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革命与诗界革命，用意皆起于救文胜之弊，要求文学要有真实的内容。为表达真实的内容而要求文字形式的方便适用。为了检验自己的主张，为了反驳和说服反对者，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将来得以实现，他几乎把本应用于学位论文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来研究文学，研究文学史。到1916年春间，他体认出中国文学，在历史上已经过几许革命了。“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胡适留学日记》，862页。）散文也经历了多次革命：孔子至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说理、记事之文，皆有不朽。六朝之文本可观，但以骈俪盛行，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功在恢复散文，讲求文法。初唐之小说家，亦“革命功臣”。至宋，已觉出古文不便谈哲理，遂有语录体盛行，此亦一大革命。至元代，词、曲、剧本、小说，“皆第一流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同上书，862～863、866页。）。他从历史上这种文学革命的变迁中看出一个规律性的事实，那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逼上梁山》，见《胡适自传》，111页。）。胡适说文学革命只是这种文字形式的革命，不免有些片面，但这种文字形式的重大变迁毕竟是文学自身历史变化的明显事实。到这时，胡适对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已充满自信。他坚信，白话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正宗。
这年6月，胡适因赴克利夫兰城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路过绮色佳，得以和他的朋友任鸿隽、杨杏佛、唐钺重聚。胡适在绮城停留8日，其间曾系统地向他们谈出自己已臻成熟的文学革命见解，细论白话文的种种好处。提出要“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胡适留学日记》，939～943页。）的主张。任、杨、唐诸位虽未接受胡的主张，但对胡的实地试验的态度已有某种容纳的精神。此后，任、杨诸位不时亦作几首白话诗送胡适，任鸿隽甚至决定科学社年会的演说也开始采用白话。
当胡适从克利夫兰返纽约，再过绮色佳时，恰值梅光迪亦在那里。梅氏仍大攻胡适的“活文学”之说。一是斥责白话鄙俚，不足与于文学；二是攻其“功利主义”，而主张唯美主义。这第二点留待后面再说。
胡、梅的争论就在这时期达到了最高潮。
引发高潮的导火线是任鸿隽的一首古体诗。原来，胡适回纽约后，任鸿隽等继续在那里消夏。一日，诸友游该城之凯约嘉湖，不慎翻船落水。事后，任氏追记此次游湖翻船的事，作一首《泛湖即事》诗寄赠胡适。诗为四言古体，其写翻船一段曰：“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胡适留学日记》，975页。）胡适读后，认为“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作。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是鄱阳、洞庭”（《胡适留学日记》，975页。）。任氏自以为此段最为用力之作，却被胡适批评为“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浪之套语”，“故全段一无精彩”。且批评诗中用了许多“三千年前的死句”（同上书，976页。）。任氏为人憨厚，对胡氏的“全盘否定”的批评，仍答以“极喜足下能攻吾之短”（同上书，976页。）。但胡适的批评被梅光迪看见了，他却大为不满。他写信给胡适说：“读致叔永片，所言皆不合我意。本不欲与足下辩，因足下与鄙意恰如南北极之不相容。……然片末乃以dogmatige（教条、独断之意———引者）相加，是足下有引起弟争端之意。”于是他指责胡适视古字皆死，唯白话为活字，故“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直欲“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而“俗语白话”“鄙俚乃不可言”。若如此类方为“活文学”，则“村农伧父皆足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蛮，南洋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7月17日），见《胡适留学日记》，977～980页。）。
胡适认为，梅氏误会了他的意思。他并不认为文字凡古皆死。他以为字无古今，而有死活。他也不认为凡俚语俗字皆美，但承认俚语俗字中包含有大量可供诗人美术家加以提炼的好材料。梅氏将俚语俗字拒之千里，视为鄙俚不堪，只配供村农伧父之用，这是他与胡适根本态度上的不同。胡适写了一首长篇打油诗回答梅光迪，以申说上述两层意思。全诗106行，近千字，共分5章。兹引录其第一章与第五章如下：
