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 “送出去”能帮助推进中外史学的交流，那么 “请进来”也许意义更大，因为安排外国学者在华讲学，可以享有广泛的听众，嘉惠更多学生。民国初年，胡适 (1891—1962)将其美国老师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请到中国讲学两年，自己亲自担任大部分场次的翻译，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到中国讲学的国际学者还有英国的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和印度的诗人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这些访问都是一时佳话，至今亦为人所不断传诵和研究。顺便一提的是，泰戈尔的访华，张先生的老师张歆海也是组织者和翻译者之一。张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一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在他出访国外期间，广交朋友，有选择性地邀请他们到北大和中国其它学校讲学。他虽然自谦，他的朋友 “三教九流”都有，但他邀请来华访问讲学的史学家，真称得上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都是当今世界史坛上叱诧风云的一流人物。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不一个个罗列。张先生在其 “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一文中，开列了一个他邀请访华讲学的西方史学家名单 ，读者可以参考。该文写于 1989年，系为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教授 65岁诞辰祝寿所撰。在这以后张先生又继续邀请了包括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欧洲文化史名家彼得 ·伯克 (Peter Burke)和德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约尔根 ·科卡 (Jürgen Kocka)等史学界名流访华。
更可贵的是 ，张先生常能慧眼识英才 ，在一些史学家尚未成大家以前 ，就安排他们来华访问。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法国史研究名家琳 ·亨特 (Lynn Hunt)教授。张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了亨特教授 ，后者不久访华 ，在北大讲学。亨特教授那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 ，虽是名校 ，但她还是一位普通的教授 ，出版了两本著作。以后亨特教授转任宾州大学欧洲史讲座教授 ，现又任加州洛杉矶大学欧洲史讲座教授。她于 1991年被选为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 ，2002年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成为 “北美最受尊敬的史学家之一”。张先生去世以后 ，亨特教授为缅怀她与张先生之间高山流水般的友谊 ，寄来了真诚恳切、言简意赅的悼词 ，其中写道 ：“张芝联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旺盛的求知欲、精湛的外文和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交友之道 ，使他成为一位罕见其匹的学者和老师。我会永远怀念我们在伯克利、北京、巴黎和都柏林相遇时一见如故、推心置腹的交谈 ”。
二、语惊四座，余音绕梁
正是由于张先生能自如地与这些当代史学名家来往 ，并建立长久的友谊 ，因此在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中 ，史学史研究抑或对当代历史研究态势发展的研究，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1979年之后 ，张先生经常有 (找)机会出访外国，与引领史坛风骚、活跃在历史研究前沿的史家亲身接触、交谈 ，因此能很快了解史学发展的趋势。但如果以为张先生的外国史学史研究 ，只是建立在茶余饭后的闲聊基础上 ，那就大错特错了。张先生的父亲张寿镛是有名的藏书家，而张先生又是张寿镛众多子女中有心继承父亲教育和学问事业的一位 ，因此张先生亦是一位 “书虫”，以遨游书海为乐趣。他出访国外的时候，有一个兴趣就是购买新出的学术书籍，带回国内研究。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的收入并不宽裕，而外文书籍一般都很昂贵，但张先生见到有用的书，常常不假思索地买下。张先生又非常慷慨，回国以后如果有人需要，他就会将这些新书借给他们。笔者在求学时代就受过此种优惠。而最近几年，张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也经常托我在美国买书，找机会带给他。亨特教授说张先生有 “旺盛的求知欲”，此言不差。张先生研究欧洲历史，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最为热衷，曾任中国十八世纪研究会会长。他去世以前，就一再要我注意西方思想史名家波科克 (J.G.A.Pocock)正在撰写中的《野蛮主义和宗教》(Barbarism and Religion)的多卷本巨作，嘱我 “出一本买一本”，因为该书为名人名作，展现了西方学界有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最新成果。可惜波科克的书还没写完，张先生人却已作古，思之不禁潸然。
