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认为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但并不认为这是对孔子的贬低，而是将周、孔功业之不同归于时会使然：“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匢合，如出于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安在援天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见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121~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持今文经学立场者一定会认为章学诚的这个看法抬高了周公而贬低了孔子（这也正是康有为后来的看法），但如果没有今文经学的先在立场，则可能不会作如是想，且不会将同时尊崇周公和孔子视为矛盾。康有为《教学通义》的确受到章学诚思想的影响，从其以“通义”为书名就可见一斑，最明确的证据除了刘巍提到的直接谈及章学诚之外，莫过于在第九章“六经”中评价周公与孔子时说的这段话：“周公之制，有六德、六行、六艺、读法之公学，有百官之专学，有王公、卿士、师儒之大学，天下人士习游于其中，术业日精，而养民经国之法亦美备。其法人与天祭，器与道合，粗与精均，贯上下，合事物，无不周遍。此周公所以位天地、育万物，尽人性，智周天下，道济生民，范围而不能过，曲成而无有遗。盖承黄帝、尧、舜之积法，监二代之文，兼三王之事，集诸圣之成，遭遇其事，得位行道，故能创制显庸，极其美备也。孔子虽圣，而绌于贱卑，不得天位以行其损益百世、品择四代之学，即躬当明备，亦不过与史佚之徒佐翊文明。况生于春秋之末造，天子失官，诸侯去籍，百学放黜，脱坏大半矣。孔子勤勤恳恳，远适宗周，遍游列国而搜求之。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宏，求三百五篇于太师，得三王、五帝及百二十国宝书于外史，得《易象》、《春秋》于鲁太史，闻韶于齐，正乐于自卫反鲁之后，学《易》于五十之年，修《春秋》于获麟之岁。区区数者，不过先王一官一守破坏之余，孔子得之已备极艰难矣，况百官之学乎？孔子以一身备掌故之宗，嗣文王、周公之道，然既不得位，自无制作之事相迫而来。所与讲求者，皆天下之英才，但与讲礼、乐、诗、书之道，道德义理之精，自无暇及农、医琐细之业，不如有国者实事相近也。”（《康有为全集》第一集，38页。）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尽管其时康有为的经学观点受到章学诚的影响，但他所强调的与章学诚又有不同。章学诚的核心观点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而康有为则侧重于解释包括六德、六行、六艺、公学、专学、大学等丰富内容的周公之制何以到了孔子那里变成了六经。而二者之间更大的差异表现在对《春秋》的理解上。章学诚以六经为先王之政典的看法有其不够缜密之处，恰恰也是表现在其对《春秋》的理解上。《文史通义》第一篇即“易教”，其核心观点和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一开篇即交代得非常明确：“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见《文史通义校注》，1页。）就是说，章学诚意识到了，他的“六经皆先王政典”的看法要得以证成，主要在于解释《易》何以为先王政典，于是首列“易教”篇论此。其实，更为麻烦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春秋》为先王政典，因为孔子作《春秋》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权威记载。章学诚似乎没有把这一点当成问题，原因大概在于他尊信的是孔子依据国史而修春秋的记载。在“原道中”谈到“六经皆器”的看法时章学诚说：“《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故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32页。）由此可以看到，章学诚只是宽泛地将《春秋》系之于国史之官守，而未明确论及孔子作《春秋》的意义。但毕竟，《春秋》记述的是周道衰落之后的事情，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其义则丘窃取之”，且谁也无法合乎事实地将孔子归于先王——除非像公羊家那样以孔子为素王，所以即使仅以孟子的记载看，也很难说《春秋》亦先王之政典的看法没有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在章学诚的心目中，言《春秋》则离不开《左传》。在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基础上，章学诚又提出“《书》亡而后《春秋》作”的观点，认为“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见上书，31页。）。在具体阐述这一观点、驳斥《礼记·玉藻》中“左史记言，右史记动”的看法时，他说：“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在继续阐发《书》折入《春秋》的观点时章学诚更为明确地说：“《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见上书，49页。）
在《教学通义》中，我们看到，就对周公和孔子的评价而言，康有为与章学诚最大的不同，即表现在对《春秋》的理解上，而这大概也是康有为转向今文经学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思想契机，而康有为孔子改制的思想，最早也可能来自他对《春秋》的理解。在题为“六经”的第九章，康有为说，《诗》、《书》、《礼》、《乐》“四者为先王之典章”，“《易》亦为先王之典，惟《春秋》则孔子因鲁史而笔削，则全为孔子自著之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37页。）。在题为“春秋”的第十一章，康有为更详细地说：“诸经皆出于周公，惟《春秋》独为孔子之作，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春秋》者，孔子感乱贼，酌周礼，据策书，明制作，立王道，笔则笔，削则削，所谓微言大义于是乎在。传之于子夏。《公羊》、《穀梁》，子夏所传，实为孔子微言，质之经、传皆合。左氏但为鲁史，不传经义。今欲见孔子之新作，非《公》、《穀》不可得也。虽蔡仲行权，卫辄拒父之类，不无后师之误会。而讥世卿、明助法，讥丧婚娶，定百里之封，逮三等之爵，存三统之正，皆孔子制作之微文，与周公之礼绝异。……故自周、汉之间，无不以《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书。尊孔子者，不类后人尊孔子之道德，而尊孔子制作《春秋》，亦可异矣。”（同上书，39页。在第十三章“从今”中，康有为对《春秋》的看法又与章学诚完全一致：“今所称经义皆周道也。《易》掌于太卜，《书》掌于外史，《诗》掌于太师，《礼》散存于官守，《乐》存于司乐，《春秋》掌于小史，皆周之典章也。惟《书》有三皇五帝，为前朝之典，然苟非身为国史，如倚相之伦亦无得而见，故孔子叹夏殷礼之无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44页））在写作于同时期的《民功篇》一文中，康有为也以“变周公之制”概括孔子的功德，并提及孔子对大同的追想：“孔子有元宗之才，尝损益四代之礼乐，于《王制》立选举，于《春秋》尹氏卒讥世卿，又追想大同之世，其有意于变周公之制而光大之矣。”（同上书，89页。）
