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袁枚怀疑经典。这一是对经典文本真伪的怀疑。他说：“六经中唯《论语》、《周易》可信，其他经多可疑。”（《答定宇第二书》，《文集》卷十八）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宋代以来，人们对经典文本的真伪问题即多有议论。袁枚说：“善乎杨用修之诗曰：‘三代后无真理学，六经中有伪文章。’”（《随园诗话》卷二）康熙时期，阎若璩即已考证出《古文尚书》之伪。二是对经典思想的质疑。袁枚说：“六经颇有可议之处。”（《随园诗话》卷一）他认为，质疑经典符合圣人思想，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随园诗话》卷二），“疑，非圣人所禁也。孔子称‘多闻阙疑’，又称‘疑思问’，仆既无可问之人，故宜长阙之而已。且仆之疑经，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经证经而疑之也。其疑乎经，所以信乎圣也”（《答定宇第二书》）。质疑经典是正常的事情，袁枚说：“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孙自宜听受，然未必其言之皆当也；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经而以为非圣者无法，然则疑高曾之言，而为之干蛊、为之几谏者，亦可谓非孝者无亲乎?”（《答定宇第二书》）
其次，对孔子温柔敦厚诗教的看法。这本是沈德潜极力强调的。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说：“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后来袁枚又同意“温柔敦厚”诗教是孔子提出。其《答李少鹤书》云：“来札忧近今诗致，有以温柔敦厚四字训人者，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属老人起而共挽之。此言误矣。夫温柔敦厚，圣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也。学圣人之言而至庸琐卑靡，是学者之过，非圣人之过也。足下必欲反此四字以立教，将教之以北鄙杀伐之音乎?”（《随园尺牍》卷八）只是此时沈德潜已经去世。
第三，情欲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公安派重情欲，袁枚对此论述也很多。袁枚自我表白说：“袁子好味、好色。”（《所好轩记》，《文集》卷二十九）直到晚年，他仍宣布：“假我数年，古稀将届，精神毛发逐渐衰颓，惟临水登山、寻花问柳八字，一息尚存，双眸如故。”（《寄庆雨林都统》，《尺牍》卷四）他认为，圣人重视人的情欲，情欲不只老百姓有，圣人也概莫能外。他说：“且‘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夫子之情，则无行不与矣，弗狙召则喜，馆人亡则悲，论战则惧，听《韶》则乐，思周公则梦，终其身循环于喜、怒、哀、惧、爱、恶、欲而不已也。尧举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为尧舜讳也。孟子不以好货、好色为公刘、太王讳。”（《书复性书后》，《文集》卷二十三）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情欲。他说：“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积仓，有裹粮，无怨无旷者，圣人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清说》，《文集》卷二十二）
第四，诗歌言情问题。袁枚强调情，他说：“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成文者。”（《随园诗话》补遗卷六）“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蕺园论诗书》，《文集》卷三十）《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强调表现志向抱负，袁枚解释说：“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再答李少鹤书》，《尺牍》卷十）他认为，孔子是主张言情的。“孔子所云‘兴观群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随园诗话》补遗卷十六），除“观”之外，“兴”、“群”、“怨”都指情。“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随园诗话》卷十三）。袁枚强调诗歌表现男女之情。他说：“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文集》卷三十）他认为《诗经·国风》有大量表现男女之情的篇章。他说：“《国风》好色，我辈钟情。”（《陈检讨填词图序》，《外集》卷八）“左氏：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赋诗，伯有赋《鹑奔》，赵孟斥之曰：床笫之言不逾阈，非使人之所闻也。然则其他之赋野有蔓草、有女同车及萚兮者，其非淫奔之诗明矣。”（《随园诗话》卷一）“杜少陵诗光焰万丈，然而‘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分飞蛱蝶原相逐，并对芙蓉本是双”；韩退之诗横空盘硬语，然‘银灯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又何尝不是女郎诗耶?《东山》诗‘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周公大圣人亦且善谑。”（《随园诗话》卷五）“宋《蓉塘诗话》讥白太傅在杭州忆妓诗多，忆民诗少，此苛论也，亦腐论也。《关雎》一篇，文王辗转反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随园诗话》卷一）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认为那些“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清诗别裁集凡例》），袁枚对经典重视情感的解释显然也是针对沈德潜的。