上面已经提过，要想将外国史学动态有效的介绍、引进到国内学界，必须对其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张先生自大学求学时代起，便选择西洋历史为其主攻之一，因此学有经年。而他注意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也早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许多苏联史学家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那时张先生刚到北京大学任教，年富力强，又学习了几年俄语。在翻译苏联学者康恩 (Igor Semenovich Kon)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 (Filoso fskiǐ idealizm i krizis burzhuaznoǐ istoricheskoǐ mysli： kriticheskie ocherki filoso fii istorii e pokhi imperializma)的时候，对译者提供了许多帮助。可见张先生在那时，就已经十分注意西方历史思想和史学史的变迁，并掌握了充分的知识，而且他的俄语也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他虽然年纪相对较轻，但他在欧洲历史研究上的造诣，已为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所赏识，也为国内其他研究世界史的同行所认可。1958年由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哈佛毕业的史学家出面主编《世界通史》的时候，张先生应邀成为近代史分卷的主编之一，便是一例。张先生去世以后，当时一同参与编写工作的朱寰先生在唁电中感伤地写道：“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深深敬佩先生的学识和人品”， 可见张先生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
正是由于张先生对于欧洲历史的演化发展，学养深厚，因此他在研究史学史的时候，能发现和提出尖锐的问题。这里仅举一件国内鲜为人知的事例，以飨读者。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德国的兰克学派影响卓著。兰克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提倡用档案史料治史，一生著述宏富，到了晚年又着手写作一部世界史。1986年在兰克冥辰一百周年之际，兰克私人藏书和手稿的收藏地、美国锡拉丘斯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由伊格尔斯教授等主持，参加者包括上面提到的英国的伯克教授等研究欧洲历史和史学史的国际知名专家。张先生也应邀与会。他虽然没有发表正式的论文，但他在会上的提问，却语惊四座。他指出兰克虽然有志写一部世界史，或者普世史 (universal history)，但其中却不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为在兰克眼里，中国等地只有 “纪年”(chronology)，而没有 “真正的历史 ”(real history)。张先生说道：“我们自然并不指望兰克对于中国历史有多少了解，更何况懂得我们的语言”。“但是”，他尖锐地指出，“在兰克之前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则已经对中国的历史有许多兴趣”。他举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为例来做说明。他说伏尔泰的《论风俗》(Essai sur lesmoeurs)一书与兰克的世界史，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前者有全球的眼光，而后者则是欧洲中心论的典型表现。更重要的是，张先生说道，兰克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 “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通”，却又将中国的历史时代排除在外。这正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史》(Siécle de Louis XIV)中嘲笑欧洲耶稣会士那样，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上帝的子民，另一方面又强调说这些中国人必须皈依、服从天主教。伏尔泰的讽刺在于，既然中国人在上帝眼里是平等的，那么耶稣会士何必要如此辛苦呢？换言之，其实这个 “上帝”还是西方人的 “上帝”。兰克的所谓与各个时代相通的 “上帝 ”，也同样如此。最后，张先生以他一贯的机智、幽默总结说：“我们对于兰克也用不着苛求，因为像他这样狭隘偏见的欧洲人并不是他一个。据说拿破仑说过：‘如果中国苏醒过来，世界将会颤抖’，暗指中国永远沉睡不醒。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历史研究者的世界—是否正在颤抖了呢？”据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描述，张先生发言之后，引起全场 100 多人的一片掌声和笑声。该记者接着写道：“看来即使在这个地方，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兰克也不显得那么神圣了”。用一句当今流行的话来说，兰克由此 “走下神坛了”。
张先生的发言，虽然简短，但却一语中的，切中了兰克史学作为近代史学典范的薄弱要害—兰克史学虽然在方法论上与其它史学传统有相通之处，但就其历史观和史学思想而言，则集中表现了十九世纪欧洲中心论观念和欧洲人妄自尊大心理。就此意义上说，张先生的简短提问，比一些长篇大论更有价值。更可贵的是，张先生的发言，旁征博引，论证鲜明，真是窥一斑而见全豹，足见他在欧洲历史和史学研究上的高深造诣。他的杰出表现，让与会者对中国学者刮目相看。
