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地论师：研究弘扬《十地经论》的佛教学者。这是北朝时对佛教影响最大的学派，它以万法唯心学说区别于长期流传的般若性空论。《十地经论》世亲所著。此书对《华严经·十地品》作了论解，对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地）和教义进行了新的发挥。北魏时的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译出此论，因两人所习并不尽相同，从他们传承《地论》的门下发生了异解，形成了南北两道，称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北）南派和相州北派。南道以勒那提摩的弟子慧光为代表，其后的重要学者有法上和净影寺慧远等。北道以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代表，其后学者有志念等。南北两道争论的焦点是“当常”与“现常”的问题。“常”，即佛性或涅槃的异名。也就是佛性是先天本有的（“现常”），还是始起后有的（“当常”）的。南道认为“阿梨耶识”就是“自性清净心”、“如来藏”、“真如”。如来藏具足一切功德，是一切现象产生的根据，由此主张众生的佛性是本有，即先天而有的。但由于此识“随妄流转”，生出世俗世界，众生应当努力修持，离染显净，方可成佛。这是南道的“现常”说。北道不同，它认为“阿梨耶识”是无明识，是产生一切现象的根据，一切功德都是后生的，佛性也是后有的，成佛要累世修行，即主“当常”。北道系统的主张因和摄论师的阿赖耶识通真妄的说法相近，但不如摄论师条理缜密，也不如摄论学说盛行，所以被统一于摄论师。这样南北两道的对峙又演变为地论师和摄论师之争。迄至唐初，佛教界还为之议论纷然。玄奘就是因这些疑难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决心赴印度求法的。南道系学说后来也有所变化，其基本观点后来为华严宗学者所资取，对华严宗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但一旦为华严学者所资取，也就没有独立宣扬的余地了，于是南道一系也就此销声匿迹。
2.四论师：研究和弘扬《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佛教学者。此派将《大智度论》和“三论”并重。著名学者有北齐的道场（长）和东魏昙鸾等。道场和昙鸾后又都归宗净土。
3.四分律师：研究、奉行和弘扬《四分律》的佛教学者。北魏时法聪、道复专弘此律。后慧光作《四分律疏》，使此学大盛，弟子多人。
4.楞伽师：以《楞伽经》为印证的禅师。《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现有三种汉文译本，通行的是南朝宋的求那跋陀罗译本，四卷。“楞伽”，山名；“阿跋多罗”的意思是“入”，谓佛入此山说的宝经。经文宣扬世界万物唯是“自心所现”，在修持上以“忘言忘念，无碍正观”为宗，即重视慧念，而不在语言。相传禅师菩提达摩以4卷《楞伽》授慧可，慧可后有弟子僧那禅师、僧璨禅师等多人，后来直接发展为禅宗北宗。
四、南北两地佛教的不同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尤其是北方地区，由于长期战争，兵祸频繁，政权更迭，一些学士名僧先后在汉魏之间、两晋之际和刘宋立国前后三次南渡，导致佛教人才南流，学术重心转徙到南方。南北朝时南北政权的对立、地域阻碍，更促使两地不同佛教学风的形成。这种不同的显著表现就是南文北质：南朝偏尚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朝崇尚实行，禅风特盛。
南朝佛教继承东晋佛教的传统，偏尚玄谈义理。史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17《慧思传》），“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书，卷20《习禅篇五》），正是反映了这个特点。在南朝，“涅槃”、“成实”和“三论”等学说都十分流行，关于涅槃佛性、顿悟渐悟等问题，辩论非常激烈。此时，般若学的主流地位虽为涅槃学所取代，但般若学仍在流行，到陈代，武帝、文帝和宣帝都推重极富于思辨的“三论”，后来导致隋代吉藏创立三论宗。同时，佛教界和无神论者在因果报应和神灭神不灭等理论问题上也展开了争论，就其规模之大和论战之激烈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罕见的。
北朝统治者多粗犷少文，佛教名僧也不崇尚空谈义理，与南朝佛教相比，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较为发达，尤以禅观最为兴盛。《洛阳伽蓝记》卷2《崇真寺》载，自崇真寺比丘慧嶷入白鹿山隐居修道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除了楞伽师以外，著名禅师相继而出。如北魏玄高通禅法，从学者达百余人。此外，来华的昙无毗、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都弘传禅法。北齐僧稠曾在多处讲学，传授禅法，声誉甚隆。后来道宣把他和达摩并称。又如天台宗的先驱者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为南北禅家所重。北周僧实禅师，周太祖对他极为尊崇，并从受归戒。至于一般的弘修禅法的僧人就更多了。北方佛教律学势力也超过南方，北齐慧光被奉为四分律学之祖。宣传净土信仰的昙鸾也活动于北魏。北朝名僧的学风对于佛教一般僧人和民间信徒影响很大，以至于大家都偏重行业。这种风气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视凿窟雕像。如北魏开凿的云冈、龙门等石窟，规模宏伟，技巧精工。由于凿窟雕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北方僧人和在家信徒还建立一族一村的佛教组织“义邑”，一些达官贵人和僧人也建立叫做“法社”的佛教组织，联合从事佛教活动。佛教在组织方面，北方也超过了南方。
