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说一个“所作”之物，如“声”，只可有一部分的知识，即是上文所谓“特者，体也”。若有了“瓶”等“所作”之物为推论的根据，说“瓶是所作，瓶是无常；声是所作，声亦无常”。这虽是“类推”（Analogy）的式子，已含有“归纳”（ Induction）的性质，故可作全称的辞道：“凡所作者，皆是无常。”这才是统举的知识，即是上文所说的“二者，尽也“。太炎强把“尽”字读为节字（此类推法之谬误），以为墨家有三支式的证据，其实是大错的。《墨辩》的“效”，只要能举出“中效的故”——因明所谓因，西洋逻辑所谓小前提——已够了，正不必有三支式。何以不必说出“大前提”呢？因为大前提的意思，已包含在小前提之中。如说“孔子必有死，因孔子是人”。我所以能提出“人”字作小前提，只为我心中已含有“凡人皆有死”的大前提。换言之，大前提的作用，不过是要说明小前提所提出的“人”，乃是介于“孔子”与“有死的”两个名词之间的“中词”。但是我若不先承认“人”是“孔子”与“有死的”两者之间的“中词”，我决不说“因孔子是人”的小前提了。故大前提尽可省去（古因明之五分作法也没有大前提）。
（四）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即他物。把他物来说明此物，叫做譬。《说苑》有一段惠施的故事，可引来说明这一节：
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喻乎？”王曰：“未喻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五）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与辟都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方法，其间却有个区别。辟是用那物说明这物；侔是用那一种辞比较这一种辞。例如公孙龙对孔穿说：
龙闻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亦曰‘人亡之，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一）
这便是“比辞而俱行”。
辟与侔皆是“使人知之”的方法。说话的人，已知道那相比的两件，那听的人却知道一件，所以那说话的人须要用那已知的来比喻那不知道的。因此这两种法子，但可说是教人的方法，或是谈说的方法，却不能作为科学上的发明新知识的方法。
（六）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说文》：“援，引也。”现今人说“援例”，正是此意。近人译为类推（Analongy），其实“类推”不如“援例”的明白切当。援例乃是由这一件推知那一件，由这一个推知那一个。例如说：
《广韵》引《论语》“子西佊哉”。今《论语》作“彼哉”，因此可见《墨辩》“辩争彼也”的“彼”字或者也是“佊”字之误。
又如说：
《庄子》、《列子》“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三个“机”字皆当作“几”。《易·系辞传》：“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释文》云：“几本或作机。”这是几误为机的例。
“援例”的推论的结果，大都是一个“个体”事物的是非，不能常得一条“通则”。但是“援例”的推论，有时也会有与“归纳”法同等的效能，也会由个体推知通则。例如见张三吃砒霜死了，便可知李大若吃砒霜也会死。这种推论，含有一个“凡吃砒霜的人必死”的通则。这种由一个个体推知通则的“援例”，在《墨辩》另有一个名目，叫做“擢”。《经下》说：
擢虑不疑，说在有无。《说》曰：擢，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之又死也，可（之又两字旧作“文文”今以意改）。
《说文》：“擢，引也。”与“援”同义。此类的推论，有无易见，故不用疑。例如由臧之死可推知春的死，与上文吃砒霜的例相同（孙诒让读擢为权非也）。
（七）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上两也字，都是“他”字。这个“推”便是“归纳法”，亦名“内籀法”。上文说过，“取”是举例，“予”是断定。归纳法的通则，是“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事物，知道他们是如此，遂以为凡和这些已观察了的例同样的事物，也必是如此”。那些已观察了的例，便是“其所取者”；那些没有观察的物事，便是“其所未取”。说那些“所未取”和这些“所取者”相同，因此便下一个断语，这便是“推”。我们且把钱大昕发明的“古无轻唇音只有重唇音”一条通则的方法引来作例（轻唇音如f、v等音，重唇音如b、p等音）。
一、举例（以类取）——“其所取者”
（1）《诗》：“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檀弓》引作“扶服”，《家语》引作“扶伏”。又“诞实匍匐”，《释文》本亦作“扶服”。《左传》昭十二年“奉壶觞以蒲伏焉”，《释文》：“本文作匍匐，蒲本又作扶”。昭二十一年“扶伏而击之”，《释文》：“本或作匍匐”。
（2）古读扶如酺，转为蟠（证赂，下同）。
（3）服又转为犕。……
（4）服又转为謈（音暴）。……
（5）伏菢互相训，而声亦相转，此伏羲所以为庖牺……
（6）伏又与逼通。……
（7）古音负如背，亦如倍。……《书·禹贡》“至于陪尾”，《史记》作“负尾”，《汉书》作“倍尾”。……
（8）古读附如部。……
（9）苻即蒲字。……
（10）古读佛如弼。……
（11）古读文如门。……
（12）古读弗如不。……
（13）古读拂如弼。……
（14）古读繁如鞶。……
（15）古读蕃如卞，……藩如播。……