由于张先生于欧洲历史的渊博知识，因此他的外国史学史研究，常能独具慧眼，也即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 “预流”———发现最具发展潜力、能领导史学潮流的人物和流派。有关张先生对于法国 “年鉴学派”的介绍和研究，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的确，国内的历史学界知晓 “年鉴学派”，归功于张先生，因为他在1970年代后期就已经撰文讨论该学派的内容和影响。在这之后，“年鉴学派”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在史学界家喻户晓。但比较起来，张先生的研究最为真切、踏实，因为他不但法文好，是法国史的专家，而且还与 “年鉴学派”的许多领导人物，有私人之间的交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的专家，与那些史家，有一种同行的关系，更受到对方的尊重，而他的描述，也讲的是 “行内人的话 ”，既有赞赏，又有批评。譬如张先生对于 “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的史学成就，就有专文研究，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布罗代尔对于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 “三个时段”的观点，并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更注重所谓在 “长时段(longue durée)里面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地理环境、气候变化、人口增减等。这一视角，在历史研究的发展史上，的确有 “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古往今来，历史研究的重点，无论中外，基本都放在考察、描述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上面。但布罗代尔继承 “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注重地理环境的传统，将之深化发展，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中，细致描述地中海的生态及其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布罗代尔选择菲利普二世这个时代来研究地中海的生态环境对于当时历史的制约作用，颇具史识，因为在菲利普二世执政的时代，正是西班牙作为大国崛起的高峰期。以往的研究，都比较注意菲利普本人的雄才大略，但布罗代尔一改旧习，以地中海的自然环境作为考察这段历史的视角，使得他强调 “长时段”的观点，更具有震撼力和说服力，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在他以后完成的《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三卷本巨著中，布罗代尔又深化、发展了他的 “三个时段”的历史观，希图全面、整体地描述和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版以后在西方学界普受赞誉。
张先生以他对于欧洲历史和史学的雄厚知识基础，对于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的创新方面，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布罗代尔新的时间 (时段)观念和构造 “全面历史”的努力，是一种 “独特的创造”，而在战后提出和提倡这些新的治史理念是 “合理的、有远见的”。至于布罗代尔本人的这两部代表作，也 “是出色的，颇有说服力的”。但瑕不掩瑜，张先生在赞赏之余，也指出布罗代尔以及 “年鉴学派”的弱点。以布罗代尔的论著而言，他认为通过 “三个时段”来考察历史的演化，有其新颖和必要之处，但还必须指出三者之间的 “辩证关系”。而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三者之间似乎是毫无关联的。另外，张先生也指出，布罗代尔有点矫枉过正，无视在15和18世纪之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譬如宗教改革、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等。易言之，在布罗代尔的历史叙述中，人的作为和能动性似乎完全丧失了作用，这显然是有所偏颇的。
三、东隅已逝，桑榆未晚
从1978年张先生发表第一篇有关法国史学的论文以后，他在外国史学史的介绍、研究方面，勤奋耕耘、成果累累。其实，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
(1978—1988)，也是张先生整个事业的一个巅峰期。可惜的是 ，由于文革十年的动乱 ，生于 1918年的张先生 ，那时已是一位花甲老人了。但东隅已逝 ，桑榆未晚 ，所有认识张先生的人 ，都钦佩于他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和机智的谈吐 ，根本无法想象他已接近退休的年龄了。顺便一提的是 ，在这十年之末 ，张先生确实在 1988年以古稀之年从北大退休了 ，但他追求学问、弘扬学术的干劲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 ，却丝毫没有改变 ，仍然东奔西跑 ，继续充当 “学术交流大使 ”达二十年之久 ，直到他于 2008年 5月 27日遽然告别人世为止。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张先生到国外开会 ，从来不借此游山玩水 ，其认真态度 ，让我们这些晚辈自愧不如。比如他在 2005年到悉尼参加第 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我不记得他去过什么旅游景点 ，每天都按时到会场开会。他的夫人王双对我说 ，“也许张先生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样大的国际会议了，所以格外认真 ”。其实这是王双谦虚的说法 ，因为据笔者了解 ，这是张先生一贯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