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 ,“新文化史 ”在西方的兴盛 ,也背离了西方史学的一个传统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历史研究 ,其特征就是要对人类的活动及与自然界的互动 ,做一个长程的观察 ,然后做出概括。有一本至今在美国大学 “史学方法论 ”课常用的教材 ,仍然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 ,是为了对历史现象做出 “解释 ”(interpretation),而 解释 ”的主要工作 ,就是做 概括 ”(generalization)。而 “概括 ”的工作 ,常常需要使用对历史发展进行 “分期 ”(periodization)和分析因果关系 (causal relations)等手段。①（Conal Furay & Michael J.Salevouris, 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History (Wheeling,IL: Harlan Davidson,2000),183 -185）由此可见,描述、分析、解释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也即写作 “通史”(通古今之变),本来也是西方史家的本职。二十世纪初年的史家何炳松 (1890—1946)等人就曾观察到,是否写作 “通史”可以概括中西史学的不同—中国传统史家写作朝代史,而西方史家写作通史。当然,如同何炳松自己在《通史新义》中所说,这样的观察并不完全正确。②（参见何炳松《通史新义》(台北:台湾书屏,2008）但是,从西方古代到二十世纪,大部分历史著作、特别是一些名著,都是 “通史”类的,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兰克的《教皇史》等。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一部文化史,但与现今的新文化史不同,该著处理的是一个时代,因此也是一部 “通史”。新旧文化史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希求解释文化的时代变迁,而后者则只描述一个孤立的、微小的事件和人物,也即所谓 “微观史”(micro history)。③（有关新旧文化史,可参考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
这里没有必要详述西方史学从宏观走向微观的趋向,但简单讲来,这一转向的根源,与西方强权在战后、特别是 1970年代以后的衰落、第三世界的崛起 (亦即后殖民时代的降临)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盛行,有许多关联。④（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山东社会科学》,2008 (4)）我在讲演中曾多次提到过,兰克当年强调 “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有一定条件的。因为那时西方正处在上升的阶段,只要如实描述,便能清楚展现西方各国是人类历史演变的领头军。但当今的西方,其强权正在全球范围走向衰落,如果继续 “如实直书”,只是在变相承认失败。没有人愿意自动承认失败的,所以西方史家就避免讨论这些宏观的历史趋向问题,也不愿写作通史了。这一概括,显得有些简单化,但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芭芭拉 ·瓦因斯坦 (Barbara Weinstein)曾撰文指出,现今的西方历史研究,少有人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或许可以作为我的这一观察的一个旁证。美国思想史专家、佛吉尼亚大学教授亚伦·莫吉尔 (Alllan Megill)也观察道,以前的史家,相信历史的发展,背后有其内在的和谐与一致,但这一和谐性或一致性 (coherence),在当今的史学,也就是 “新文化史”的研究中,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莫吉尔总结道:在新文化史家看来,史家写作什么,选择什么作为题目,都只是一种主观的选择,“仅此而已”(It is no more than that)。①（（Barbara Weinstein,“History without A Cause? Grand Narratives,World History and the Postcolonial Dilemma,”Internation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50 (2005),72-73和 Allan Megill“Coherence and Incoherence in Historical Studies:from the Annales School to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New Literary History,35:2（spring 2004），207-231，引语见223））因为要对历史做宏观的、长程的分析研究,就必须处理其中的因果关系。而现今的 “新文化史”研究,只想向文学叙述靠拢,注重精致的描述,基本放弃了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而且,因为 “新文化史”常常处理的是一个孤立的小事件、小人物,因此也无法做全面的因果关系分析。总之,西方史学的当今趋向,是企图解构 (deconstruct)原来的解释框架,希求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或者干脆就不要 “立”,永远 “破坏”下去,搞 “永久革命”。这是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一个反映。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思潮,也影响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特别想解构一些原来从历史考察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如 “中国”、“汉化”、“长城”等等,怀疑他们历史的真实性和长久性。而令人扼腕的是,许多在美的中国学者、甚至在中国的史学家,也追求时髦,参与了这一 “解构”的工作,并为之提供注脚和佐料。问题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建立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强权,现在遇到了危机,需要进行解构和反省,而中国甫从受压迫、受欺凌的境地中走出来,正想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解释框架,我们何必也依样画葫芦,自我解构,自毁长城?
认识余英时
余英时先生是我们当代一位杰出史家 ,也是我敬仰的一位学者。这几年来由于同住在新泽西州 ,所以有不少接触、讨教的机会。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我对余先生治史的观察 ,以做本文的结束。许多读者知道 ,余先生近三十年来 ,虽然在美国工作 ,但注重用中文发表论著 ,许多人对此有些不解。据我所知 ,余先生的英文写作能力 ,绝对是一流的。但他注重中文著述 ,据他自己所说 ,是因为他不想花许多时间 ,将引用的中文的史料译成英文 ,事倍功半。这显然是自谦之语 ,不过他的话也令我想到 ,吾辈与其吃力地紧跟形势 ,尽可能将自己的研究 ,与国际 (其实也就是西方学术 )接轨 ,希求博得西方同事和学术界的认可 ,是否也应像余先生那样 ,从中文学界的需要出发 ,写作一些中国读者喜欢读的东西 ?举例来说 ,余先生最近写了一些有关胡适和顾颉刚的论著 ,这些思想史的研究 ,在当今西方学界是不受青睐的。但在中国学界 ,却有不少读者。①（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台北 :联经 ,2004)和《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 :联经 ,2007)）比如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和五四研究 ,都还比较侧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罗志田、桑兵和欧阳哲生教授 ,都拥有不少读者。他们论著的流行 ,显现出中外史学潮流的明显差异。②（参见王晴佳 ,“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 ?浅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北京大学学报》,2009 (6)）
但我想讲的还不止这一点。依我管见 ,余英时先生用中文写作 ,是他不想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美国学者 ,抑或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华裔学者 ,并得到美国史学界的承认和赞赏。他也许更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当代传人 ,因此中文写作就不是仅仅为了省力 ,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期许 ,也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不屑。余先生的治史范围和兴趣 ,也可证明这一点。他早年研究汉代的历史,注重的是汉朝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关系。这一关系毋庸赘言是汉代历史的一条主线。以后他研究明清的历史,侧重的是明清文化的转型,又是那段历史的一条主线。近年他转向研究宋代的历史,写出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分析了理学的兴起,又显然是所有研究宋史的人必须注意的问题。目前他所从事的研究,是想探究唐代的诗歌文化。①（Ying-shih Yü,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和《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2003)。有关余英时先生正在从事的唐代诗歌研究,为笔者近年拜访余英时先生时,蒙先生相告）诗歌在唐代的发达,前所未有、后无来者,因此还是唐代历史的关键。我想写到这里,各位也许会知道我的用意了。余先生志向高远。他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宏观的大问题,其用意是对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达到一种画龙点睛的理解。我们研究历史,要想获得与余先生一样成就的,恐怕不会很多,本人更无此奢想。但中国有句老话:“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我们与其追随那些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文化焦虑甚至危机的史学潮流,还不如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借助自身文化的特点和积淀,选择研究一些反映中国文化特性的历史课题。读者读到这里,可能感觉我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写书讨论以 “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史学界新潮,另一方面又告诫读者不要 “随大流”,人云亦云,对这些新潮加以模仿。其实在我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了解新学术的原因,是为了 “知己知彼”,而了解的目的乃至手段,就在于如何找出其弱点并加以批评和克服。而持这样的态度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也许更能辩证地体现当今全球化的特点。因为全球化的开展,通常是以其 “在地化”(globalization)为前提、并与之互为表里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