应当指出，南北朝佛教的差异是相对的，它们也有共同点。南朝佛教也主张修持，但是只在刘宋初一度盛传禅法，迄至刘宋末就趋衰落了。而禅法在北方则持久不衰。北朝佛教也有重视义理的，但是只以小乘的毗昙学和成实学为盛，而南方则盛行大乘学说，还由于般若性空思想的根深蒂固，和涅槃佛性学说的空前盛行，以至宣扬唯心缘起思想的《楞伽经》和《解深密经》都不得流行。
§§§第五节隋唐宗派佛教的创造和繁荣
中国佛教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后，进入了宗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隋唐时代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佛教也顺着组织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综合南北思想体系，由学派进而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宗派和学派不同，它有各自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并和财产的继承权相关而更加强调传法世系。具有本地风光的隋唐佛教宗派的先后创建，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划一时期的显著特色。
一、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利用、提倡和限制
隋文帝统一南北对立的局面之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转而采取大力恢复和扶持佛教的方针。史载他曾鼓励度僧，一时新度的僧人多达50余万（见《续高僧》卷10《释靖嵩传》）。他还设置各级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隋炀帝也笃好佛教。他为晋王时曾请智为授菩萨戒，尊称智为智者，并为智创建天台宗提供有利条件。他即位后还自称是菩萨戒弟子，度僧、建寺、造像，组织译经，竭力护持和宣传佛教。但是，隋炀帝也曾下令沙门敬王者，并明令无德的僧尼还俗，拆毁多余的佛寺，限制佛教的发展。
唐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高祖因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曾下令沙汰佛教，后因发生宫廷争位的变故而未及实行。唐太宗重视佛教的译经事业，为从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还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佛寺，悼念阵亡战士，以安抚人心。后来，武则天利用佛教《大云经》，把自己篡夺政权神化为是符合弥勒授记的。她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还直接支持法藏创立华严宗。稍后，唐玄宗曾一度沙汰僧尼，但又信仰新传入的密教，促使密宗的形成。不久发生安史之乱，慧能的弟子神会北上洛阳，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补助军费，而获得传播佛教的便利。他乘机宣扬师父慧能的学说，使慧能创立的禅宗南宗在北方取得稳定的地位。但是，唐代中叶以来，徭役日重，“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玄宗开元二年》）人们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破坏之机，侵占民田，扩充庄园；寺院还设法逃避赋税，并且利用经营工商业、开当铺、放高利贷等，多方牟利。辛替否描绘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产的严重状况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一时佛寺几乎垄断了社会财富。这样，虽然佛教具有使人们安分守己的作用，但是，寺院经济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加深和尖锐化，导致唐敬宗、文宗以来，王朝就有毁灭佛教的意图，继文宗的武宗终于付诸实现，命令各地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从会昌二年到五年（公元842—845年），总共拆毁寺庙约4600所，僧尼还俗26万多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大量的寺院土地。这是一次对佛教的空前沉重的打击，对以后佛教的命运关系极大，绝大多数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就中国佛教史来说，唐代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是使佛教发生变化的两大转机。安史之乱以后，慧能禅宗将神秀一系禅宗挤垮了。自安史之乱起，李唐政权渐趋没落，也导致和佛教的经济矛盾的激化，由此而来的会昌灭佛事件，宣告了佛教鼎盛阶段的基本终结。
二、佛典翻译的重大成就
隋唐时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国家设译经馆或指定寺宇，或组织译场，延请译人翻译。隋代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译师同中国沙门彦琮等人，共译出经论59部，262卷。唐代的译经成绩最为可观。如我国僧人玄奘以深厚的学养，作出了大量的精确的译传，所译有75部，1335卷，涉及唯识、般若、毗昙各方面，成就辉煌。又如义净译出61部，260卷。不空译出104部，134卷。唐代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超过前人，总计译出佛典372部，2159卷。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已翻译了过来。