第五，以感受论诗问题。袁枚论诗凭感受。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悦目，其味适口，其言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活》补遗卷一）“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随园诗话》卷三）袁枚的诗学，整体说来，偏向于司空图和严羽。他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作《续诗品》。他说：“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随园诗话》卷六）“严沧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可寻，此说甚是。”（《随园诗话》卷八）他认为，感受论诗，渊源在孔子，说：“孔子与子夏论诗曰：窥其门，未入其室，要见其堂奥之所在乎?前高岸，后深谷，泠泠然不见其里，所谓深微者也。此数言，即是严沧浪‘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先声。”（《随园诗话》卷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王士禛的诗学。
三辨唐宋，讲变化
明代七子以来，始有唐诗、宋诗之说。袁枚说：“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其时议礼讲学皆立门户，以为名高。七子狃于此习，遂皮傅盛唐，扼腕自矜。”（《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袁枚不赞成唐诗、宋诗这样的说法。他说：“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答施兰垞论诗书》）此论稍嫌极端。以时代论诗，本属正常，袁枚本人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说法。唐诗、宋诗之说，常有风格的意义，沈德潜就说过“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清诗别裁集凡例》）。但这只是大略而论，不可绝对。袁枚不赞成唐诗，宋诗之说，首先是在这一点上。他说：“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琐碎极矣，得不谓之宋诗乎?”（《随园诗话》卷七）袁枚主张具体地讨论问题。人们所谓唐诗、宋诗，更常常是意在提倡某种风格，有其创作取向和价值判断。明代前后七子就是如此，清初以后也常有这种倾向。本来提倡某种风格是很正常的，但用唐诗、宋诗这样的概念，就只能是造成模仿。袁枚不赞成唐诗、宋诗之说，主要是这个原因。
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模仿，主张变化，袁枚也有这种看法。他不讲唐诗、宋诗，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袁枚所谓变化，是学习基础上的变化。后人作诗，总是要学习前人。学习前人是必要的，但也容易产生弊病。克服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弊病的办法，袁枚认为，主要在变化。他说：“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以变化克服学习前人过程中的弊病，就是善学。在这方面，袁枚赞赏宋元人，批评明七子。他说：“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变唐诗者，宋元也”，变宋者谁？有人看到袁枚“不甚宗唐，以为大是……欲相与昌宋诗以立教”（《答施兰垞论诗书》），对他“极言唐诗之弊，故以学宋为解”（《答兰垞第二书》），袁枚辩解说：“所陈诸弊，仆不以病唐人，乃以病吾子。何也？……唐诗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诗之弊，而子亦知之乎？”（《答兰垞第二书》）但这并不能证明袁枚和宋诗没有关系。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宋诗联系起来，是不是暗示着他在变宋，是变宋者呢？当然这样的话，袁枚不便明说。克服学习前人过程中的弊端，同时，袁枚认为，要能取众家之长。他说：“学汉魏《文选》者，其弊常流于假；学李杜韩苏者，其弊常失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学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浅；学温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纤。人能吸取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则诸弊尽捐。”（《随园诗话》卷四）袁枚曾自述说：“仆诗兼众体。”（《答程鱼门》）蒋士铨说：“我读随园诗，古多作者我不知。古今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读随园诗题辞》）袁枚很以为知言。
四非格调，主性灵
明七子主张格调。公安派明确反对，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所谓“格套”，即是格调的意思。沈德潜肯定明七子的格调说。对沈德潜的诗学思想，袁枚是不赞成的，只是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对所谓格调的意见。沈德潜去世后，袁枚在编定的《随园诗话》卷一里，借杨万里的话，明确表示了对格调说的非议，同时表明对性灵的崇尚。他说：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杨万里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待考。不管怎样，这段话是明确体现了袁枚对格调和性灵的看法的。公安派也曾将性灵和格调对举，袁枚没有引用，大概是因为公安派的说法过于简略，不能完全表达他的看法，特别是提到公安派容易引起争议的缘故。
