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第二部分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清时期是否应该指为“早期现代”？在四篇文章中，有两篇的答案是相对肯定的，其中一篇审视了经济成长、税收增加、版图巩固以及行政上的集权——把清代的中国视为欧亚大陆几个以土地为基础的、具有“早期现代”特征的帝国之一例。晚期帝国框架试图确认和评估明朝的最后100年开始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本土模型，这些模型不仅给整个清时期、而且也给后帝制现代世界的国家与社会赋予了特定的形和神。
这里的八篇论文首先探讨了“清的形成”可以被“定点”在17世纪、18世纪欧亚大陆发展模型中的各种方式。使用早期现代性的叙事不需要否定晚期帝国或其他给清朝分期的选择性范式。正如海伊所表明的，前言
司徒琳 万志英撰
赵世瑜、赵世玲译
赵世瑜校
对时间的认识——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它是如何被人们所经历的，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需要一种叙事学之镜的多样性来充分捕捉伴随着明清变迁的同时出现的连续性和断裂。在这些文章中同样明显的是历史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上的空间差异——这是不可能在任何单一的、同样的表达方式之内解决汉语世界巨大差异性的另一个标记。
与如今历史学家试图把清与其世界历史情境相联系的普世化视野形成对照，这两卷中的其他文章从历史主体的特定化视野考察了清的变迁。把元代同时整合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中的工作还远未完成
这个两卷本的总书名为《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其目的在于，对于一个在整个东亚产生了迅速而后果重大之变化的时期，那就是从其先辈有利的观点来看待清的视角。特别是对于康熙皇帝对蒙古领袖噶尔丹发动的战役所进行的现代的民族主义解释，它们也提醒我们需要去重新考察整个中国历史的模式。这一时期的文献是大量的，可以以此详细地考察彼时之人——不仅是汉人，也包括满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调整他们对其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的，他们是如何在修正了的历史理解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同时，随着对东亚范围内明清变迁的认识，清的形成无论多么独特，或一个“早期现代”帝国主义的时代等观念。
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对于从明到清支配东北亚次大陆变化的时限性采取了事涉结构的观点。本卷中有6篇文章分散在三个部分中，都具有高度的创见。第一部分“满汉历史意识的变化”揭示了满人对以往“征服王朝”历史的认识和解释，在他们自己的征服获得动力的时候，是如何演化的；它也随着新降服的北方汉人绝望的探索，通过与中国以往历史中本土的主要王朝进行多重的、交叉的类比，去理解他们的处境。第二部分“民族镇压与抵抗的时限性”考察了礼仪之争和对时限符号的矛盾心情，这继而在朝鲜人中发生。在朝鲜时代最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后者内心里忠于明朝，而对他们的新主子清朝心怀敌意。它也揭示了微妙而深远的变化，清似乎并未造成一种激烈的扭曲。，以极为否定的结论比较了被通常认为是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变迁的时限观。元导致了中国历史正常轨道的断裂这种观念（伴随着同样消极的后果），即蒙古人在理解他们作为清朝统治伙伴的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时所经历的变化。第三部分“民间文化的替身性与历法时间的象征物”向我们详细地表明了由某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而做出的调整（在一个宗教文化的空间内由国家在别的地方的急务而开放得更大），这些人需要生活在本土传统的和多明我礼拜式的历法中。它调研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奇特的民众实践，把一个特定的日期赋予了宗教的意义，以便在清的统治下秘密地永远怀念明朝。这样，本卷以具有吸引力的、联系极为密切的研究，扩展了我们关于亚洲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的知识，但它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表明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在普世的时间中社会时间的动力——是如何可以加深我们对无论何地、不分古今的人类状况的理解。
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关于欧亚大陆上出现的清朝的新秩序，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保罗·史密斯与万志英编，在与康熙朝本身的视角进行比较、又与现在的对17世纪末亚洲腹地历史的非民族主义观点相比较的情况下，对前者进行批判。另一项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广泛地扫描了亚洲腹地，认为清在这一地区巩固其统治——完成于18世纪中叶——是亚洲腹地的一个“再帝国化”的更为长期的趋势的结果，这一趋势在1500年前后就可以看到，是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割据状态经历了一个世纪后发生的。本部分中的第三篇文章提出了尖锐却奇怪地被人忽视的问题，即火器的新进步与明清冲突及清的胜利之间的关联，既详细地分析了东亚资料的一手证据，也仔细分析了关于16—18世纪世界历史话语中的“强烈”与“和缓”的“军事革命”理论之不同意涵。第四篇文章则转向沿海地区，2003）一书中受到挑战。正如史学家正确地批判清的故事是异族统治者成功汉化的观念一样，后者如福建则显示了独立的倾向，但很快就被并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秩序），指出了这一差异对于欧洲和中国的广泛意涵。另一篇文章采取了最为绝对的否定的姿态，它从16世纪中叶始，这基本上是重申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观念。另一篇采用了艺术史的方法论，通过选择性的解释之“镜”，考察了清代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发现早期现代之镜最终提供了更大和更长期的好处。对早期现代范式提出怀疑的是一篇文章，它通过笔记文学分析了经历鼎革之人的时限感，我们也应该把元的历史是汉化失败之历史的陈词滥调抛弃。蒙古统治的时代逐渐在流产的宋朝“早期现代性”叙事中，反对早期现代性存在于世界历史的任何地方的整个概念，质疑了17世纪和18世纪无论东西方的社会经济变化都具有划时代的性质。该文作者宁愿用“盛期”（roundsofefflorescence）来看待那些变化，这个盛期并不比以前的盛期意义更重大。他认为，19世纪现代性的突然显现是重要的，但并没有任何长期的、“早期的”发展阶段在它前面发生。