随着译籍的增多，需要统一整理编目，以便诵读、缮写和寺院的藏书。隋代由彦琮等人把《法经录》重新编为《仁寿众经目录》。唐代在此基础上又加工增订编成好几种目录，其中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僧智编成的《开元释教录》20卷，入藏目录共收1076部，5048卷，后成为一切写经、刻经的权威性的准据。
三、智和天台宗
天台宗是在隋代形成的、我国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因创始人智住在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故后世称之为天台宗。又因此宗教义以《法华经》为依据，所以也称法华宗。据该宗学说系谱，初祖上推至印度龙树，二祖北齐禅僧慧文，三祖慧思，四祖智
，以后是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九祖相承。而实际上创始人是四祖智。
智（538—597），俗姓陈，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系梁元帝时散骑常侍孟阳公陈起祖的次子，世家出身，门第甚高。他因目睹南北朝时王朝频繁更迭，亲属离散，颠沛流离，哀叹人生无常而遁入空门。18岁出家，23岁从慧思受业。慧思既重禅法（定），又重佛教义理（慧）。智从学禅法，修行法华三昧。约30岁时学成。后去金陵讲《法华》等经，并传播禅法，博得朝臣的敬服。8年后去天台山建草庵，一住10年。陈宣帝将天台县赋税割给他，为其所在寺院提供经济来源。后智应陈后主之请，又重返金陵。此时他对佛教的教义和观行已构成了一套自己的教法，树立了新的宗义。陈亡后，他游化荆、湘二州。留居庐山。后应晋王杨广之请到扬州为其授菩萨戒，从上受“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隋文帝、隋炀帝都十分关注和尊重智。他在隋炀帝的同意下获得大量水田，同时智也一再表示“拥护大隋国土”。智平生造寺36所，亲自度僧多人。卒后，杨广按其遗愿在天台山造寺，并赐“国清寺”之额。
智以《法华经》为释迦牟尼佛的最后的说法，也就是最高权威的经典，敬奉为宗要。他以《大智度论》为指针，吸收南朝三论师和涅槃师的思想，并继承和发展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一心中观缘起法空、假、中三谛）的观行方法，来组织自己的学说体系。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陈隋之际他所开讲、后由弟子笔录成书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即所谓“天台三大部”中。此外，所谓“天台五小部”，即《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和《观无量寿佛经疏》，也体现了他的思想。其学说特点是确立定（止）、慧（观）双修原则，并强调教观双运，解行并重，由“一心三观”进而发展为空、假、中三谛相即相通，互融互摄的“三谛圆融”说，以及在短暂的心念活动即具有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的“一念三千”说。智的门人灌顶著有大量的经疏，广弘该宗思想。后来因唯识宗、华严宗声势很大，天台宗就相形失势，黯然不彰。至九祖湛然，他以中兴本宗自任，进一步提出“无情有性”的理论，以为草木砖石也有佛性。湛然传弟子道邃、行满，道邃后有广修。广修晚年遭逢武宗会昌灭法，天台宗声势骤衰。
四、三阶教
三阶教，因主张佛教分为三阶，故名。又因主张普遍信奉一切佛法，也称“普法宗”，为隋代信行所创立。信行（540—594），俗姓王，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人。少年出家，博涉经论，重视行持。隋开皇初（约公元581年）被召入京，建立三阶道场，宣扬三阶教。他以所著《三阶佛法》为主要依据，把全部佛教按“时”、“处”（所依世界）、“机”（根机，指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第一阶是正法时期，“处”是净土佛国，只有佛、菩萨修持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是像法时期，“处”是秽土，人是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是释迦牟尼死后1000年的末法时期，“处”也是秽土，人是“邪解邪行”。信行认为当时已进入末法时期，众生不应满足于只念一佛、诵一经，而应普归一切佛（“普佛”），普信一切佛法（“普法”）。宣传皈依普佛、普法，为末法众生唯一得救的法门。
三阶教在行持方面，提倡以苦行忍辱为宗旨，乞食，一日一餐。反对崇拜偶像，不主张念阿弥陀佛。认为一切众生都是真佛，所以路见男女一概礼拜，称为“普敬”。死后实行“林葬”，即将尸体置于森林，供鸟兽食用，称之为以食布施。还经营“无尽藏”（储蓄信施之款），劝信徒施舍钱粮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也供修缮寺塔之用。这样也就建立了本派的独立的经济基础。
信行的弟子有本济、净名等多人，在长安建有化度、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寺。盛行一时。但三阶教创立后，屡遭朝廷的禁止和佛教其他宗派尤其是净土宗人的攻击。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朝廷明令禁止。唐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还明令判为异端。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废止无尽藏院，断绝其经济来源。但是三阶教的潜在势力依然存在，在民间又流行了300余年，至唐末湮没无闻。
五、吉藏和三论宗
三论宗是隋代形成的宗派。因以印度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典据而得名。又因主张“诸法性空”，也称“法性宗”。因天台宗、华严宗也自称“法性宗”，故又称此宗为“空宗”。三论宗实际上是印度中观系统的流派，龙树、提婆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