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曾搜集过杜甫诗的佚文。他在《杜工部后集序》中说：“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诗，其完见于今日，自余得之。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自《洗兵马》下，序而次之，以用示知甫者，且用自发者。”(《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特别爱好杜甫诗，认真研究，故发现佚诗二百余篇。这些诗或因仔细考证确定不是佚诗，或后来正式收入集中，其详情已无法得知，但由此可见王安石对杜诗的喜好与关注。
王安石编《四家诗选》，首列杜甫诗，表现了他对杜甫诗的特别推崇。其《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临川先生文集》八四)其《四家诗选》的排列顺序是：第一，杜甫；第二，欧阳修；第三，韩愈；第四，李白。王安石是事实上推尊杜甫为中国第一诗人的学者。
王安石的杜甫研究成果不太多，但很有影响，是杜甫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五吕大防
一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家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大防进士及第，调冯翊主簿，永寿令。迁著作佐郎、知青城县。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后除知制诰。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迁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超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大防朴厚蠢直，不植党朋。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知颍昌府，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贬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著有《吕汲公文录》。
吕大防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杜工部年谱》。
二
吕大防是一位非常有修养、有操守的人，“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宋史》卷三四〇《吕大防传》)，又忠君爱国，所以也非常喜欢研究杜诗。
吕大防研究的主要是作家的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他认为作家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变化，影响到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成作品的变化。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杜诗，可谓高瞻远瞩。因为站得高，思路开阔，研究方法也就有创造。他创造了将作家的生平大事进行系年，具体、简明、确切概括作家一生生平的方法，以便对照研究作家的作品，所谓知人论世，以便充分理解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其《杜少陵年谱后记》云：“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云，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汲郡吕大防记。”(见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用年谱的形式将杜甫的主要生平事迹罗列出来，再来看杜甫生平思想与诗内容的关系，看社会与诗的关系，可以更深刻而细致地理解杜甫诗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更好地感受杜甫伟大的人格。不仅如此，将杜甫的诗与杜甫的生平对照研究，可以看出杜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色，有不同风格。通观杜诗，就可以看到杜甫艺术发展变化的轨迹，看到杜甫艺术发展的道路。进而还可以领悟艺术发展的某些规律。吕大防发明了以年谱的形式为工具，研究作家生活与社会和作家作品内容和艺术，确实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研究方法。在千年前的宋代，颇具远见和卓识。这种研究方法在今天的学术界仍然被广泛使用。
《杜少陵年谱》原名似应为《诗年谱》(或为“杜少陵诗年谱”)。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为吕丞相“诗年谱”，鲁訔所作杜甫年谱亦为“诗年谱”，可以为证。今全文迻录于下：“睿宗先天元年癸丑(“癸丑”应为“壬子”，谱所标甲子均误，不一一更正)：甫生于是年。按甫《志》及《传》皆云：年五十九，卒于大历五年辛亥故也。玄宗开元元年甲寅。开元三年丙辰：《观公孙弟子舞剑器》诗序云：‘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按甫是年才四岁，年必有误。开元二十九年壬午。天宝元年癸未：集有《天宝初南曹小司寇为山》之作。时年三十一。天宝十一载癸巳：《上韦左丞》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是年玄宗即位四十年。时有《兵车行》。天宝中诗《丽人行》。天宝十三年乙未：是年有《三大礼赋序》：‘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时年四十三。天宝十四年丙申：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咏怀》诗。是月有禄山之乱。天宝十五载丁酉：是年七月，肃宗即位，改至德元载。是年避寇于冯翊，有《白水高斋》、《三川观涨》诗。六月，帝西幸。七月，至蜀郡。时有《哀王孙》诗。至德元二载戊戌：是年自城中窜归凤翔，拜左拾遗。有《荐岑参》、《谢口敕放推向壮》。八月，墨制放往鄜州，有《北征》诗。乾元元年己亥：是年移华州司功。有《试进士策》、《为郭使君论残寇状》。时有《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留花门》、《洗兵马》诗。乾元二年庚子：是年弃官之秦州。自秦适同谷，自同谷入蜀。时有《遣兴三首》。上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郡，有《百忧集行》云：‘即今倏忽已五十。’按，是年年四十九。时有《杜鹃行》、《石犀行》、《古柏行》、《病桔》、《病柏》、《枯棕》、《枯楠》、《忆昔》各一首。上元二年壬寅：是年严武镇成都，甫往依焉。宝应元年癸卯：诗有元年建巳月，乃是年也。代宗广德元年甲辰：是年有《祭房相国文》。严武再镇西川，奏甫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丙午：是年严武卒，蜀乱，甫游东川，除京兆功曹，不赴。大历元年丁未：移居夔。大历三年己酉：离峡中之荆南，至湘潭。大历五年丁亥：有追酬高适《人日》诗。是年夏，甫还襄汉，卒于岳阳。”年谱不足千字，比起现代三十余万字的《杜甫年谱》来，实在太简单。但是，作为世界第一部年谱(与韩愈年谱并列)，却可以说是高水平的。首先，它已具备年谱最基本的三大要素，即将谱主的生平大事系年，重要时事和重要友人大事系年和诗系年。从体例来说，已堪称完备。其次，不仅爬梳罗列准确的、可供系年的材料，还通过考证，对没有明确标明时间的杜甫生平事迹及诗进行系年。第三，年谱已能勾画杜甫一生的主要事迹的全貌，罗列杜诗的很多重要代表作品。系年除甲子疏忽而误外，主要事迹和诗系年错误较少。因此，吕大防的《杜工部年谱》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开创之作。
学术的创新，往往是从最热门的学术领域开始的。杜甫研究是宋代的显学，因而产生了吕大防《杜工部年谱》这样新的研究载体与形式，有力地推动了杜甫研究，在当时就引起高度的关注和赞美。其后产生了多部杜甫年谱，如赵子栎、鲁訔、王应麟的年谱，他们发展了年谱的体例，系年事迹也更细致，更丰富。而年谱这种新的学术形式，也为当时和后代学术界所认同，广泛运用于与人物相关的学术领域，此后年谱便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常用的学术样式。杜甫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吕大防《杜工部年谱》创自杜甫学研究领域，而影响波及整个学术研究，就是最显著的例证。
六苏轼
一
苏轼(1036—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比冠，博通经史。嘉祐二年，试礼部，为第二，殿试中乙科。五年，调福昌主簿。复对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还朝，以判官告院。反对新法，请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徐州、湖州。以诗托讽新法，逮赴台狱，欲置之死，后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移常州。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请外，知杭州，有惠政。为翰林承旨。出知颍州。徙扬州。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为礼部尚书。出知定州。知英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移亷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宋史》卷三三八本传)