如果放在一起看，这两卷对于另一些时限范式也提供了替代性的选择，后者对以王朝术语经常被称为明末清初的那个时期支配着西方的学术。30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者把这一时期定位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晚期”，而且在最近西方世界史学界“西方的兴起”叙事中，直到20世纪初。晚期帝国范式被构想为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定义之反动，后者认为那时的中国陷于一个循环往复的“王朝周期”，这个周期再生产了一个基本是充满惰性的“传统”社会，直到中国完全暴露于由西方世界发起的现代化力量之下。明清时期的晚期帝国观构成了一个内在的一致性，而同时否认了清朝表现通过“汉化”的过程，这把先前明的臣民带进了清帝国事业的掌控之中。尽管晚期帝国模式主张中国社会变化的自发性，但它也把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力置于市场经济成长之中，后者动摇了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等级结构，鼓励从严格的行为与表达的规范中挣脱出来。这样，它安排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占据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但是对于赋予蒙古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全部的重要性来说，与以前的王朝周期论相区别，这种观念为把中国按照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进入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语境，用柯文的话说，提供了一个创造“中国中心的历史”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晚期帝国模式试图把中国的发展与更大的亚洲史及世界史的情境隔离开来。最近强调清帝国独特满洲精神的学术浪潮重申了清的独特性，但它是在更广阔的欧亚草原中部的政治遗产和演化的情境中去如此做的。通过与明朝的自我强化的文化本土观及孤立主义相对照，把清描绘成一个有意识的多族群的帝国，学者确认了清的特别的王朝特征，他们的历史角色还是依赖于把蒙古人丑化为不可同化的异族。更恰当的观点是，表现了异族统治者向中华文明规范的同化。此外，正如本卷的论文所显示的，最强烈地把清的独特性强调为一种满洲体系的学者，同样也最可能把清的形成与“早期现代”的概念联系起来，后者凸显了整个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整合的类似（在某种程度上互补）的模式。以此观点，理解清的国家与社会的主要框架是早期现代世界的共时性演进，而不是中华帝国晚期或中国王朝的历时性尺度。对他们来说，并强调了清形成的独特性质。对于经历了王朝更替的那些人来说，清的来临毕竟意味着一个调适、稳定和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当蒙古人在元代中国的统治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场景、而后者又以意义深远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与文化生活时，王朝的变化引发了一场势不可挡的信仰危机，导致了对个人命运和文明运数的强烈寻求，一个世纪以后，这些人的子孙对此就很难理解了。清的汉人臣民通过援引以前时代无序的先例，通过将其再度有序并将其运作成为一个新的、汉人适应异族统治的假设，拼命使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断裂合理化，因此他们的时间观念和历史意涵把其自身生命的个人尺度加入到记录在经典和史书中的文明进步与倒退的大跨度中。
这样，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把从明到清安置在历史时间中的新形式就与晚期帝国范式不同了，还是存在着把元与宋连接起来的关键的连续性。的确，在调适的过程中用来净化或补偿亡明，并赋予新秩序以合法性。在与新近强调清的满洲特性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与明（不谈更早的中国史）的连续性被极大地抛弃了，以支持历史的偶然性和全球的变化。
关于清的形成是否如濮德培所主张的，标志着早期现代世界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读者们无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论点的优点在于对早期现代性观念的重新解释，不再假定欧洲的首要性。这样，把清的形成包含在早期现代的分析框架中的事例，依赖于主张通过欧亚大陆中部的全球互动，明朝的建立比元朝的征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更重要的起点。中国以前的历史经验在这些安置中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衬托，依赖于和奥斯曼、莫卧尔、俄罗斯“火药帝国”的相似性，比较了欧洲与从明到清的中国沿海省级规模的政治单元的不同命运（前者逐渐成为独立的国家。本书中的论文所提供的丰富见识不仅加深和拓宽了我们对东亚时间和世界历史时间中明清变迁的认识，而非通过与欧洲的海上交易和显示了“原生资本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的成长。但把早期现代性与欧洲的现代性分离开来可以把任何分析性用途的现代性、因此也就把早期现代性剥离出来，也许问题较小的是乔纳森·海伊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又如何“型塑”时间——在历史学家那里一直是荒谬的、少见的，通过采取所谓自位的（emic）和他位的（etic）观点，目前的学术状况使我们有可能质疑构成和塑造17世纪、18世纪世界历史话语中的时间概念的某种回顾性方式——比如说它是一个“火药革命”的时代、一个民族国家萌发的时代，这变化反映在时限的表达上，采取了不涉结构的时限观。由于在作为整体的中国史的情境中观察，来满足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朝的崩溃和清朝的建立与巩固等一系列事情的那个区域的核心，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中国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异族统治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在汉唐之间的中断期和13—14世纪的蒙古统治时期——看做从中国历史进化模式的异常或背离。
有一种声音并没有出现在这些论文中，而他们恰恰是以研究时间流逝为主业的专家。到目前为止，对时间和时限性（temporality）做研究最多的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主要是研究西方文化的。研究东亚的学者尽管说明了传统的时限性观念和记时系统，但他们未能说明人们在过去是如何“度过”时间的，也没能说明对时限的感知与民间信仰、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此外，尽管这一忽视在“微观层面”一直持续，却日益需要在“宏观层面”将东亚历史并入跨大陆时间的各种形态中——跨越性的分期和对多区域动力的视野——这一点在迅速发展的世界历史领域中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