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佛教是三大世界宗教之一，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以其特有的内涵和方式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长期存在、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成了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客观基础。宗教研究是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在我国宗教研究领域中，佛教研究起步最早，研究人员最多，研究热度最高，研究范围最广，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
我国历来具有重视撰写僧传教史的传统，当代学术界承此传统，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成为本世纪学术界佛学研究的重心所在。研究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方法细密，考证精审，论述严谨，文字精练，创见迭出，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好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汤氏的《隋唐佛教史稿》系大学讲义，勾勒出了鼎盛时期中国佛教的轮廓架构。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释氏疑年录》三书，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已出三卷，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充分地吸收利用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和考古发现，内容充实丰满、富有新意。
对佛教义理、思想及其发展演变历史的研究，是近百年来佛学研究的重点。早在1919年谢无量推出了《佛学大纲》，后来诸如蒋维乔的《佛教概论》、黄忏华的《佛学概论》、王恩洋的《佛学通释》、印顺的《佛法概论》，以及笔者的《佛教哲学》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在佛教思想通史类著作中，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两书极具功力。前者系统论述了印度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教、中期大乘佛学和晚期大乘佛学，后者论述了中国佛学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及思想渊源等，穷原竟委，条分缕析，学术价值甚高。
对于宗派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的研究，在本世纪也屡次兴起热潮。胡适是现代禅宗史研究的开先河者，2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禅学古史考》、《楞伽宗考》、《菩提达摩考》等文章，对早期禅宗史提出了独到见解，有力地推动了禅宗的研究。印顺的《中国禅宗——从印度禅到中国禅》，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等，也都对禅宗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外，对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唯识宗，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对佛教人物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对慧远、僧肇、法藏、慧能等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研究，均有专著问世。撰写佛教高僧评传的态势方兴未艾。
佛教文献的整理、考辨、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如南京金陵刻经处选编的《藏要》，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和陈士强的《佛典精解》，以及吕澂的《新编大藏经目录》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大陆"传统文化热"同时，佛教文化研究也出现热潮。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作，一时如雨后春笋，佳作迭出。
藏传佛教研究的成果也引人注目，重要的有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等。在上座部佛教研究方面，有刘岩的《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张公瑾的《贝叶文化论》等。
我国的宗教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学者们的潜心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该书既采用客观性方法即"描述性"研究，又采用主观性的方法即"规范性"研究。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同时，借鉴西方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宗教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论述。罗竹风主编的《宗教学概论》，力图客观考察宗教的结构、内容以及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为人们提供对宗教的全方位的客观认识。罗氏主编的另一著作《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则从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出发，全面地展示中国宗教的历史概况，并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论证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薄弱环节和不少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提高。当前的重要问题是：（1）研究人员缺乏创新意识，研究工作缺乏开拓性。如对佛教研究中的难点和宗教学理论研究的很多分支学科，迄今尚无显著成果。（2）当前研究仍以传统方法为主，虽然也趋于方法的多元化，但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多元化方法，总结新方法来研究佛教与宗教学理论，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3）在佛教研究方面，对宋代以后的佛教、西域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律宗、三阶教、唯识宗、净土宗、居士佛教、女众佛教、大众佛教（民间佛教）、当代佛教等领域的研究均比较薄弱，至今尚未完成一部系统、全面、深刻的中国佛教通史。（4）宗教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远远落后于实际，对宗教发展的现状、问题，均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相应的研究。（5）资料建设和学术交流的规模和质量与宗教学科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称，阻碍了学科的发展。（6）研究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宗教学理论研究人员缺乏，亟待培养、扶持。（7）全面、系统的学科规划不够。（8）研究体制陈旧，不利于发挥研究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佛学与宗教学研究基地的发展构想
为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之路，作为佛教与宗教学理论领域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提出如下的发展构想：
1.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健全科研管理制度，为本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为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本学科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我们在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借鉴国外知名学术机构和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管理制度，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科研管理制度方面做了一系列积极的尝试，制定了一整套科研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制度》、《重点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学术会议组织条例》、《访问学者接待条例》等。
《人事管理制度》和《重点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是研究基地的重点规章制度，其要点是建立和完善以下机制：（1）所长负责制。所长全权负责本所的科研、人事、学术交流、咨询服务、经费使用等事务，对学校与教育部有关职能机构负责。所长聘任副所长协助进行日常管理工作。（2）全面开放制。本所的研究项目、研究工作、研究条件全面开放，鼓励竞争。校内与校外、国内与国外及境外的个人或单位均可申报本所的项目或带课题、带经费申请进入基地从事研究。（3）人员流动制。对本所的所有专、兼职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制，并与课题制直接联系，实行申报课题或带课题进研究所，完成课题后出研究所，以及根据研究需要和研究成效及时聘任、解聘的人员流动机制。（4）项目合同制。为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和研究人员的良性流动，所长与所有受聘人员签订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如期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的研究人员实行奖励，对未按期完成项目的人员追究其相关责任。
《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规定：为保障课题规划、课题设计、课题招标、课题评审的高水准和权威性，本所决定聘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全国著名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全面负责指导、监督包括课题规划、课题设计、课题招标、课题评审在内的本所的学术研究活动。
《学术会议组织条例》和《访问学者接待条例》则为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的顺利举办和国内外访问学者来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制度保证。
此外，我们还将借鉴国外知名学术机构的经验，制定《学术活动利益回避制度》、《学术规范建设条例》，完善《学术刊物匿名审稿程序》，争取为本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2.确定学科发展战略，做好科研项目规划，全面提高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
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健全科研管理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大力推动本学科的有序发展，全面提高本学科的科研水平。加强学术研究、提升学术水平、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是本学科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基地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
要全面提高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首先必须明确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学科的发展战略，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项目规划，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标的方式竞争承担研究课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度全国高校系统本领域的研究资源，发挥集体攻关的优势，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以此带动本学科健康、有序、可持续性地发展，全面提高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