（16）古读偾如奔，……读纷如豳。……
（17）古读甫如圃。……
（18）古读方如旁。……
（19）古读逢如蓬。……
（20）古读封如邦。……
（21）古读勿如没。……
（22）古读非如颁。……
（23）古读匪如彼。……
（24）古文妃与配同。……
（25）腓与膑同。……
（26）古音微如眉。……
（27）古读无如模，……又转如毛，……又转为末。……
（28）古读反如变。……
（29）古读馥如苾。……（以下诸例略）
二、断语（以类予）——“以其所未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
凡轻唇之音（非敷奉微），古读皆为重唇音（帮滂并明）。
我把这一条长例，几乎全抄下来，因为我要读者知道中国“汉学家”的方法，很有科学的精神，很合归纳的论理。
“推”的界说的下半段“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他者异也”，又是什么意思呢？人说“那些不会观察的，都和这些已观察了的相同”（他者同也），我若没有正确的“例外”，便不能驳倒这通则，便不能说“那些并不和这些相同”（他者异也）。例如上文“古无轻唇音”一条，我若不能证明古有轻唇音，便不能说“这二三十个例之外的轻唇音字古时并不读重唇”。
以上为七种“辩”的方法。“或”与“假”系“有待的”辞，不很重要。“效”是演绎法，由通则推到个体，由“类”推到“私”。“辟”与“侔”都用个体说明别的个体，“援”由个体推知别的个体，“推”由个体推知通则。这四种——辟、侔、援、推——都把个体的事物作推论的起点，所以都可以叫做“归纳的论辩”。
这七种之中，“推”最为重要，所以现在且把“推”的细则详说于下。
自密尔（Mill）以来，归纳的研究法大概分为五种：
（一）求同，（二）求异，（三）同异交得，（四）求余，（五）共变。这五术，其实只有同异两件。“求余”便是“求异”，“共变”就是“同异交得”的一种。《墨辩》论归纳法，只有（一）同、（二）异、（三）同异交得三法。
（甲）同；《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也”（之同“是”）。此言观察的诸例，虽是异体，却都有相同的一点，寻得这一点，便是求同。
（乙）异；《墨辩》没有异的界说。我们可依上文“同”的界说，替他补上一条道：
异，同而俱于是二也。
所观察的诸例，虽属相同，但有一点或几点却不相同，求得这些不同之点，便是求异法。
（丙）同异交得；《经上》云：“同异交得知有无。”这是参用同异两术以求知有无的方法。物的“同异有无”很不易知道，须要参用同异两种才可不致走入迷途。《经上》说：
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止，因以别道。《说》曰：法取同，观巧转。法取彼择此，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人之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
《经说下》云：
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
这两段都说该用“否定的例”（不然者）来纠正推论的错误。例如人说“共和政体但适用于小国不适用于大国”，又举瑞士法兰西……为证。我们该问：“你老先生为什么不举美国呢？”这里面便含有“同异交得”的法子。《经下》又说：
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说》曰：狂举。牛马虽异（旧作“牛狂与马惟异”，此盖由举字初误作与牛两字。后之写者，误删一牛字，以其不成文，又误移牛字于句首耳。惟通虽字），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之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
“偏有偏无有”的偏字，当作遍字（吾友张君菘年说）。《易经·益卦·上九·象》曰：“莫益之，偏辞也。”孟喜本作“遍辞也”，可见遍偏两字古相通用。这一段说的“遍有遍无有”，即是因明学说的“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如齿，如尾，是牛马同有，故不能用作牛马的“差德”。今说“牛有角、马无角”，是举出“牛遍有，马遍无有”的差德了。这种差德，在界说和科学的分类上，都极重要。其实只是一个“同异交得”的法子。
以上说《墨辩》论“辩”的方法。《小取》篇还有论各种论辩的许多谬误，现今不能细讲了。
《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里面除了论“知”论“辩”的许多材料之外，还有无数有价值的材料。今把这些材料分类约举如下：
（一）论算学。 如“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诸条。
（二）论形学（几何）。 如“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圆，一中同长也”；“方，柱隅四也”诸条。
（三）论光学。 如“二，临鉴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说在寡区”；“景之大小，说在地缶远近”诸条。
（四）论力学。 如“力，形之所以奋也”；“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诸条（以上四项，吾友张君准现著《墨经诠损》专论之）。
（五）论心理学。 如“生，形与知处也”；“卧，知无知也”；“梦，卧而以为然也”诸条。
（六）论人生哲学。 如“仁，体爱也”；“义，利也”；“礼，敬也”；“孝，利亲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诸条。
