则一气不停者，又‘从梦中’一句，用律句转变而下，以转换其音节也。”（《石洲诗话》卷三）“经元明以来，为古体者，间有出入失谐之弊。”（《王文简古诗平仄论》按语）“王履道安中，宣和七年《睿谟殿应制百韵诗》，铺叙而已，未见作家之致，且有音节不谐处。”（《石洲诗话》卷四）“贡玩斋《黄河行》七古，中间及结处，忽然迭下骚句，又插以四言，似于音节太硬。昔阮亭尝以杂言长句，为英雄欺人，然亦看上下音节何如耳。”（《石洲诗话》卷五）“陆河南仁骚体诗，句调不尽叶于音节。”（《石洲诗话》卷五）
翁方纲特别讲到转韵问题。他说：“（苏轼）《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二首，其第一首小小部位中，备极转调之妙。”（《石洲诗话》卷三）“换韵之中，略以平调句子，使之伸缩舒和，亦犹夫末句之有可放平者也。尤以平韵与仄韵相参错，乃见其势，却须以三平正调搀和之。”（《石洲诗话》卷三）“七古仄韵，一韵到底，苦难撑架得住，每于出句煞尾一字，以上、去、入三声配转，与平声相间用之，到撑不住时，必以仄字硬撑也。”（《石洲诗话》卷五）“顾侠君谓元人用韵，顾有淆伪，而入声尤盛，……然其来已久矣。若刘静修《桃源行》‘渔舟载入人间世，却悔桃花露踪迹’。此则竟是北方土音之偶相似者，未及审检耳。然窃疑遗山《虞坂行》‘孙阳骐骥不并世’句亦是如此，虽上已有韵，而以文势论之，此句似迭一韵者耳。”（《石洲诗话》卷五）“刘诜《桂隐集》，用韵亦多随手牵就，盖元人不甚精研韵学也。”（《石洲诗话》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