（一）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梅致胡适信开头有“天凉人闲，姑陈数言”之句，胡适遂如此起句。）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若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
（五）
人忙天又热，老胡弄笔墨。
文章须革命，你我都有责。
我岂敢好辩，也不敢轻敌。
有话便要说，不说过不得。
请君莫笑白话诗，
胜似南社一百集。（《胡适留学日记》，965～974页。）
中间第二章，申明字无古今，却有死活。第三章，讲文章亦有死活之分，反对今人强学古人，作几千年前的文章。第四章，讲俚语俗字正是文学家锻炼出好文章不可缺的材料。
胡适用打油诗的诙谐笔法来申说己意，原想或可较严肃的辩论更易于为老梅所乐闻。不想事与愿违。梅氏读此诗，觉得“如儿时听‘莲花落’，真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认为胡适的白话诗是附庸西洋诗界革命之徒，“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7月17日），见《胡适留学日记》，981～983页有摘要。）。这封信于文学革命、白话文、白话诗等几乎毫无讨论，而唯力言胡适附和“新潮流”，好名邀誉，词气颇近攻讦。他认为，近世欧洲思想界、宗教界、文学界，概由“新潮流”得势，弄得“真伪无分，美恶相淆”，他甚至认为这是欧洲大战的一个原因。他警告胡适：“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要他“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且声明“此为最后忠告”（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7月17日），见《胡适留学日记》，981～983页有摘要。）。
可以想象，胡适见此信，定是老大不高兴。而且“最后忠告”一语，亦未免言之过重。胡适竟以为，老梅从此不再与他来往了。所以在给任鸿隽的信中说及老梅要与他决绝。此信又为老梅见到，赶紧给胡写信，一则说明并无“与足下绝”之意，二则又“更进数言”。此信近二千言，主要意思：（一）其所以怀疑“新潮流”，乃因“自负过高，不轻附和他人”。言外之意，是说胡适自无主见，轻附他人。（二）文章体裁应严加分辨。“诗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非白话所能为力”。（三）白话“其源出于市井伧父之口”，“故有教育者摈之于寻常谈话之外，惟恐不及，岂敢用之于文章？”（四）文章愈高，用字亦愈精细。莎士比亚为“贵族诗人”，其著作用字达一万五千。中国古人用字亦极精细。例如称二岁马为驹，三岁或四岁马为，八岁马为，白额马为，饱食之马为，等等。（五）提出他自己的所谓“文学革命”主张：（1）摈去通用之陈言腐语如南社诸子的俗套；（2）效古人对马的分别称呼那样，恢复古字，尽量增加字数；（3）添入新名词；（4）“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加入文学。”但他声明：第二点“最有效用”，而第四点“最轻、最少效用”（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8月8日），见《胡适留学日记》，1008页有摘要。）。看来，梅氏所谓文学革命是在革去其俚俗性，而提高其贵族性。其宗旨不啻是与胡适为“南北极之不相容”。
胡适接此信，未即作复。两三个月间，颇用力于实地试验白话诗，居然成了《黄蝴蝶》、《尝试歌》、《他》、《赠经农》等几首白话诗。（这几首诗后来都收入《尝试集》（其中，《他》于增订四版中删去）。）这以后，胡、梅两人仍续有争论。但大部分已经离开文学革命本身的具体问题，从中颇可看出，他们的争论具有更深层的时代意义。
三
胡适与梅光迪的争论，一直延续到20年代，争论的范围不局限于文学革命的问题。但要了解他们争论的时代意义，还必须从引起争论的白话文学的问题入手加以分析。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白话文学取代古文文学的正宗地位，究竟是不是一种正当的历史要求？
我们都知道，用白话作文作诗本不是胡适的发明。但明确地主张白话文学应为文学的正宗，并发动和领导了有充分自觉意识的文学革命运动，这确是胡适的功劳。我在《论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此文原为应北京出版社文艺部之邀而写，初名为《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1979年10月），收入拙著《胡适研究论稿》时，改题为《论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一文中，曾简述清末开始的白话文逐渐兴起的历史，像黄遵宪、梁启超、狄葆贤等等，都曾有提倡白话文的言论。1898年，《无锡白话报》创刊，甚至提出了“白话乃维新之本”（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转见《时务报》第61册。）