“格调是空架子”，格力雄壮，不免肤阔；声调响亮，不免偏于形式。肤阔而形式，真是“空架子”！一针见血，指出了格调说的要害。明七子、沈德潜的诗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种问题。所谓“空架子”，主要是指性情的缺乏。性情是第一位的，有了性情，形式问题容易解决，所谓“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有了性情，形式问题甚至可以自然解决，“《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袁中道也曾讲到格律和性情的关系。袁枚认为，形式是具体的，不同的诗有其不同的形式，没有普遍的形式。所以他说：“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写格调诗不难，“有腔口易描”，不须有什么天分才能，“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这显然是针对沈德潜的。
袁枚推重“性灵”，什么是性灵？性灵一词，古已有之。袁枚赞成将性灵和格调对举，认为性灵不同于格调，是和格调尖锐对立的东西。由此展开了对性灵的论述。袁枚强调，“性灵”诗首先要有“风趣”，能妙语解颐。所谓“风趣专写性灵”。《随园诗话》里收录了许多这样的诗：“苏州舁山轿者最狡猾，游冶少年多与钱，则遇彼姝之车，故意相撞，或小停顿。商宝意先生有诗云：‘直得舆夫争道立，翻因小住饱看花。’虎丘山坡五十余级，妇女坐轿下山，心怯其坠，往往倒抬而行。鲍步江《竹枝》云：‘妄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头。’”（卷一）“燕以均年虽老，而诗极风趣。近《咏七夕》云：‘相看只隔一条河，鹊不填桥不敢过。作到神仙还怕水，算来有巧也无多。’”（《补遗》卷十）袁枚也经常有风趣之作。他说：“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迭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庚辰十月，为勾当公事，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和诗至十余次。一时材官傔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尚书还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尚书复札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适枚过苏，见此札，遂献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公喜，从此又与枚迭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须用美人兵’、‘莫向床头笑曳兵’之句，盖探枚方取妾故也。其好谐谑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获稻归，饮于公所。酒毕，与诸公子夜谈，公从后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忆，盍早归乎？’余题札后云：‘夜深手札出深闺，劝我新归应早回。自笑公门懒桃李，五更结子要风催。’除夕，公赐食物，枚以诗谢，末首云：‘知公得韵便传笺，倚马才高不让先。今日教公输一着，新诗和到是明年。’公见之，大笑。”（《随园诗话》卷一）
“风趣”见“性灵”，但“性灵”诗又不仅仅只是“风趣”诗。“性灵”诗究竟是怎样的诗？上面引到所谓杨万里说的一段话，似乎袁枚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就是应该从诗人天分的方面去看诗。袁枚说过，“诗境最宽”，“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尽，用不竭。……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开口便有一定分寸，贴切此人此事，丝毫不容假借，方是题目佳景。”（《随园诗话》卷一）看到什么写什么，写得出来，说得贴切，就是有写诗的天分。这样写出来的诗就是性灵诗。袁枚说：“行止坐卧，说得着便是好诗。余尝过桥下，则船篷便有须臾之黑；上山转几个弯，则路便峻。徐诜若秀才有句云：‘犬吠知逢市，篷阴识过桥。’又云：‘但觉路几曲，不知身渐高。’‘只因新水绿，愈觉夕阳红。’徐《阻风燕子矶》云：‘隔涧归来踏浅沙，森森古木乱啼鸦。野人问我居何处，笑指孤篷即是家。’刘曾《咏雪》云：‘塔顶松尖消也未，呼童先为出门看。’皆眼前实事。”（《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又说：“余与香岩游天台，小别湖楼，已一月矣。归来几上堆满客中来信，花事都残。香岩有句云：‘案前堆满新来札，墙角开残去后花。’又，《别西湖》云：‘看来直似难忘友，想去还多未了诗。’一片性灵，笔能曲达。”（《随园诗话》补遗卷五）袁枚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他有诗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尤其强调“说得着”，他说：“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诵芬《冬暖》云：‘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岁底差。可惜轻寒重勒住，不然开遍小桃花。’黄蛟门《竹枝》云：‘自拣良衣去踏青，相邀女伴尽娉婷。关心生怕朝来雨，一夜东风侧耳听。’……又某有句云：‘阶前不种梧桐树，何处飞来一叶风。’‘贪看夜凉窗不掩，秋虫飞上读书灯。’”（《随园诗话》补遗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