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铜鼓研究者统计，在中国南方历史上发现的236面铜鼓中，四川共有16面：雷波县黄琅山4面、天姑密乡5面，宜宾县横江乡3面，长宁县1面，珙县1面。在建国以来三十年出土的290面铜鼓中，四川出土10面，兴文、宜宾、珙县、古蔺诸县有8面，另会理县倮倮冲和阆中县城关各1面参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附录一《中国南方历史上发现的铜鼓》，附录二《中国近三十年来出土的铜鼓》，文物出版社，1988年。另外如1983年在兴文县、1985年在古蔺河畔、1990年在叙永县各发现1面参见丁天锡《兴文县出土铜鼓》；胡世勋：《古蔺县出土一面铜鼓》；周世华：《叙永县出土铜鼓》，分别载《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1987年第1期、1991年3期。，均为以上统计之外者。而且，从宋明时代川南泸叙（今泸州、宜宾）地区铜鼓的使用来看，以上数字不过是其中的很小部分而已。
四川发现的铜鼓有四种类型：战国至东汉初期的石寨山型，西汉中期至隋唐时期的冷水冲型，唐宋时期的遵义型，宋末元明清时期的麻江型参《中国古代铜鼓》第3章《古代铜鼓的类型》、第4章《古代铜鼓的断代》。石寨山型铜鼓最早使用者为当地的滇人，使用区域大致包括滇东北、黔西北以及广西的一些地方。凉山州会理县、金阳县出土的铜鼓是此类铜鼓最北者。冷水冲型铜鼓在川南兴文、珙县、高县一带，直到大凉山地区的布拖县均有发现，古蔺出土鼓属此类晚期。此型鼓发现最北面者为嘉陵江中游的阆中鼓，阆中是在嘉陵江中上游唯一的发现地，也是中国古代铜鼓目前已知分布的最北界限。或者认为阆中鼓属遵义型，则时间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阆中在唐初仍是僚人活动频繁之地。遵义型的分布基本上与冷水冲型的分布地区吻合而略小，川南兴文、珙县均有出土。麻江型铜鼓分布最为广泛，川南泸叙地区出土此型铜鼓较多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董其祥：《四川地区的铜鼓分面及其族属研究》，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唐武德七年（624）窦轨破“反僚”于隆州，即阆中地，《资治通鉴》卷一九〇。
崖葬
崖葬（岩葬）包括悬棺葬与崖穴葬，前者把棺木置于峭壁外的木桩上，崖穴葬则是在山崖天然或人工洞穴内置放棺木。这是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甚至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上的一种古老葬俗。在我国以福建、江西等地的悬棺葬时代最早，一般认为它是起源于南方“百越”民族的一种葬俗。今四川地区古代留存的崖葬主要集中在川南泸州、宜宾地区。
宋初《寰宇记》卷八〇载泸水（金沙江）之南的会无川（今会理），“上有深岩，岩中多仙人葬，莫测其来，远望如窗牖之间”或者认为《华阳国志》所载当地“濮人冢”是最早记载的四川悬棺葬，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指出它与悬棺葬“完全不同”，《考古》1978年第2期。此外，《太平寰宇记》卷七六载简州（今简阳）“獽人”也有岩穴葬俗，“獽人”是川东僚人的一支，简州“獽人”是由川东迁徙至此的。参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页。；卷八八载“泸州风俗”说：“其夷僚则与汉不同……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遍及“叙州南、乌蒙北”的“土僚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堕者为吉。”现有的考察材料对此崖葬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以先堕为吉”则表现了某种宗教观念，受某种观念的支配是崖葬存在的原因之一。《马可·波罗游记》记滇东北有“秃落蛮”（Tholoman）：“人死焚尸，用小匣盛其余骸，携之高山山腹大洞中悬立，俾人兽不能侵犯。”正在“叙州南、乌蒙北”范围内。
泸叙一带是西南地区崖葬最为集中的地方，清代以来方志记载不绝，称之为“僰棺崖”、“僰酋悬棺”、“僰人岩葬”、“古僰人墓”等，本地人称其为“僰子洞”、“蛮洞”、“挂岩子”，数量不少。现今悬棺葬遗迹遍及“叙南六属”（清代叙州府所辖兴文、高、筠连、长宁、珙、庆符六县），其相邻之地如四川江安、合江、纳溪、叙永、古蔺以及云南东北昭通地区等均有遗迹可寻。悬棺和铜鼓的主人
“僰人悬棺”葬主的族属是问题的核心之一，有僰人、僚人、傣族、苗族几种说法。傣族说法较早（美）葛维汉：《有关僰人（白人）的历史文献——留存于四川的最后一批傣族》，《华西边疆研究杂志》第8卷，1936年；郑德坤：《僰人考》，《说文月刊》第4卷。，已不再有人坚持。苗族说也难以成立，因为苗族是在“唐末宋初”被“火药火炮”打得西往滇黔迁逃的，进入泸叙地区则更晚参（苗族）杨汉先：《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和《贵州威宁县苗族古史传说》，分别载《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第2辑，1942年；《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蒙默：《论苗族族源讨论中的西支来源说及有关问题》，《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而当地悬棺葬俗至少在唐代就已存在。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有载：“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资料来自唐代的宋初《寰宇记》记泸州“夷僚”有岩穴葬的习俗，故悬棺葬主当属“葛僚”无疑。葛僚也即仡佬，又称为土僚，宋明时代又往往称为“僰人”。
