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作的《说难》，是“说之难”。我今天作的《说难》，是“难之说”。
今日的最大危机在于我们大家都不觉悟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都不曾经过的最困难问题。因为不觉得问题困难，故不重视学术，故不重视专门人才，故不把国家大事当你专门问题看，故不妨用纨袴子弟，腐败官僚，亲眷子弟去办国家大事。
今日所以把国事当做儿戏者，只因为大家都不肯承认当前问题的困难。
例如裁兵，便是一个绝大的专门技术的问题。当1917年美国加入欧战的时候，英国便知道大战结束的期近了，即组织专家委员会研究停战后裁兵的问题。次年停战之后，裁兵遂实行，二百万兵退伍回到职业去，居然不扰乱社会的安宁，这都是专家委员一年多的计划准备的成绩。
我们今年也听说要裁兵了。话刚说完，又听说某军某军已裁减完毕了，某军某军已缩编完毕了！这种神速的裁兵，真可叫那些欧战各国的专家委员惭愧死！
但我们问问究竟怎么样裁的？原来最优待的办法是每个兵士发八元五角钱，一件蓝布大褂。还有简便的方法便是遣散完事。还有更简便的方法便是包围缴械，强迫遣散。至于遣散的兵怎样回家乡，怎样生活，怎样不流落做土匪，……那些问题都可以不管了。这不是儿戏吗？
裁兵不过是随便举的一个例。此外如关税问题，考试问题，立法问题，审计问题，外交问题，卫生问题，……在我们书生看来，应该都是专门技术的难问题，而在我们的政府诸公看来，似乎都是很容易的事，随便什么人都干得了的。
所以当火夫出身的人可以办一省的财政；所以没有受过一点专门教育的人可以办一省的建设；所以没有进过大学的人，只要做过大官，都可以做大学校长！
我们今日的第一要务在于承认我们当前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专门技术问题，不是几个老官僚解决得了的，也不是几个不学少年应付得了的；不是口号标语能解决的，也不是熟读《三民主义》就能解决的。
只要大家能明白当前问题的困难，便可以承认有些问题是要充分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的，有些问题竟是要充分延纳世界的专家的。
孙中山先生教我们“知难行易”的哲学，只是要我们服从领袖，尊重专家。知是难的，故是少数专家领袖的事。行是易的，只要能遵从专家领袖的指导，便可以努力做去。但现在的人似乎只记得下半句的“行易”，却忘了上半句的“知难”。
没有知难，便没有行易。
十七，十二，十四[编者注：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8年12月14日，此文送天津《庸报》，但经编者查阅《庸报》，未见发表。]
（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