更有意思的是，在章学诚那里，已有“《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1页。）的看法。而康有为在写作《教学通义》时是以《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作，再后来则以六经皆为孔子改制之作。康有为会晤廖平后对《教学通义》有所修改的猜测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更不能排除的是，康有为的确在会晤廖平之前就已经有了孔子改制、六经变乱于刘歆的看法，而与廖平的会晤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立场的明确化和彻底化。仔细分析一下，或许上引“自变乱于汉歆”的说法与后来“刘歆伪造古文”的明确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变乱”与“伪造”的涵义不同，若伪造则必变乱，变乱却不一定通过伪造，比如从今文经学的立场看，郑玄不分今古文的注释方法也可以说是变乱六经，但不涉伪造。而此处言“汉歆”的确与后来言“新歆”至少在修辞上有所不同。还有，上引论及《春秋》的一段话的最后说“亦可异也”，其语气显然与后来斩钉截铁地论断孔子作六经托古改制的语气大为不同。
从现有文献看，康有为明确提出“刘歆伪造古文”的看法是在写作于1888—1889年间的《广艺舟双楫》中。比如文中说：“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子思称‘今天下书同文’，盖今隶书，即《仓颉篇》中字。盖齐、鲁间文字，孔子用之，后学行焉，遂定于一。若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仓颉篇》不同也。许慎《说文·叙》谓：‘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今法、德、俄文字皆异，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乱经，则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论笔墨，则钟鼎虽伪，自不能废耳。”（《康有为全集》第一集，253页。对这一点更详细的分析参见苏全有、王申：《康有为剽窃廖平说质疑》，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3）。）
还有一些材料为此前论者所未曾注意到，即康有为的诗歌。在《延香老屋诗集》中，有赞美孔子的《文成舞辞》之作，共分九成，其“师代君一成”有“以师代君，诞于尼山”之句；其“尼山圣二成”有“灵麟吐书，亶纵睿聪”之句；其“卫击磬四成”有“猗欤三代，未至大同”之句；其“创儒教五成”有“教日昌大，条柎弥天兮”之句；其“传儒统八成”有“厥道闳衍，为天下师”之句；其“受孔治九成”有“三统递嬗，三世并张；方行据乱，犹用小康”之句；其“经改制六成”则曰：“惟昔之制失其纲，惟今之制立其常。天命在吾，畴感即康。改制立义，托诸先王。造作文字，经列纬张。翻以十二，分之阴阳。道备天人，莫敢不庄。范围百世，实惟素王”；其“获麟笔七成”则曰：“惟彼麟兮，昌王道兮。王道之明，游我薮圃兮。今非其时，来何故兮。天命有德，征苍素兮。吁嗟麟兮，伤美人之迟暮兮。人知《春秋》之改制兮，不知尧舜之得路兮。”（《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139~140页。）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素王、创教、改制、托古、三统、三世诸说已见于其中，且以孔子为师与以孔子为改制创教之素王二义并行不悖。根据康有为在《延香老屋诗集》开篇的自述，该诗集中的诗歌皆为三十岁前所作。康有为出生于1858年，康有为三十岁如果按虚岁算是1887年；如果按周岁算则是1888年。这就是说，其时康有为的思想已经在很多方面与后来的今文经学立场相一致了，但可能来自章学诚的“孔子以师代君”的思想仍缀之不废。
还有，《汗漫舫诗集》中收录了三首康有为游白鹿洞紫阳书院后写的诗，即《谒白鹿洞紫阳书院二首》和《再题》（编者脚注云“稿本题作《谒白鹿洞朱子讲堂》”）。在最后一首《再题》中有这样几句：“大道虽未闻，太平法尚蔽。此乃刘歆罪，难为考亭喟。”（《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169页。）根据《我史》的记载，康有为是在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秋“入九江，游庐山，谒朱子白鹿洞，望鄱阳湖”的，其时离他会晤廖平还有几个月。（参见《康有为全集》第五集，61页。）就此我们可以断言，康有为在1889年已经有了因刘歆变乱六经而致使朱子未闻孔子太平之法的看法。因此说，认为康有为为了掩盖抄袭廖平而在后来改写旧作的看法，有深文周纳之嫌，因为这意味着康有为不仅改写了《教学通义》、《民功篇》和《广艺舟双楫》，而且还改写或补写了《文成舞辞》和《再题》等诗。在没有具体根据的情况下提出这种推测，没有多少意义。况且，还有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果康有为有意识地以后来的立场为标准而改写旧作，那么，《教学通义》的改写实在算不上成功。
因此，概括一下，我们可以断言，康有为转向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核心内容的今文经学立场，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85—1886年间他写作《教学通义》和《民功篇》的时期，这时他对周公和孔子的评价受到章学诚较大的影响，但因为注意到了《春秋》的特殊性（如他自述受到清代公羊学家的影响）而提出了《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作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1887—1889年间他写作《文成舞辞》、《广艺舟双楫》和《谒白鹿洞紫阳书院二首》及《再题》等诗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立场已经和后来比较接近了，特别是明确提出刘歆伪造古文、变乱六经且致使朱子未闻孔子太平之法的看法；第三个阶段则是在1890年他会晤廖平之后，在廖平的影响下彻底转向今文经学，从而在门人、弟子的助力下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改制已是《教学通义》的核心思想，特别表现在康有为的“从今”主张上，详见后面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