《北史·僚传》说：“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鼓当指铜鼓，铜鼓为僚人世传之物。《寰宇记》卷八八记泸州风俗，其“夷僚”既有岩葬之俗，又有“击铜鼓”之俗，其主人为一甚明。如前所言，铜鼓是权力的象征，富顺监夷人家有铜鼓者号为右族。所以，铜鼓的所有者是僚人中的上层。《叙州府志·外纪》：“僰棺墓，在县南上下罗计诸山中，僰酋悬棺之岩甚多。”将悬棺看作是“僰酋”的葬式，这是有道理的。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有的悬棺葬中随葬品丰富，殓装裹有数层布或绸褶裙，有的腰裙上绣着“王”、“卍”等精美图案石钟健：《四川悬棺葬》，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4辑，民族出版社，1982年。，都可说明这个问题。
从时代来看，四川铜鼓基本上都不是早期类型，四川未发现过古代铜鼓的铸造点，也不见巴蜀地区关于铜鼓的早期记载。如论者所言：“大渡河两岸恐非铜鼓滥觞之地，因为四川铜鼓集中于川南一带，而且多是晚期之作，稍早的，只有会理罗罗冲出土一鼓，也非早期形式，故殊难视为铜鼓始创之地。”李伟卿：《关于铜鼓起源的若干问题》，《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2页。如前表，唐《元和郡县志》（下称《元和志》）所记静南县（今属大足）有“铜鼓山”大概要算四川地区对铜鼓最早的记载了。
与此相当，最早记载今四川地区悬棺葬或崖葬的就是前揭《寰宇记》所记的会无县之“仙人葬”和泸州夷僚的岩葬。有人推测泸叙悬棺的时间在汉代或更早石钟健：《四川悬棺葬》，《民族学研究》第4辑，1982年。，但并无证据。同治重修《嘉定府志》记与泸叙相连而处处有之的“僚洞”，说是“皆晋宋间僚人所凿”，应有一定的根据。高县、长宁县崖穴墓数量相当多，宜宾也有上百座被称为“蛮洞子”的岩穴墓，时代均在宋明何泽宇：《高县岩穴墓及其石刻考》，《民族学研究》第4辑，1982年；王秦岭：《长宁县的宋代岩墓》，《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宜宾县双龙、横江两区岩穴墓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紧邻珙县的雷波县也发现有上百座岩葬遗迹，时代在明至清初，是“土僚”的遗存刘世旭：《四川雷波县糖房坝发现岩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雷波县岩葬族属初探》，《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抗战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对悬棺随葬品进行研究，认为有的属于宋代之品李复华：《略谈珙县“僰人悬棺”的族属问题》，《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总4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79年。1946年，民族学家芮逸夫等人到叙南考察悬棺，鉴定认为保留下来的悬棺多是宋元明时代的石钟健：《四川悬棺葬》，《民族学研究》第4辑，1982年。现存悬棺遗物，主要是明代的，这是其下限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秦学圣：《“僰人悬棺”人骨初窥》，《民族论丛·悬棺葬研究专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1年。，与当地行悬棺的都掌人被明军镇压时间吻合。
铜鼓与悬棺葬的分布令人惊异地重合。如泸叙地区不但悬棺葬密集，也是铜鼓使用的密集区。前述阆中发现过铜鼓，而与之相邻的南部县传说曾发现过悬棺葬董其祥：《四川地区悬棺葬的分布及其族属问题的研究》，《民族论丛·悬棺葬研究专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1年。，表明至少有一支北上的僚人到达了这里。又如雷波一带有崖葬的存在，也曾出土过多面铜鼓，二者的主人当是同一个民族。
我认为，四川铜鼓和崖葬乃“僚人入蜀”的产物，但不必拘泥于仅仅发生在成汉李寿之时，这个过程很可能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铜鼓发现地和铜鼓地名以及崖葬集中地来看，应即入蜀僚人的主要分布区域。川南泸叙地区是僚人入蜀的一个主要通道，成为四川古代铜鼓和崖葬最为集中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三 入蜀僚人的语言遗存