的说法。此后一个时期，白话报刊颇盛行，皆以开民智、救国、富国相号召，也有不少白话小说问世，报刊上也经常出现一些新民谣。那时革命派和立宪派还经常利用白话讲演和白话传单来号召群众。可以说，在清末，已经形成了白话文的客观需要。在应用范围内已经逐渐产生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趋势，只是在纯粹文学范围内，特别在诗歌领域内，古典主义仍占居绝大的优势。只要看看热心革命运动的南社诸子的作品就可知道，即使思想已很前进的文人，仍以古文和旧体诗为正宗。这就造成了明显的不协调的状况：一方面是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运动；另一方面，文艺却大多仍沉寂在古典主义之中。一方面，政治上进取的人们需要群众参加他们的运动，所以作些白话宣传品给他们看；另一方面，对于文学艺术，他们仍视为自己所属的一群“上等人”的禁脔，不许“下等人”的群众分享。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胡适提出了“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胡适留学日记》，956页。）。这正好道出了文学世俗化的客观历史要求，道出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梅光迪责备胡适提倡白话文是附会欧洲的什么新潮流，实是梅氏自己脱离实际，不了解中国社会思想、文学艺术发展的脉络和趋势，是自外于历史潮流的缺乏真知灼见的议论。
我们在胡、梅两氏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平民主义与贵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趋向。胡适认为，文学“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而梅光迪则认为，文学尤其是诗，“乃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的表现，决不可以“出于市井伧父之口”者掺入其间。若作白话诗，“此等诗人断不能为上乘，不过自好其好，与诗学潮流无关”（梅光迪致胡适的信（1916年8月8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3页。）。后来，文学革命运动已经席卷全国的时候，梅氏犹悻悻然指责“新文化领袖人物，一切主张皆以平民主义为准则”（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载《学衡》，第2期。）。在梅氏看来，上等人连平日谈吐都不屑用寻常人的语言，何况写文写诗，涉于“高文美艺”之境者？这是近代中国一部分守旧文人的典型心态。国家被侵略，“国将不国”，社会风气日下，礼教沦丧，思想潮流纷纷涌入，儒学一尊已被打破，昔日以宗国砥柱、礼教传人、圣贤弟子自居的这批人，到这时，可以夸耀于人、而又足以自慰的，似乎只有他们能诗能文的“才华”了。他们的诗文，不以内容、思想取胜，而唯以文辞古奥、用典奇僻和韵调变化的技巧相夸示。他们深深陶醉于这种外国人所没有、寻常中国人所不懂的文字游戏之中。王树柟夸称“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故旧文存自序》。）。贵族主义、古典主义的文学是中国一部分精神贵族式的文人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梅光迪本不属这类人，但由于他深受乃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又个性过于清高自持，好引古人、外人以求自胜，不肯研究实际问题，遂不免于文学见解上沾染文人气习。1922年4月，梅光迪发表《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进一步为其贵族主义观点辩护。他说：“学者为少数之事，故西洋又称智识阶级为智识贵族。人类天才不齐，盖以教育之差，故学术上无所谓平等。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贵之产物，如哲理、文艺、科学等；非降低少数学者之程度以求合于多数也。”（《学衡》，第4期。）此论初看起来，似亦有理，实则只是脱离实际的空论。知识阶级如果真想提高多数人的程度，他们就必须去了解多数人，就必须用多数人能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去接近他们。而这样做，实际就是文化下移的过程，就是平民化的过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降低少数以迁就多数，实则是为学术文化铺垫更广阔更雄厚的基础。在这种普及化、平民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大量的新问题，给少数富有天才的学者提供创造的新机会。坚持贵族主义立场的人，不懂得这个很平常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