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与前篇《形篇》为姊妹篇，主要阐述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积极创造和利用有利的作战态势，主动灵活，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所谓“势”，孙子认为就是兵势，亦即根据一定的作战意图而灵活部署兵力和掌握运用作战方式方法所造成的一种客观作战态势，换言之，“势”指的是军事力量合理的积聚、运用，充分发挥威力，表现为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本篇是孙子“势”论的集中体现，包含有“势”的定义，主要外在表现形态，实施的条件（“奇正”）以及具体的手段（“示形动敌”）等。孙子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关键在于妥善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指出“战势不过奇正”，用兵作战必须做到“以正合，以奇胜”。而“奇正”关系又是变化无端的。所以，高明的将帅，必须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而灵活变换奇正战法。孙子还充分考虑了“势”与“节”的关系，主张在“任势”时，要善于控制距离，捕捉战机予敌以打击。在“任势”问题上，他认为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择人而任势”，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同时孙子指出了造势、“任势”的主要手段——“示形”、“动敌”，即用谋略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孙子的“势”论，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形象生动，充满辩证思维的理性精神，在军事学术史和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韩非子说“势者，胜敌之资也”。这个资本太重要了，“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慎子校正·内篇》，又见《韩非子·难势篇》。）。既然是“时势造英雄”，那么兵学家同样要对“势”情有独钟，挖空心思琢磨“造势”，处心积虑诉求“任势”，把“势”这个好东西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孙子写《势篇》，便是这方面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述。
孙子重视军事实力，可他又认为光有军事实力还不够，关键在于如何把军事实力淋漓尽致运用起来，发挥出来，也就是使静态的“力”转化为动态的“势”。在孙子看来，所谓“势”，就是“兵势”，它作为中国古典兵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是指军事力量合理的组合、积聚和运用，充分发挥其威力，表现为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换句话说，“势”是战争指导者根据一定的作战意图，匠心独运，灵活地部署使用兵力和正确地变换战术所造成的有利作战态势。为此，孙子本人曾用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势”的特征：“势”就是转动大石头从万丈高山顶上推滚下来，或者是像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以至把河床上的石头给冲得漂浮起来。“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在这样强大“势”的冲击面前，任何敌人都无法抵挡，遇之者毁，触之者折，抗之者灭：“是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六韬·龙韬·军势》。）
孙子认为，合理的编组，有效的指挥，灵活的战法，虚实的运用，这四者是“造势”和“任势”的客观基础；而快速突然和近距离接敌，造成险峻可怖的态势，把握恰到好处的战机，采取猛烈而短促的行动节奏，则是“造势”、“任势”的必有之义和最佳表现。即所谓“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
要做到这一步，首要的任务是妥善解决战术变换和兵力使用上的“奇正”问题。“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这是古人对“奇正”地位与价值最富有诗意，也是最到位的总结。作为概念，“奇正”一词最早见于《道德经》一书，老子说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不过真正把它引入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孙子当之无愧是第一人。中国古代的理论范畴一般都很模糊，追求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混沌境界，“奇正”的情况也一样，含义之蕴藉丰富，表述之隐晦曲折，令人回味深长，曲尽其妙。一般地说，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兵力的使用上，用于守备、相持、钳制的为正兵，用于机动、预备、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进攻、明攻为正兵，迂回、侧击、暗袭的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循规蹈矩、按一般原则进行作战的为正兵，偷鸡摸狗、采取特殊战法破敌的为奇兵；在战略态势上，堂堂正正下战书、然后进兵交锋为正，突然袭击，出其不意，诡诈奇谲，像日本人在珍珠港玩的那手为奇。
孙子的高明，是他第一次用精辟又生动的文字描绘了“奇正”的要旨：凡是展开军事行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在兵力的使用上，一般要用正兵去当敌，用奇兵去制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而在战术变换上，则要做到奇正相生，奇正相变，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变化无端，出神入化：“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在孙子看来，一名将帅如果能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来灵活理解和巧妙运用“奇正”战术，做到战术运用上正面交锋与翼侧攻击浑然结合，兵力使用上正兵当敌与奇兵制胜相辅相成，作战指挥上遵循“常法”与新创“变法”互为弥补，那么不管怎样强大的敌人收拾起来也是轻松愉快，这就算是真正领会了用兵打仗的奥妙精髓，也为“造势”和“任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总而言之，一切都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因敌变化，攻守自如，从而进入驾驭战争规律的自由王国。
