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臣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至今刚好两千年。
值此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之际，记者就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采访了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方立天。
佛教是如何中国化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独特的宗教信仰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与儒、道并列成为三大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是如何应对排拒，化解障碍，消除矛盾，而为中国人所接受，得以存在发展的？方立天教授一言以蔽之："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他认为，佛教能够实现中国化，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与中国世俗政治的协调。自秦汉至清代，中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皇权至上，决不容许神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也不容许神权漠视皇权的尊严，更不容许神权对皇权的挑战。因此历代皇帝都要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驾驭、控制、支配、管理宗教，使其服从自身统治的利益。严峻的现实使中国佛教上层精英逐渐认识到，妥善处理佛教与封建皇权政治的关系，是佛教在中国获得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东晋时佛教领袖道安就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的弟子慧远提出的"政教离即"论，更是全面地阐发了政教关系：既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维护佛教的独立立场，又强调佛教的道德教化有利于政治统治的巩固，论证佛教与政治的一致性。这是封建时代佛教僧侣对政教关系所能做出的最出色的总结，为中国佛教处理政教关系确定了原则立场。为了协调政教关系，自5世纪末开始，中国佛教还设立了僧官制，以匡正僧众纪律，控制僧团势力。保持与世俗政治的协调关系，是佛教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二是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摩擦和冲突，但相互的融合是主要的。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佛教吸取、融摄儒、道。如用道家的专用术语来翻译佛经的一些概念，用黄老的无为思想来解说佛教宗旨，用魏晋玄学来诠释佛教般若学。佛教学重视融摄儒家的伦理思想。僧人出家，不拜皇帝，不拜父母，曾遭到儒家学者的强烈抨击。后来中国佛教学者也转而提倡忠孝，宋代契嵩撰《孝论》12章，系统阐发了戒孝合一论。另一方面是佛教对儒、道的影响、渗透。如僧肇撰《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实际上是对魏晋玄学基本问题的总结，推进了玄学理论的发展。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更是大家公认的，佛教的理事学说、心性思想和修持模式等成为理学的重要来源。佛教的禅宗和儒家的理学，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互动而产生的两大文化成果。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使其自身发展成为儒、道并列的三大传统文化之一，三者的融合甚至达到了"三教合一"的程度。
三是中国佛教的文化学术创造。中国佛教学者重视佛教学术研究，独立判别印度佛教经典的高下，选择某类经典为本宗崇奉的最高经典，并结合中国的固有文化加以融通，创造出新的宗派。隋唐时，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律、密、净土、禅八大宗派。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学术的繁荣，对佛教的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佛教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另一重要创造。佛教传入中国后，原来"三衣一钵，游行乞食，树下一宿"的教制，与中国重视农耕、北方气候严寒等国情、民俗不相适应。中国佛教及时自我调整，逐渐形成定居式的僧团制。唐朝时全面建立了僧团管理制度，如长老制度，重视劳动生产的农禅生活制度，僧侣服制也由印度式改为中国化的唐朝衣冠。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特别是农禅并重的制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生产方式，对缓解佛教与上层统治的矛盾，维系僧团的生存，维护中国佛教的持久发展有重大作用。
中国——大乘佛教第二母国
方立天教授充分肯定了中国佛教两千年发展的积极意义。
12世纪末13世纪初，印度佛教被外来势力所消灭。而中国佛教却不断得到发展，并传入周边国家和地区，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的佛教就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延伸。这样，事实上中国成了大乘佛教的第二母国。两千年来，佛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
佛教传入前，这些地区的文化主要是儒、道。儒家主张积极进取，道家主张顺其自然，二者基本上都没有探讨人的生死痛苦问题。相对儒、道而言，佛教关于宇宙存在的缘起论、人生痛苦的价值论、对人的生死的终极关切思想、细密的心性论、独到的伦理学说以及系统的修持方法等，都有显著的优势，弥补了儒、道的不足，为传入地区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安慰。佛教还是极富于伦理道德的宗教，如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等戒律，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对这些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佛教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信仰、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天文等方面，对传入地区国家的文化发展影响很大。这是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自由交流的成功范例，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国佛教的传播、交流，还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如中日建交就是先从民间佛教交流开始的，赵朴初先生曾说，中、日、韩三国佛教徒共同筑起了黄金纽带。这条纽带推进了三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增进了三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
综观中国佛教两千年发展，方立天教授认为，佛教在历史上积极、正面的作用是主要的，消极、负面的作用是次要的。
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
经过两千年发展的中国佛教，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
方立天教授认为，未来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三个矛盾，有的改变了形式，有的则将更加尖锐。如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温升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等难题正日益困扰人类，人类实际上面临着生存危机；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相对匮乏的精神境界的反差现象将长期存在，文化精神危机、价值危机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未来的中国佛教应当在缓解这些矛盾方面发挥作用。如把修持佛教戒律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帮助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积极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在和谐人际关系、提高人的素质方面发挥作用；把佛教某些修持方式方法运用在心理调节、心性修养、心灵提升等方面。
方立天教授特别强调培养佛教人才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位佛学造诣深厚、人格高尚、修持严谨、热心弘法利生的佛门龙象，其作用与影响要远远大于盖十座大庙。佛教人才是佛教未来命运之所系。