现今西南民族的语言主要包含在藏缅、苗瑶和壮侗三大语族之内芮逸夫先生最早提出研究西南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并尝试为西南民族语言的语系作了初步划分，《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第3期，1943年。今据李绍明等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但在古代，特别是在汉晋之前，西南民族的语言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巴蜀被秦灭后，很快融入了中原文化系统。虽然对遍及西南的古代僚人语言归属有不同的说法仡佬语“语族、语支未定”，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仡佬语”条。贺嘉善《仡佬语简志》认为，仡佬语比较接近壮侗语族，或是其中的一个独立语支。民族出版社，1983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就唐宋史籍所载四川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作一揭示和分析。
语言的传播主要通过人口迁移和相互交流两种途径。如前所述，成汉政权时期大规模的僚人北上，称有“十余万落”，如此众多的入蜀僚人必然在当地留下种种遗迹。据唐宋时期的材料，巴蜀地区有许多带 “罗”、“思”、“都”、“赖”等字或以接近这些字读音为词首的地名，显然不能用汉语文予以解释，而这些难以诠释的地名在此前史籍中并无反映。它们分布的区域，除少数例外，基本上都在今四川中部和南部地区，与前节讨论的具有僚人习俗的分布相当重合。
“思”字头地名
四川地区的“思”字头地名不多，主要集中在泸州至眉山一带。《新唐书·地理志六》载泸州，“贞观元年以夷僚户置思隶、思逢、施阳三县”，县名来自当地夷僚，是可以肯定的，后三县并入江安。泸州所属还有思娥洞、思晏江和羁縻“思峨州”、“思晏县”等。
眉山、丹棱一带的“思濛江”，又称作“斯磨河”，显然系同语异译。此河又叫做“夷郎川”，当地“有僚居”［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四“眉州”；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九《舆地志·眉州》。，唐代当地的“夷僚”活动相当频繁。这一带，井研县有“思棱井”；眉州有“思濛镇”、“思溪峡”、“思量坎”等。另如蓬溪县有“思蓬溪”；其章县（今属巴中）有“思赖水”；营山县有“思营镇”。
《元和志》卷三〇载思州有思王县、思邛县、思邛水，《舆地纪胜》卷一七八载思州“当牂牁要路”，是僚人北上的一条通道，州有思唐山。思州治今黔东北务川，与湘西相连，是壮侗民族的世居地。《九域志》卷八载黔州东北有施州，卷一〇载夔州路有化外充州思渝县，都应为同族地名。列表如下：地名所属地名资料来源及卷数思蒙水、思濛镇丹棱县、眉山县元和郡县志32、元丰九域志7思棱井井研县元和郡县志33思隶、思逢、施阳、思峨、思晏诸县泸州羁縻州太平寰宇记88思赖水其章县（今属巴中）太平寰宇记139思安寨、思安茶场大邑县元丰九域志7思营镇营山县元丰九域志8思蓬溪蓬溪县舆地纪胜155“罗”等字头地名
带“罗”字头的地名相当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罗目”。嘉州有“罗目县”、“罗目山”、“罗蒙山”。 《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嘉州犍为郡”之罗目县，“麟德二年开生僚置，以县置沐州”。《寰宇记》卷七四载：“嘉州民与夷僚错居。……唐麟德二年置沐州及罗目县，取夷中罗目山为名。……罗蒙山在旧县北三里，俗语讹呼为罗目山。”《元和志》卷三一：“罗目，僚中山名，因以名县。”所以，“罗目”一词来自僚人没有疑问。《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四四载大渡河部有“罗目溪”，当也是同一民族留下的称谓。《寰宇记》卷一六八载芝忻州（今广西忻城）西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罗目铺”界15里，《九域志》卷九记此为 “罗目”镇，可见操此语的这支民族分布范围之广了。另如“罗浮山”，除涪州（今重庆涪陵）外，两广处多见［宋］黄裳：《新定九域志》卷八、卷九；《隋书》卷三一“宁越郡安京县”等。，亦当为同种民族迁徙所致。
唐宋时期，陵州始建县有“罗泉井”，井研县有“小罗井”，富顺监（今富顺）有罗井镇。陵井监（今属仁寿）有“奴襄井”，此地有山，以僚姓为名［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五“陵州始建县”。“奴”可能就是“罗”字的变音，另如小溪县（今属遂宁）有“奴厥山”，普州（今安岳）有奴鸡山、奴南山等地名。梁普通年间（520-526）普州“郡僚”才受“金镂书”成为政府编户［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五、卷八七。而“奴南”、“奴仑”、“奴鸡”诸山所在地的乐至、铜梁、安居（今属安岳）等县，僚人都十分众多。
泸州一带有许多地名都带有“罗”或“落”音的村镇地名，《永乐大典·泸州》记载甚详。其言泸州清流乡之怀德镇，“旧名落来镇，宣和三年安抚司状奏，据落来市乡老称，落来镇初因夷人落来归明于本镇住，遂呼镇市为落来，乞改换。得旨，落来镇改为怀德镇”。镇名之改，说明“落来夷人”已逐渐与汉民融合。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载叙南地区有“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领豕蛾夷地”，在今高县地带。其46囤中，有22囤都带有“落”音，多数在词头：黄水口上下落骨、山落牟许满吴、么落财、么落贤、落搔、么落梅、上落松、落魂、落昧下村、落岛、落燕、落得虑、落搔屯右、落能、山落寡、水落寡、落得擂、落昧上村、卖落炎、落女、爱答落、落鸥。比例之高，显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有关。这一区域在明代属僚人“都掌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