孙子确立“奇正”这一范畴后，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孙膑兵法（下编）·奇正》。）；《尉缭子》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尉缭子·勒卒令》。）；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到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那里，“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它对“奇正”论述更完备，分析更透彻，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这比孙子的“奇正”理论显然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兵法》的逻辑结果。
理解和运用“奇正”的重要性固不待言，而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独领风骚，关键在于“造势”和“任势”，即积极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方面的军事潜能得到最佳的凝聚和施展，十八般武艺都拿将出来，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形成强大无比、摧枯拉朽的战斗力：“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在此基础上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造势”、“任势”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但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把捏分寸，并恰到好处，乃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凡事爱走极端，考虑问题常常偏颇化、片面化，矫枉过正，所以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强调“过犹不及”，主张“无过无不及”，希望大家能够避免这类思维误区，克服这类偏激做法。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似乎效果并不理想，气得孔子连声悲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好在孙子不是寻常人，他的眼光自然非同一般，他完全考虑到了如何使“造势”、“任势”恰到好处，即正确处理“势”与“节”的关系，尽可能以“节”去制“势”。
孙子认为，“势”与“节”两者之间互为关系，相辅相成，有“势”而无“节”，不能发其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有“节”而无“势”，则不能逞其威，“龙游浅水受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势”要险，即应该快速、突然、迅猛；“节”要短，即应该近距离发起最猛烈的攻击。只有做到节量远近，掌握时机，把捏分寸，正中其宜，才能充分发挥“势”的强大威力，真正拥有“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场主动地位。
孙子谈“势”、“节”，本质上是追求积极造势与把握分寸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如何掌控“度”的问题，“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真正的用兵大艺术，人生大智慧。人之患，在于观察问题的一点论，只见其利，不见其害；只见其可，不见其否；反之亦然。孙子最瞧不起这种战略短视，指出以偏赅全、以长饰短是用兵的大忌，致败的根源。这时候就要有一个“度”来中和、缓释思维上的偏激性，节制行动上的放任性。他说：“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护民众等，本来都是身为将帅者应该具备的优良品德，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可是一旦失去节制、过了尺度的话，也就是说假如发展到“必”这一程度的话，那么其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事物的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悲剧发生的起因了，所谓“真理越过一步，便就成了谬误”。另外像军队治理上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问冷嘘暖，关怀备至，又反对“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放任自流、娇惯宠爱；作战指导上既强调“胜可知而不可为”，又肯定“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等，也均是孙子以“势”、“节”大局观考虑问题，谋划方略的必有之义。可见有人在孙子头上加冕“朴素辩证法思想家”这项桂冠，并不能说是一点不着边际的做法。
“造势”、“任势”的主要手段，在于巧妙“示形”，机智“动敌”，即用谋略去迷惑欺骗敌人，调动控制敌人，从而达到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目的。这是孙子在本篇中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三层意思。
战场上两军对垒，生死相搏，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没有例外地致力于“造势”和“任势”，争做胜利的主宰，但是谁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就看谁能够真正广施权变，示形动敌，出奇制胜，即究竟谁是“骗人者”，谁是“受骗者”。
“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喋血沙场，不相信眼泪，“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时候如果同敌人讲什么信义，比什么道德，说什么仁慈，那么只能自己吃亏，丧师辱国，祸不旋踵。在孙子看来，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抛弃一相情愿的“仁义”，真正按军事斗争的规律办事，四两拨千斤，乾坤大挪移，践行“诡道”“示形动敌”。