二
苏轼学识渊博，对杜甫和杜诗有精深的研究，有很多很精辟的见解。
苏轼认为杜甫所以伟大，在于他的诗能发乎情，止乎忠孝。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乎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忠孝是古代做人的最高准则，也是衡量人的思想和著述的最重要的标准。苏轼用忠孝这一最重要的标准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认为杜甫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就在于他身处困境，流落饥寒，不为社会所用，而能拳拳爱国，一饭不忘君，表明他的忠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他这种极高的忠，用极高的艺术表现在生活和情感中，就成了最伟大的杜诗。苏轼高屋建瓴，从做人，从作品的思想，来探索杜甫所以伟大的原因，真正触及了杜甫的本质，其对杜甫和对杜诗思想的宏观研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每饭不忘君(“一饭未尝忘君”)作为学术的论述，太诗意化和形象化，看起来不够准确，故不时引来一些批评，说苏轼说得太过。然而，就根本而言，苏轼论述杜甫和杜诗的忠君爱国是最准确的，加上其言诗意化、形象化，故而特别为广大杜甫和杜诗的喜爱者所传诵，成为对杜甫和杜诗最经典的论述之一，成为杜甫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
苏轼非常重视对诗的思想内容的认识和理解。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常常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苏轼往往结合杜甫所表现的社会背景来理解杜诗，结合史实来认识杜诗，所谓以史证诗。《杂书子美诗》就用史实来解说杜甫的《悲陈陶》和《悲青坂》：
《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琯之败也。《唐书》作陈涛斜，不知孰是。时房琯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德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杂书子美诗》，《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结合史实，认为房琯兵败陈涛，仍拥大军，等待时机，反击安史乱军。而当时用宦官邢延德督军，催促房琯仓促作战，导致青坂大败，使朝廷义军元气大伤。杜甫有感而发，认为作战应该沉着，才能反败为胜。这就是“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的写作背景。苏轼这样来解说杜诗，使人们对杜诗的了解更具体，更深刻。有时，苏轼还结合史实，用比兴理论来解说杜诗。如《辨杜子美杜鹃诗》：
南都王谊伯书江都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舛缺离异，虽经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缺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伯谊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处凡五杜鹃，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义之比兴，《离骚》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今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且禽鸟至微，犹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一二数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致职以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忧，是“东川无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谓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之真有无也。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繁而急，乃始叹子美诗跋疐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何耶？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为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学强辩，殆必有以折衷之。
杜甫的诗本有很深的兴寄，含义深邃。苏轼用比兴说诗，能真正探寻杜诗的意蕴，理解杜诗的主旨。有时用比兴说诗，难免牵强，但努力去认识杜诗深刻的思想和含义却是正确的。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深入研究杜甫诗的艺术，颇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杜诗长于写现实中的景物：
“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此老杜云安诗也。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书子美云安诗》，《东坡题跋》卷二)
只有细味杜诗描写之处，才能真正体会杜诗描绘之美妙，这种研究是独特的，真正说出了杜甫艺术的特点。苏轼认为杜诗的妙处不单在于写景，而更在于善于抒情，把杜甫本人的情态写活了。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东坡云：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书子美黄四娘诗》，《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还与友人谈论杜诗。受友人的启发，他在艺术上体会更深。苏轼《记董传论诗》写道：“故人董传善论诗，予尝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语，‘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岂非凡语耶？传笑曰：此句殆为君发，凡人用意深处，人罕能识，此所以为独苦，岂独画哉！”(《东坡题跋》卷三)受董传的启发，他才体会到杜诗“已知”二句艺术之妙。苏轼《听林道人论琴棋》说：“杜子美论画云‘更觉良工心独苦’，用意之妙，有举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为独苦欤！”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苏轼对杜诗时时品味研究，以寻求杜诗艺术的奥秘，故而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苏轼对杜诗的艺术也有批评，《记子美陋句》云：
“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坑(帆)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疑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最其瑕瓋，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评论表现出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表现出他过人的胆识。杜诗千汇万状，难免有轻滑与笨拙处。苏轼指出杜诗艺术上的缺点，有益于破除对杜诗学习研究中的迷信，有助于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有利于获得杜诗的精髓。
苏轼对杜甫诗的学术态度非常严肃，反对人们以自己的眼光随意乱改杜诗。他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合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及前辈，皆不敢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凝）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作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书诸集改字》，《东坡题跋》卷二)不随便改古书，无疑是我们对待古代文献应有的态度，这是科学的态度。苏轼对杜诗的文字态度非常慎重。《书子美骢马行》云：“余在岐下见秦州一马如牛，颔下垂胡侧立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马也。乃知《邓公马行》云‘肉碨礧连钱动’当作‘’。”(《东坡题跋》)他在有充分校勘依据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也不轻易改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