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城北门常闭不开，鉴问其故于虞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闭之。”鉴曰：“古人云‘善闭无关楗’，且在德不在门。”即令开之。戎夷慕义，自是清谧。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余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蛇形者数斗。又以朱沙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伫为之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
第二段文字记了两件事：一是打开城门示以恩德，二是发现古冢而不犯珍宝，都是在于安顿蜀地社会的举措。萧鉴治蜀取得成效，是他善于把握民心，因势利导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萧鉴得金蚕之古冢，是在“与记室参军蔡仲熊登张仪楼，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之后发现的事，进而“起坟”。而且，前揭等言蜀地富饶的《史记》等典籍都没有提到“蚕”事，《华阳国志·蜀志》明确记载第四代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也就是说，常璩所处的时代，巴蜀之民已崇祀杜宇为农业神。萧鉴为金蚕“起坟”，尚未与蚕丛直接联系起来。然而以此来安定社会、发展桑蚕业的用意十分明显。他是否真的发现藏有包括蚕形金银在内的大量珍宝古冢是值得怀疑的。
蚕丛作为蚕神来崇祀，以北宋初黄休复的记载为早。其说云：“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之遗风也。又蚕将兴以为名也，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鬻龙骨》。上海师大古籍所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67页。也就是说，至迟在宋初，蚕丛已演化或者被塑造为农桑之神。南宋中期罗泌（1131—1189）的《路史》卷四有“蜀山氏”条，其子罗苹注云：
永明二年，萧鉴刺益，治园江南，凿石冢，有椁无棺。得铜器数千种，玉尘三斗，金蚕蛇数万，硃砂为阜，水银为池，珍玩多所不识，有篆云：蚕丛氏之墓。鉴责功曹何伫坟之，内无所犯，于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
至此，萧鉴所发古冢之“金蚕”，已明确附会在了蚕丛身上，且被认定为蜀中养蚕的始祖而受到祭祀了。所谓“立神”，就是“立庙祀之”之意，属于“神道设教”一类。与《南史》所记相比，《路史》所记的萧鉴发现古冢不仅多了“立神，衣青衣”，也多了“蚕丛氏之墓”的内容。稍晚，南宋祝穆（？-1255）《方舆胜览》卷五一《成都府路》“蚕丛祠”条所载与之相类：“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弗给，瘗之江上，为蚕墓。”
至于蜀中青衣神，本与蚕事无关。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三有记嘉州界（今属四川乐山）有青衣神：“青神祠即青衣神在今嘉州界。”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七四“平羌”条有记云：“青衣津，南去县四十里，渡导江水。青衣神，《益州记》云：神号雷捶庙，班固以为离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盖此神也。”均可见青衣神关于青衣神，岳珍有《青衣神考》，考之甚备，此不赘述，载《文史杂志》2003年第2期。本非蚕神，后来与蚕神合二为一，则值得关注。中原本有祭蚕衣青衣的习俗，而蜀中有江名青衣，岷江支流。将青衣祠附会在蚕丛身上，则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融合的产物。
蚕丛从蜀国的开创者，演化为蚕神并受到祭祀，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认为，成都蚕丛祠，同后稷葬都广一样，都可视作是古蜀民“历史心性”的产物，这是蜀中桑蚕业有了发展至于唐宋极盛之时的反映。蜀中丝织业始于何时难以确考，可以确定的是在东汉时期已有传入，且发展很快，三国蜀汉时，得“锦城”之名较早记载蜀地丝织业的是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七引刘宋山谦之的《丹阳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此前未有明确记载。成都别称“锦官城”或“锦城”，大体是在蜀汉之时。《初学记》卷二七引萧梁李膺《益州记》：“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存。”。《隋书》卷二九《地理志》载蜀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唐有“扬一益二”之说，而卢求《成都记序》谓蜀“罗锦之丽……扬不足以侔其半”。