所谓“示形”，就是伪装和欺骗，即隐蔽真相，制造假象，让敌人乖乖地中计上当。所谓“动敌”，就是实施机动，调动敌人，即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其最后陷入失败的命运，任你齐天大圣一个筋斗翻去十万八千里，可就是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用孙子自己的话说，这便是“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在这里，“示形”是“动敌”的前提和基础；而“动敌”则是“示形”的最佳效果。很显然，成功的机动是“造势”、“任势”的中心环节，它的目的在于创造和利用敌人的过失或弱点，积极争取主动，形成优势的地位。一有机会就咬住敌人的脖子，绝不放松，直到咬断他的喉咙，让他两眼翻白直挺挺伸腿死去为止。
孙子指出，示形动敌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自己要做到组织编制严整，将士素质优良，整体实力强大。即所谓“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军队欺敌误敌，实施机动才有可靠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施以诱饵调动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伺机攻击敌人，“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值得附带指出的是，《老子》曾说过：“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孙子的示形方法与《老子》之言颇有相通之处，这表明孙子高明军事思想的形成，乃是借鉴汲取前人思想精华的结果。这种文化继承发展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总之，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是比谁心肠黑、脸皮厚、手段毒的生死较量，“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有掌握了“奇正”的变化，具备了“造势”、“任势”的条件；又合理拿捏住“势”与“节”的分寸，具备了“造势”、“任势”的尺度；再加上做到了阴损毒辣的“示形动敌”，具备了“造势”、“任势”的手段，“造势”、“任势”才算是呼之欲出，有利的作战态势才算是基本形成，战场上的主动权才算是大致到手。这时才可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同敌人一决雌雄，分个高下，这就是所谓的“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谁拿你也没有办法。
“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则是灰色的。”这是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一句名言。它的前半句自然至为正确，可后面的那半句却不免说得过于绝对。灰色的理论当然是有的，可这是指那些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又无济于事的空头理论，真正正确的理论并不呈现灰色。它作为古今思维理性的沉淀，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来源于实践，反映和揭示客观物质运动的规律，对社会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概略地说，没有火热的生活，理论必然枯萎；没有正确的理论，生活必然盲目。两者的关系大抵如此。
孙子兵学理论无疑是一棵常青的大树，“造势”、“任势”原则作为大树上的一根枝条，同样是青翠欲滴、生机盎然。孙子兵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曾一再得到过古今中外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战例之佐证。
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中双方指挥上的优劣得失，可用来对本篇基本原理作最好的诠释。
《孟子·离娄上》描绘战国时期的战争场景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综观烽火连天、刀光剑影的二百五十余年战国历史，可知“亚圣”孟老夫子的这一番话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当然，就战争规模之庞大，杀伤程度之惨烈而言，在当时的众多战争中，没有比秦、赵长平之战更为惊心动魄的了。
长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60年，是秦、赵之间的一次战略决战。在战争中，秦军上下贯彻正确的战略指导，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先例。
秦国自孝公任用法家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制定了正确的治国战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国势如日中天；连横破纵，远交近攻，外交连连得手；旌旗麾指，铁骑驰骋，军事捷报频传。百余年间，蚕食缓进，重创急攻，破三晋，败强楚，弱田齐，构成了对山东六国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在秦国“虎狼之师”的咄咄兵锋面前，韩、魏屈意奉承，荆楚自顾不暇，东齐力有不逮，北燕无足轻重。环顾六合之内，只有赵国，自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以来，国力还算雄厚，军队还算强大，对外战争胜多败少，而且拥有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深富韬略、能征惯战的将领，还可以硬着头皮同强秦进行一番周旋。
形势非常清楚，秦国要完成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殊世伟业，就一定得拔去赵国这颗钉子；自然，赵国也不是温顺的羔羊，岂肯坐以待毙，乖乖听凭他人宰割。如果说，秦国是老虎，那赵国便是豺狼，虎狼同笼，必有一拼，双方之间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场战略决战如箭在弦，势所难免。
公元前260年，秦昭王派遣大将王龁领兵攻打刚刚降赵的上党郡。与赵军主力对峙于长平一线，赵军主帅廉颇深沟坚壁，固守不出，以逸待劳，消磨秦军锐气。秦军远道奔袭，客地作战，急求速决，不间断地向赵军骂阵挑战，无奈老将廉颇“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沉着应对，岿然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