（七）论政治学。 如“君，臣萌（同氓）通约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诸条。
（八）论经济学。 如“买无贵，说在仮其贾。”《说》曰：“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又如“贾宜则讐，说在尽。”《说》曰：“贾，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则讐，正贾也。”这都是中国古经济学最精采的学说。
以上八类，不过略举大概，以表示《墨辩》内容的丰富。我这部哲学史，因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吾另有《墨辩新诂》一书）。
如今且说墨家名学的价值。依我看来，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上一个重要的位置。法式的（Formal）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但这是因为印度和欧洲的“法式的逻辑”都经过千余年的补绽工夫，故有完密繁复的法式。墨家的名学前后的历史大概至多不出二百年，二千年来久成绝学，怪不得他不会有发达的法式了。平心而论，墨家名学所有法式上的缺陷，未必就是他的弱点，未必不是他的长处。印度的因明学，自陈那以后，改古代的五分作法为三支，法式上似是更完密了；其实古代的五分作法远带有归纳的方法，三支便差不多全是演绎法，把归纳的精神都失了。古代的“九句因”，很有道理；后来法式更繁，于是宗有九千二百余过，因有百十七过，喻有八十四过，名为精密，其实是大退步了。欧洲中古的学者，没有创造的本领，只能把古希腊的法式的论理演为种种详式。法式越繁，离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越远了。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的很明白透切。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这是第一长处。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小取篇》说“推”一段及论归纳的四种谬误一段，近世名学书也不过如此说法。墨家因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有“同异之辩”，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这是第二长处。
再说墨家名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儒家极重名，以为正名便可以正百物了。当时的个人主义一派，如杨朱之流，以为只有个体的事物，没有公共的名称：“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矣。”这两派绝对相反：儒家的正名论，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是极端派。“明墨”于两种派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他们单提出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故说：“所谓，实也；所以谓，名也。”实只是“主词”（Subject），名只是表词（Predicable），都只有名学上的作用，不成为“本体学”（本体学原名Ontology，论万物本体的性质与存在诸问题）的问题了（别墨以前的实，乃是西洋哲学所谓Substance，名即所谓Universals，皆为本体学的问题，故有“有名”“无名”之争）。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献。中国的学派只有“别墨”这一派研究物的所以然之故。根据同异有无的道理，设为效、辟、侔、援、推各种方法。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试看《墨辩》所记各种科学的议论，可以想见这种科学的方法应用。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二种贡献。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作许多实地试验。这是真正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第三种贡献。墨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法”的观念（看下文第十二篇）。这是墨家名学的第四种贡献。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的方法论（详见第六篇）。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荀子的《正名篇》虽攻击当时的辩者，其实全是墨学的影响。孟子虽诋骂墨家，但他书中论方法的各条（如《离娄篇》首章及“博学而详说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诸章），无一不显出墨学的影响。庄子的名学，也是墨家辩者的反动（详见第九篇）。至于惠施、公孙龙一般人，都是直接的墨者，更不用说了（详见下章）。
张惠言《墨子经说解》（上海神州国光社本）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及十一
章炳麟《国故论衡》下，《原名篇》
此外读者须先读一两种名学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