宋之成都，更是“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据《宋会要》载，宋代成都府路占了各路上供绫绮类的丝物的绝大多数《宋会要辑稿》之《食货》六四之一二至一四。，成都是宋代丝织业最重要的生产基地。随着蚕丝业的日益繁荣，唐宋时成都“蚕市”兴起，于是关于“蚕”的故事多了起来，也与“蚕丛”联系在了一起。宋初田况的二十五首《成都遨乐诗》中，竟有四首是关于“蚕市”的。宋张仲殊词：“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粘红楼，车马溢瀛洲。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已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织柔，立马看风流。”［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鬻蚕器》引。蚕市是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六年四月甲子条，胡三省注。的集市，宋人说，“蚕市盖蚕丛氏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元］费著：《岁华记丽谱·蜀锦谱》，谢元鲁点校，载《巴蜀丛书》第1辑，巴蜀书社，1988年，第113页。，蚕丛进一步被塑造成了唐宋成都“蚕市”的开创者，只能表明宋代成都的蚕业有了进一步的繁盛。
（本文据2008年8月在成都双流召开的“蚕丛与农耕文化会议”提交的论文《“都广之野”与古蜀文明——古蜀农耕文化与蚕丛记忆》和2009年9月在上海师大召开的“中古地域社会形态与文明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中古时期蜀人关于蚕丛的记忆与塑造》发言提纲合写而成。主要内容刊于《中华文化论坛》会议专辑，2009年11月。）“僰国”释疑
在今四川宜宾、泸州地区，秦汉时期建立了“僰道”，根据当时的政策：“县有蛮夷曰道”，说明当地居住着“僰”这个民族。《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犍为郡“僰道”条注引东汉应邵所说：“故僰侯国也。”此后关于该地“僰国”的说法不绝于史书，似乎没有人提出疑问。今之学者为究其竟，考证求索者颇不乏人。较早有著名民族学家郑德坤先生《僰人考》载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原刊于1944年《说文月刊》第4卷。长文，对“僰国史”作了详细的考证，今人对此也多有论说。但是，古代真的存在着一个“僰侯国”或“僰国”吗？回答是否定的——虽然这多少有点令人遗憾！下面略作剖析，以释其疑。
所谓“侯国”，本是中原文化概念，是指诸侯之国，受封国之称。周分封各国国君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汉分王、侯二等。然在春秋时代，具体地说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之前，巴蜀与中原并无臣属受封之事。古代的巴蜀是一个独立于商周之外的存在，商周疆土，未达蜀地。最早言“僰侯国”的应劭为东汉末年汝南人，根据是什么？难以证实。
常璩撰《华阳国志》云：“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此段文字诸本有所不同，此用任乃强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所述基本内容源自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并补充以新的史料，如句町等。同时加以自己的诠释，如说“侯王国以十数”，这相当于司马迁所说的“君长”。其实，汉武帝之前，西南夷各部并无受中原王朝封号之事，故所言“在昔”之侯王国则无从谈起。同样，《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所说的“蜀侯蚕丛”，“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均以后世中原的封爵等级制度来描述秦国征服蜀国之前的中国西南地区复杂多元的社会政治面貌，这是不足为据的，这是生活在晋代的常璩的一个常识性错误。
有人谓受蜀王之封为僰侯，则也无可稽考。《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开明朝之第三代保子帝时，“攻青衣，雄张僚僰”，势力扩张到了今乐山地区一带。又说，开明王朝九世时，“始立宗庙。……人尚赤，帝称王”，如此，那么此时方取法中原而改制。但是否就有中原类似的分封制呢？也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有故蜀王兵兰”，“兰”即“栏”，自然与兵事活动有关。但此地指宜宾之北的赤岩山，蜀王兵事未见有更为南向深入僰地的痕迹。
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是炎帝的后裔受封在僰人所居的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宋罗泌的《路史》卷二四《国名纪》说：“江水，祝庸之封地，今朱提。”罗泌《路史》多采纬书或道家之言，好追远古，所言多有不实，早有定说，此无需多议。这个祝庸，又写作祝融，《山海经·海内经》说是炎帝的五世孙：“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晋］郭璞：《山海经》卷一八《海内经》。这和蜀为黄帝之后一类的说法一样，都不过是后人为了将“蜀”与中原正统拉上关系而衍生出来的传说。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都强解作“封”与“受封”的关系。西南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大量的原始人类居住，在“僰国”地区的河滩上，发现有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采集点，范围包括宜宾县、高县、筠连和宜宾市等七个县市。其采集地主要在南广河流域，其上流来自云贵，而这正是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地区。如此，则“僰”地的早期居民当从南方而来。
另一种有影响的说法是，西周时僰人首领曾随周武王伐纣有功，受封为“僰侯”，建起了“僰侯国”。但是众所周知，武王伐纣时的“牧誓”包括其西土或南土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未有“僰”。正如清张邦伸说：《尚书》中的牧誓八国“称之曰人，不以诸侯待之”［清］张邦伸：《锦里新编》卷一五“古梁州”，巴蜀书社影印，1984年。 。八国未闻受封，何独有“僰侯”？八国所在，难以具指，历来的解释也颇有分歧。一般认为，当距周地（在今陕西）不远。而且，武王伐纣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已经征服了在其南方的巴蜀之地，何况更在巴蜀之南的“僰国”呢？
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封其大者夜郎、滇国酋领为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在西南夷数以百计的“君长”中，“独夜郎、滇受王印”，而滇乃小邑，最受宠。至于封其小者如“僰国”酋长为侯之事，于史无证，可存而勿论也。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否认“僰国”或“僰侯国”的存在，但并不否认这个地区是古代最大的僰人聚居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谈到：战国后期，楚将军庄“略巴黔中以西”而“王滇”。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唐代之郎州在今云南曲靖之地，此道当即由古“僰国”之地向南开拓之道。秦时尚未有通夜郎和滇国之事，故“诸此国”应与“君长以什数”同义。其所谓“国”亦即古“方国”之义，是势力大小不等、彼此间多无统辖关系的民族集团，或者释为部落或部落联盟，或者释为“酋邦”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的意见，人类社会可以区分为四种类型的组织，即游群组织、部落组织、酋邦和国家。参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 古之“方国”大多作此解。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僰国”，则比较近于事实。在中国早期史籍中，所谓“族”、“国”都不能赋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义，这是没有疑义的。且国名、族名往往是不分的，如巴、蜀等皆是，这一点，早已成定论。
“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僰国”虽然其地尚无夜郎和滇的大君长，但也自有其“长”，即首领。五尺道由僰道而南直指牂牁江，所谓“僰国”应包括在“诸此国”之中。例如，《史记》所载之“巂、昆明”，唐司马贞《索隐》引崔浩说：“巂、昆明，二国名。”以今义理解，巂、昆明既无“君长”，当然无“国”。古人所谓“国”的含义应该比较清楚了。
一般而言，先秦时期一方之主或一国之君也往往“称王”，但这并不是被中原王朝“天子”所封比“侯”高一等级的“王”，后者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特定内涵。汉武帝封夜郎、滇国首领为“王”，方为西南夷受中原王朝封号之始。西汉末，王莽贬称某些民族首领之“王”为“侯”，引起轩然大波。或赐或贬，都是将这种封号政治化的结果。
虽然我不认为有后世所谓的“僰国”或“僰侯国”存在，但该地作为古代“僰人”的最大聚居区则是事实。它是夜郎、邛都、滇、笮都、蜀、巴等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与“诸此国”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主要而言，先秦时代的古“僰国”地区实际上长期处于北方蜀国和南方夜郎两大势力中间，不在蜀国或夜郎国的有效势力范围之内。
（原刊《巴蜀史志》1998年第3期）徐中舒先生巴蜀古民族史研究及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